北京戒严的缘起和决策过程
——《1989天安门事件二十周年祭》之一

吴仁华

绪言

我于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先后获学士、硕士学位,1986年7月到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工作。我本人作为最早投入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中国知识分子之一,经历了天安门民主运动的整个过程,从1989年4月17日的第一次学生游行示威,到1989年6月4日清晨学生队伍被迫撤离天安门广场。

今年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20周年。20年来,围绕着1989年天安门事件,有过无数的评论,但我自始至终认为,1989年天安门事件最重要、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动用全副武装的正规军屠杀和平请愿、手无寸铁的学生和民众;探求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真相,最重要的也就是探求军队屠杀平民的真相。

1990年3月初,为了将亲身经历的“六四”血腥镇压事件真相公之于众,我跳海逃离中国,当即写下了约5万字的“天安门广场清场纪实”一文。20年来,我作为“六四”血腥镇压事件的亲身经历者,作为在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受过七年严格训练的中国文献学者,极力搜集有关“六四”血腥镇压事件的资料,探求军队屠杀平民的真相,终于在2007年5月出版了《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一书,今年5月又出版了《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一书。

《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一书,主要记录了1989年天安门广场武力清场的整个过程,包括天安门广场以外各主要屠杀地点的情况,是迄今为止有关“六四”血腥镇压事件最完整的一份记录。《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一书,详细记录了各解放军戒严部队的情况,是迄今为止第一本完整记录解放军戒严部队的专著。

由于中共当局至今全面封杀“六四”血腥镇压事件的真相,我在写作这两本书的时候面临极大的困难,首先是资料搜集极为不易,花费了无数的时间。第二本书由于牵涉到军队,写作的难度更大,诸如部队驻地、番号、指挥官、人员编制,都属于军事机密,为了破解一个部队番号,寻找一个部队指挥官,往往都要花费无数的时间。该书附录的两千多名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官兵名录,读者所看到的只是一个个简单明了的姓名、军衔、职务、籍贯,而我却为此付出了无数的时间、心血,最后几个月,为了最后核对这些官兵的资料,用眼过度,导致右眼视力严重受损。

作为一个“六四”血腥镇压事件的亲身经历者,作为一个中国文献学者,“六四”血腥镇压事件就像一个沉重的十字架,背负了20年,不胜负荷。写完这两本书,终于松了一口气,了却了一桩心愿。

为了了却这一桩心愿,个人付出了太大的代价。20年的漫长流亡生涯,其间许多亲人逝世,无法最后告别。我那早年守寡的母亲,历尽艰辛将五个子女抚养成人,她老人家今年高龄83岁,已经步入了人生的最后路途,我却不能侍奉身旁,或许今生今世不能再见她老人家一面,人生之哀,莫大于此。

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20周年之际,谨将此系列文章献给“六四”血腥镇压事件的死难者及其家属,献给梦中萦怀的故土和母亲。

北京戒严的缘起和决策过程

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胡耀邦因心脏病发作而逝世。北京各高校学生发起悼念活动,从校园到天安门广场,很快转化为一场反官倒、反腐败、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学生运动。由于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将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并由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于1989年4日26日发表了题为“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1989年5月13日,数百名北京各高校的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请愿,短短一两天时间之内,绝食请愿学生的人数剧增到数千人,持续不断地有学生送医急救,引发北京各界逾百万人上街游行声援,声援活动又迅速扩展到全国各地,引起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恐慌,决定调动大批解放军部队进京,对北京市部分地区(包括整个北京市区)实施戒严。

名义上,调兵进京实施戒严的决定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所做出,然后交由中国国务院出面颁布戒严令,并由中央军委具体部署实施。实际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纯属木偶,被几个躲在幕后的中共元老所操纵,拍板定局者是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从以下几次相关的中共高层会议和中共元老的密会,可见其端倪。

1989年5月16日晚上,也就是北京各高校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请愿的第3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紧急会议,与会者有中共中央政治局的5名常委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以及有权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中共元老杨尚昆(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薄一波(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这次紧急会议做出了两项决定:第一、鉴于目前局势非常紧急,于5月17日向小平同志进行全面的情况汇报,听取小平同志和其他老同志的意见;第二、同意由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向绝食请愿的学生发表书面讲话,书面发言稿会后马上播发。

1989年5月17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的5名常委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齐聚邓小平家中,名义上是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实际上是向当代的慈禧太后邓小平汇报请示,听候邓小平的指令。在场的还有中共元老杨尚昆和薄一波。

会议一开始,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首先简单介绍了学生运动的情况,但邓小平很快就给会议定了调子:“今天只谈论究竟应该(对学生运动)退让不退让?”薄一波迫不及待地发言说:“现在,后退是没有出路的,我们已经到了无路可退的地步。”杨尚昆随即也明确地表了态:“这是水坝最后的一个大堤,不能退,一退就垮了。”邓小平等人如此一定调,赵紫阳即使有不同看法,也不便或不敢表达了。就连反对调兵进京戒严、最终被撤销职务的胡启立,当时也不得不违心地表示“退是不能再退了”。

