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期 2010年6月17日

北京电影学院的崔卫平教授，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公开讲出“六四”问题的学者之一。居然有人发问：是不是此人在“六四”中有什么挫折，受了什么刺激？崔卫平在她的一篇博文里写道：“啊，这是他们唯一的思路了，认为别人做任何事情，只是出于某种个人动机、个人利益，我后来见到许多朋友都遇到诸如此类的情况。”

今年5月以来，以富士康事件与本田罢工为标志，绵延不绝发生的罢工潮已经蔓延至中国十几个省份，工人的利益主诉是加薪与要求成立独立工会。对这两类要求，中国政府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对加薪要求表现了一定程度的容忍，继本田及富士康加薪之后，中国27个省市纷纷宣布上调或计划上调最低工资标准。这些消息让中国观察人士为之雀跃，认为“加薪潮”蔓延，“中国势将结束劳工低薪时代”。

但欢呼声显然来得太廉价了一些。劳工报酬纵向比较虽然上涨了15－30％，并不意味着劳工低薪时代的结束，这种比较显然忽视了衡量劳动报酬的两个更重要的指标。

“工资这么低，大家别做了！”这是本田罢工事件中来自24岁青年谭国成及一位姓萧工友的第一声呐喊，他们皆是纯正的80后。这话犹如炸药库里突然点燃的第一根导火索。5月17日的早晨，在佛山南海本田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仅仅因为这声呐喊，当时就有三百余名工人冲出车间，到公司篮球场静坐罢工。谭、萧二人的呐喊，此前压抑已久，俩人4月29日向公司递交辞呈，但这提前一个月的辞职之举却非同寻常，走是一定要走的，但在走之前的这个月里，一定要把愤怒公开表达出来，期待激起共鸣效应，仿效谭国成所述的“甘地那样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要不是几天前一位网友在推特上无意中提起，我还不知道《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这本书在国内早就成了禁书。

《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本来是一部学术著作，属于“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由北京的三联书店于2002年出版，印数只有7000册。殊不知发行时正赶上三峡工程建设的问题不断暴露，当局一看到“水库”、“电站”、“移民”、“上访”这些词就神经过敏，于是内部下令限制发行，于是不到半年，这本书在市面上就看不到了。不过这倒从反面提醒我们，这本学术著作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

如果说1949和1989年相隔40年，其前和其后中华民族分别两次断裂：1949年是在台湾海峡两岸的断裂，1989年是大陆内部的断裂。

到底是哪一种力量驱使1989年提出各种宪政诉求，而且这些宪政诉求得到普遍认可？从邓小平、赵紫阳到政府机关，再到社会各阶层？这些诉求与近代以来的目标是不是一致的？如果是一致的，那么说就是驱使提出近代目标的同一种力量驱动了1989。担当中华民族命运，是因为中华民族命运关系每一个人的自由、财产和幸福。为此，炎黄子孙组成了一个大家庭，爱国主义是对家庭的爱。这种爱和追求构成了1989宏大和微小的动力。

一

两位人权律师在一次庭辩中，因不满一些身份不明的人在法庭上对其正常的辩护权指指点点，而中途退庭，以示抗议。接下来，他们受到了司法局的严厉惩罚，被吊销了执业证，这意味着他们将终生不能再继续从事律师职业。

在我们国家，不仅民众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律师的人权也得不到保障，这已经是见怪不怪的事了。

结社自由：是指在自愿的基础上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建立的不违反法律的政党、工会和其他公民联合组织的行为。结社自由是人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没有结社自由，也就是没有民主和社会契约关系的发展。近代特别是本世纪以来，结社逐渐演化为公民的一项宪法基本权利。结社权是基本人权，破坏结社权就会损害社会本身；结社自由是反对专制政治的重要保障；结社可能会给专制社会带来暂时的政治不稳定，但对民主社会来说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的。结社自由所涵盖的面很广，既有狭义上的组织团体的定义，也有广义上的定义，如政党组织、工人工会、行业性协会等。在许多国际性法律文件中，对结社权也作了规定。在国际人权宪章和《欧洲人权公约》中都有结社权的规定。不仅如此，国际社会还专门制定了《结社自由及保护组织权公约》（1948年）。

