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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权双周刊编辑部
藏人的“红成”不红
阿坝县位于四川省阿坝羌族自治州西北部之川、青、甘三省交汇处。该县东邻若尔盖县、红原县;南与马尔康县毗邻;北面和西面分别与甘肃省玛曲县、青海省久治县、班玛县和四川省壤塘县等藏族部落相连。自宣布1967年为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针对中共统治的新一轮对抗在青海、甘肃和四川三省藏人中随即以阿坝县为中心借机开展。
现今三省藏人“红成”组织和运动的参与者和目击者仍有许多,但文字记载少之甚少。文革时藏人建立“红成”是以成都的红卫兵成都部队“8•26”派的中学组织“红卫兵成都部队”(“红成”)的名义组建的,但其与成都的“红成”有本质的不同,并且其组织成立后与成都“红成”的运动无任何关联。当时参加这一组织的大部分藏人认为“红成”为“红色城市”的简称,而“红色城市”指的是什么则不明确,但其目的是要与“红卫兵成都部队”一称区分开来,因为二者的斗争原由、方向和性质多不同。桑杰嘉在《西藏“红成”事件》一文中认为“红色城市”的称呼为一个错误,但其实并非如此。所以应该保留此称呼,以明确地辨别文革期间成都红卫兵部队的“红成”与藏人的“红成”之间的区别。
藏人的“红成”组织和运动最初出现在四川省阿坝县,随后不久也出现在周边二省,共有三省的十多个县(久治县、甘德县、阿坝县、若尔盖县、红岩县、壤唐县、松潘县、夏河县、玛曲县、迭部县、班玛县等)的近十万藏人群众参加。流亡藏人中出版的《三代人的伤痕》(藏文版《mi tog gsum gyi rma ka》)之中写到“卡旭果尊(kha shul sgo brzon)、赞姿扎西(vzam zhe bkrv xhis)等人以116(?)的名义,在梅坞如麻(rme vu ru ma)成立了200多人的组织并举事,不过组织在短期内覆灭。据称剿灭此组织的是‘红卫兵成都部队’,并称其后台为重庆8•15。”[按历史背景推断,此组织的覆灭应该与“继光兵团”被“8•26”派(成都最强的组织,相当于重庆的“8•15”)歼灭有关。] 卡旭果尊等人得知这一消息后, 准备以成都红卫兵的名义开展新一轮民族对抗,并派赞姿扎西等人从成都取得500份关于“红成”的文件和组建“红成”组织的批示,同时联络了阿坝各地区奠定组织基础。
向驻守阿坝的官兵出示从成都得到的批示文件后,取得了建立“红成”组织的批准,在每个大队安排一人为队长散发有关文件。在1968年3月17日他们组织了有万人的游行,口喊“宗教信仰自由,落实民族政策”,但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当地汉人和中共。1968年3月26日,以“我们才是真正的革命者”为口号进行斗争,解散和驱逐了设立于阿坝各地的人民公社和乡人民政府,几乎在阿坝全区展开了针对中共的此种斗争。随后几天在阿坝县为“谁是真正的革命者”而争论不休,藏人“红成”组织与当地中共组织形成很大的冲突而未能在此设立扎实的“红成”基地。
赞姿扎西和其美桑丹(jig med bsam gtan)等“红成”组织者带领300多名群众到阿坝县南部的马尔康县(vbar khams)举事,解散了人民公社和乡政府,把所有的财产分给了当地人民。其美桑丹为一僧人,在这一地带具有较大的影响力,而且是“红成”组织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他的介入使得群众的参加更积极,对组织的扩大起了很大作用。
青海省久治县的5个乡和牧场的900多人参加了藏人“红成”组织,其中35人为基层干部和民兵,据说民兵从民兵队带去了14支枪和500发子弹。1968年10月28日,藏人“红成”准备攻占青海省久治县的消息在该县流传。中共察觉此组织在藏族民间的影响力和对政权的危险性后,于1968 年11月初起开始武装镇压藏人“红成”组织。久治县政府的网上写道:“11月3日至5日,阿坝地区群众组织‘红卫兵成都部队’(简称‘红成’)1400多人(包括久治部分群众),在少数坏人的操纵下流窜到久治,包围县城3天。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红成’受蒙蔽群众觉悟,自动解散824人,解放群众64人,交回长短枪14支,子弹251发,牲畜2695头(只)。”当时“红成”组织围困久治县后,先后派人到县城向当地中共政府要求“在三天内中共所有汉人干部要自动离开县城回到老家。若在给定期限内不回去,将会进行武装进攻。”但是他们还没有进攻,中共的武装镇压就开始了。在久治县的镇压中其实是“红成”组织有824人投降,被俘64人;镇压中击毙7人和其后枪毙2人的事实都没有提到。(“受蒙蔽群众觉悟”一词有一定的背景,因为组织的领导人称“有12万个藏人勇士驻守待发在阿尼玛卿神山后”,很多藏人也相信了这一谎言。但正如组织者的所愿,提高了群众的参加性和斗争信心。) 藏人的运动中仅在阿坝县除一个公社外其余的99个公社都被“红成”组织解散。
1969年7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名发出针对四川武斗的布告,重申严禁武斗,命令人民解放军采取强制措施,坚决制止武斗。命令的下达加剧了对藏人“红成”成员的镇压和关注,10月17 日,成都军区致电中央,把藏人的“红成”组织定性为“新叛内奸集团”,向三省各县派兵镇压“红成”。1970年3月,开展打击现行反革命、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的“一打三反”运动,在这一运动中“红成”成员也成为主要的残害对象。同年5月,久治县核心小组决定成立“叛变投敌集团”专案组,负责调查1968年11月初与“红成”组织“里应外合,企图颠覆人民政权”的案件,仅在久治县涉案人员就达161人。在三省藏人的“红成”运动中损失最重的是阿坝。
1971年2月4日,久治县县委给1968年“新叛内奸集团”平反(即“红成”)时, 果洛丹曲白桑(久治县的“红成”组织成员)向政府人员自认是反对中共,反对统治,进行造反, 可是政府工作人员硬说不是。
参考资料:
《西藏 “红成”事件》
《三代人的伤痕》藏文版
《果洛见闻与回忆》
《四川武斗》
http://biweeklyarchive.hrichina.org/article/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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