紧接着,邓小平就提出了调动军队进京,对北京市部分地区实施戒严的意见,他说:“考虑来考虑去,要请解放军出来,要在北京戒严,具体一点就是在北京市区实施戒严。戒严的目的就是为了坚决制止动乱,迅速恢复秩序,这是党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今天郑重地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来,希望你们考虑。”

邓小平说是提出“个人意见”,希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予以考虑,但他作为中共的“慈禧太后”,具有绝对的权威性,他的意见谁也不敢也无法反对。于是,会议随即做出四项决定:第一、当天晚上继续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具体部署如何在北京市区实施戒严;第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于5月18日早晨去医院看望住院治疗的绝食请愿学生;第三、李鹏于5月18日与学生代表进行对话,要求绝食请愿的学生全部从天安门广场撤出来;第四、5月18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向邓小平等中共元老报告部署北京市区戒严的情况。

会议结束后,邓小平亲自打电话给中共元老陈云、李先念、彭真,并指示秘书打电话给中共元老邓颖超、王震和中央军委的3名委员洪学智(时任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刘华清(时任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副秘书长)、秦基伟(时任中央军委委员、国防部部长),通知他们于第2天上午开会,通报实际上由邓小平拍板决定,而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名义所做出的对北京市部分地区实施戒严的部署情况。

1989年5月17日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继续开会,与会者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的5名常委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和中共元老杨尚昆、薄一波。5名常委对戒严问题意见分歧,无法达成一致的意见,薄一波提议进行正式表决。表决的结果是:李鹏、姚依林支持戒严;赵紫阳、胡启立反对戒严;乔石弃权。表决一结束,赵紫阳立即提出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的请求,理由是个人对北京戒严持有不同看法,无法继续履行总书记的职责。杨尚昆觉得赵紫阳在这个时候辞职对局势震动太大,极力劝说赵紫阳不要、也不能辞职。赵紫阳最终收回辞职的请求,改为请病假3天。

这次会议做出两项决定:第一、5月18日清晨5点钟,中共中央政治局的5名常委分头去协和医院、同仁医院看望住院治疗的绝食请愿学生。第二、北京戒严问题的部署因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严重分歧而陷于僵局,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全体常委于第2天(5月18日)上午再去邓小平家,将问题上交给邓小平,由邓小平与中共元老、中央军委有关负责人一起部署,并由中共元老们最后拍板决定。

此后,第13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作用基本上消失了,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再也没有参与任何决策过程。

1989年5月18日上午,中共元老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杨尚昆、薄一波、王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中央军委委员洪学智、刘华清、秦基伟等人聚集在邓小平家中开会,决定对北京市部分地区实施戒严。

这次会议做出了五项决定:第一、于1989年5月21日零点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施戒严。第二、于1989年5月19日晚上召开中央和北京市党政军干部大会。第三、由杨尚昆负责,立即部署军队在北京市区实施戒严的行动计划,成立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第四、向徐向前、聂荣臻两位解放军老元帅通报北京当前的形势,并通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即将在北京市区实施戒严的决定。第五、鉴于目前北京乃至全国的紧张局势,立即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发出通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党委常委会要在中央召开党政军干部大会后对戒严决定明确表态。

上述几次会议表明,对北京市部分地区实施戒严,是由中共元老们拍板决定的,起决策作用的是邓小平,具体执行者是杨尚昆。邓小平和杨尚昆无疑是“六四”血腥镇压事件的主要责任者。

杨尚昆与邓小平的关系非同寻常,不仅是四川同乡,而且早在1930年代中共在江西瑞金建立中央苏维埃政权时期,关系就非常密切。1949年中共建政后,杨尚昆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在1956年召开的中共第8届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杨尚昆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两人的关系越加密切。1978年,“四人帮”垮台后2年,邓小平复出政坛重掌大权。离开中国政治舞台达12年之久的杨尚昆也复出,并得到邓小平的充分信任,先于1980年9月从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任上调入北京,补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1981年7月出任中央军委常委兼秘书长,1982年9月升任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协助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在1982年召开的中共第12届代表大会和1987年召开的中共第13届代表大会上,杨尚昆连续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继任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在1988年4月召开的第7届全国人大第1次会议上,由于邓小平的提议和竭力坚持,80高龄的杨尚昆取代李先念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可以说,邓小平与杨尚昆的关系属于密友,而与同辈人陈云、李先念、彭真等人的关系则是同志。王震虽然死心塌地地追随邓小平,但他与邓小平的关系也远不如杨尚昆。至于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虽然在1980年代作为邓小平的三大爱将,但他们与邓小平的关系,更象徒弟与师傅的关系,难以达到邓小平与杨尚昆亲密无间的程度。正因为是密友,杨尚昆可以随意出入邓家,在邓小平名义上退出中共权力核心圈后,更成为在邓小平与中共中央政治局之间传递信息、沟通意见的信使。每当中共中央政治局有重大事情需要向邓小平请教,都是通过杨尚昆传达的。