我曾在《我和我的右派朋友》一文中叙述过，1957年“鸣放”——反右时，因与挚友席凤楼通信中谈到学校里贴出的一张大字报“南大二十条”，由于凤楼不慎，信被别人看到，他因而被人告密、揭发，后被打成了“右派”。又因此追究查到正在读书的我，于是我也被打成了“右派”，开除学籍，送交人民公社监督劳动改造。从此我就失去了生活与工作的权利，走上了苦难的历程。这是一段难忘的记忆，几十年过去了，还是难以忘记，因此留下一点真实给予后人。

那时正是毛氏执政的鼎盛时期，其威望如日中天，“顺者昌，逆者亡”，他们没收个人财产，剥夺公民权利，严密控制每一个人。我没工作，生活就陷入了绝境，1949年后我家已一贫如洗。中共的土改，根本就没有实行他们的那个所谓的《土地改革法》。我们一家在土改中，被扫地出门，家破人散。全家老少九口（祖母、父母、六兄弟姐妹）全靠着父母帮人干些杂活、洗浆缝补勉强度日，有时还要挨饿、乞讨。

五、文化改革的目标模式——文化自由化

文化是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及其成果，说得具体一些，是人类追求自身完美和社会完善的表现及其成果，这些成果的积累就是文明。

一般说来，文化和自由是相互影响、同步发展的。文化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的自由度，而社会的自由度往往有赖于文化的进步。春秋战国时代，各国诸侯忙于争霸称雄，给文化学术提供了比较自由的空间和比较宽松的环境，诸子百家讲学授徒，各抒己见，带来了文化的空前繁荣，给中华民族留下了无比宏富的文化遗产。民国初年，政客和军阀粉墨登场，他们为了争地盘争权力，放松了对知识分子和文化界的控制，加上西学东渐，人们求知若渴，于是便出现了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甘地陵植被茂密的封顶长廊也是这座陵园的围墙。围墙之外，是更为宽阔的长满绿草的坪坡。达赖喇嘛曾经站在这绿草坪坡上，面对甘地祭坛，感受到甘地伟大灵魂的感召，并在那里发愿：要终生奉行非暴力原则，为西藏争取公义与和平。

那年是1956年，达赖喇嘛21岁。他首次访问印度，抵达后第一站就是甘地陵园。

1950年，中国军队入侵西藏。中国政府以西藏主人的口气宣布要“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因为这些帝国主义势力“使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陷于奴役和痛苦的深渊”。这是中国中央政府拟定、藏人被迫签署的《十七条协议》中的内容。而当时的西藏只有六名欧洲“帝国主义分子”，全部是战争期间从印度英国俘虏营里逃出来的难民：一个英国传教士、两个英国籍无线发报员，还有两个奥地利人和一个白俄。当达赖喇嘛从首次从北京的广播中听到他们必须签署的《十七条协议》时，他痛苦地回忆起一个事实：“自从1912年驱逐最后一批中国军队之后，西藏根本就没有任何外国势力了。”（达赖喇嘛回忆录《我的土地，我的人民》第五章“入侵” 。

谭作人案二审维持原判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今日驳回环保维权人士和作家谭作人的上诉，维持原判。这是由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代为宣判的，整个庭审过程仅12分钟。成都市 中级人民法院於4个月前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谭作人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他有期徒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谭作人随后委托律师提出上诉，坚 称：“我无罪，我不服，我抗议，我上诉”。

6月1日
△《南方都市报》的B16版面刊出一组儿童漫画，其中有一幅为一个小男孩儿用白色粉笔在黑板上绘出3辆往前行驶的坦克，坦克前方可见站着一个人。这使许多人想起21年前北京王维林挡住坦克前行的镜头。第二天，这幅画已被删去。该报的工作人员声称，因漫画被读者恶意曲解和误读，因此予以删除。

△ 湖北省潜江市明星商业城的经营户50余人到市政府进行抗议，强烈要求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租赁的权利，保障市场经济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