杨尚昆与赵紫阳私人关系也相当不错,在当时5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最亲近的就是赵紫阳。这不仅因为他俩都曾担任过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更因为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上相同,思想观点比较接近的缘故。所以,在如何处理1989年学生运动这一敏感问题上,杨尚昆的作用就更加突出了。虽然他在内心深处可能赞同赵紫阳处理学生运动的主张,即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但是,邓小平一旦做了武力镇压的决定,他就转而全力予以执行。

在镇压1989年学生运动的问题上,中共元老中除了邓小平和杨尚昆,陈云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中共内部资料中有这样的一段记载:陈云同志在事关党的重大原则问题上从不退缩,在党和国家危难关头更是挺身而出,无所畏惧。1989年春夏之交,他正在外地养病,当首都发生政治风波,他毅然提前返回北京,召集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开会,率先提出要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并指出:“现在是关键时刻,不能后退。如果后退,两千万革命先烈用人头换来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变成资本主义的共和国。”陈云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在中共党内具有崇高威望,他的表态对于平息政治风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陈云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5年任期内,只是在学生运动期间的1989年5月26日出席并主持过一次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会议。按照中共当局的说法,这对稳定当时的局势起了很好的作用。

其实,早在1989年5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北京戒严之前,邓小平就曾与杨尚昆私下讨论过解放军部队的情况,早有调动军队进京镇压的打算。1989年5月11日下午,杨尚昆单独前往邓家汇报情况。他俩主要谈论了以下问题:第一、这次学潮为什么结束不了;第二、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支持学生;第三、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态度;第四、解放军部队的情况;第五、北京和地方政府的态度;第六、下一步怎么办?

交谈中,邓小平表示:“人民要求反腐败,我们当然接受。现在这些别有用心者提出反腐败,我们也要当好话来接受。当然,这个口号只是他们的陪衬,他们的核心是要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接着又说:“我看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只有姚依林的观点最鲜明,态度最坚决,并且一以贯之。在重大政治问题面前中央政治局常委一定要果断,要敢于坚持原则。当然,我们要尽量采取和平的手段解决这次学潮。”从邓小平“我们要尽量采取”这句话,可见他已有调兵进京镇压学生运动的预案。

邓小平询问杨尚昆:“你怎么看京津沪三地对这次学潮的处理?”杨尚昆回答说:“处理这次学潮,态度最坚决的是北京,李锡铭、陈希同几乎每天把两眼都盯在学潮上,生怕北京出现大的乱子,担当不起。”李锡铭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市长,他俩结伙紧跟李鹏、姚依林,力主武力镇压学生运动。在赵紫阳提出“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学潮)”的主张后,他们一方面极力刺激学生,激化矛盾,不让局势稳定下来,一方面一再向邓小平谎报军情,促使邓小平下定决心武力镇压。这是导致发生“六四”血腥镇压事件的一个关键。

邓小平接着又询问:“部队思想状况怎么样?”杨尚昆回答说:“学潮发生以来,解放军总政治部已经连续发出4个通知,要求各大军区认真做好官兵的思想政治工作,决不介入地方政府处理学潮的事务。对于涉及严重影响地方社会安定的打砸抢事件,地方政府需要军队出面维持秩序的,必须报经中央军委批准。现在,军队的政治学习抓得很紧。一些军区还开展了官兵对话活动,针对性很强,有效果。七大军区和三总部(解放军总参谋部、解放军总政治部、解放军总后勤部)的领导班子成员精神面貌很好,没有不团结现象。”

1989年5月13日上午,杨尚昆和赵紫阳一起来到邓小平家,汇报近期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工作部署。听完汇报,邓小平表态说:“这次学潮已经拖得太久了,将近一个月了。老同志们心都焦急着呢。陈云、彭真、先念、王震还有邓大姐(邓颖超),包括我,心里都急着呢。要有决断力。”杨尚昆明白邓小平的心思,特别就解放军部队的情况予以说明:“部队官兵的思想是统一的,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这次学潮对部队官兵的思想不会有大的影响。”最后,邓小平特别叮咛:“在重大政治问题面前中央政治局常委一定要果断,要坚持原则。当然,对这次学潮,我们要尽力采取和平的手段解决。”

在上述邓小平的谈话中,都透露出他一直有着动用军队镇压学生运动的想法,决定调兵进京对北京实施戒严,决不是他一时心血来潮。邓小平本来是希望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做出相关的决议,可以“名正言顺”地调动军队进京,以避免“垂帘听政”之嫌疑,没想到遭到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坚决抵制,打乱了他的如意算盘。这也正是邓小平痛恨赵紫阳,导致赵紫阳被软禁到死的主要原因。

《钢铁的部队:陆军第38集团军军史》透露,1989年4月22日,也就是胡耀邦去世后仅一周,陆军第38集团军便奉命进京“维护首都安定”了。北京卫戍区警卫第1师也已经奉命进入北京市区执行命令。由此可见,邓小平等中共执政者对于其专制统治的安危是极为敏感的,从一开始就考虑到了动用军队的可能性。相比之下,北京的市民和学生就显得太天真烂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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