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徒维权人士宁惠荣

故事整理人：马萧 
受访人：       宁惠荣 
受访时间：   2015年7月31日

受访人简介：宁慧荣 男，满族人，基督徒，出生于1946年10月，原籍北京市，1966年8月赴新疆“支边”，供职于新疆哈密地区盐化工厂。2003年，因抗议警察滥权的行为，走上维权之路。2007年开始赴北京投诉。2009年9月，向北京市治安总队提交“游行示威”的申请报告，被指控“寻衅滋事”，遭到逮捕。2010年1月，被新疆地方当局判处三年半监禁，在新疆吐鲁番监狱服刑，因拒不认罪，未获减刑，2013年3月刑满出狱。

马萧（以下简称“马”）：请谈一谈您被逮捕的原因。

宁惠荣（以下简称“宁”）：这最初涉及到我儿子一件不光彩的事情。我的儿子出生于1983年，还是在2003年时，他和一位朋友在一户人家那里偷了一部手机，并且将手机卖掉换了650块钱。

那些天，我看到儿子花钱大方，感到很奇怪，不知道他的钱从哪里来的，在我的逼问之下，儿子说出了实情。于是，我主动把儿子交给了公安部门，当时我的想法是因为自己家教不严，也是想让警察好好管教管教他，让他记一点教训。不过，当时我的想法也就是希望将他拘留几天，儿子刚满19岁，并不是那种特别坏的孩子，在此之前，他从没有过什么偷盗、打架斗殴等不良记录。

但警察却因此定了我儿子三年监禁，这让我始料未及，我认为警察量刑过重，有涉嫌滥权的行为，更令我不安的是，负责我儿子案件的警察刚好在事发之前同我们家有过过节，因此，我怀疑是这个办案的警察借机对我进行报复。

为了替儿子讨得一个公道，我开始向新疆地方各部门投诉，就这样一步一步走向了维权者之路，但直到儿子刑满出狱，我都未获相关投诉部门的实质性回应。2007年6月，我从新疆来到北京，控告新疆地方当局的行政不作为。2009年9月，我再次向北京市治安总队申请游行示威，此前，我曾申请过好几次，既得不到批准，但警察也没有对我进行过报复，但这一次却与以往不同，就在治安总队接待大厅的申请过程中，我遭到了警察的逮捕。

马：您认为警察对您的逮捕行为是合理的吗？

宁：当然是不合理的，首先，《宪法》第35条明文规定了公民有集会游行的示威权，警察用暴力来对待和平示威者肯定是一种违宪行为。况且，我并没有采取实质性的示威行动，还处于向警方申请的过程中。

我认为，作为维权者，即便他的投诉诉求是不合理的，哪怕他确实是在无理取闹，但维权者因此行使和平示威权却是完全合法的，只要他的行为不伤害到其他人的利益，因为示威权本身就是公民的宪法权利。

比这更荒唐的是，在审判的过程中，我被指控“寻衅滋事”，被判处三年半监禁。而在我的判决书中，还特别强调了我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这完全是欲加其罪的构陷和栽赃行为，有过维权经历的人们心里都清楚，那些维权者千里迢迢来到北京投诉，他们希望北京政府能够为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往往遇到官员连说话都不敢大声，怎么可能去起哄闹事，而且，起哄闹事本身只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术语，但这样的模糊词条却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刑法》第293条的法律规定中，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警察给那些无辜者定罪在利用法律方面的随意性。况且，政府机关的接待大厅并不是公共场所，它只是政府机关的办事机构，即便是公民们不满政府官员的公务行为，即便带有个人的主观情绪，发发牢骚，也不应算作是犯罪行为，而我在提交报告时，完全没有这种情绪，我是在接待大厅的复印室复印身份证明的时候，被警察逮捕的。

还有更荒唐的，那一天是2009年9月14日，警察把我从北京市治安总队的接待大厅一路拖到外面的警车上，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对我进行了施暴，我全身上下伤痕累累，这在海淀区看守所进行身体检查时都有记录。一开始，警察将我送到海淀区双榆树派出所，后来又连夜将我送进了海淀区看守所。因此，自9月14日晚上开始，我就被送进看守所的监室内。但是，在我的案件判决书上，却稀罕地记录我在第二天，也即9月15日，又被警察抓过一回，并且判决书还指我有“袭警”的行为，说“警察把在逃人员抓回”。我看到判决书后感到莫名其妙，因为9月15日那天我已经被羁押在海淀区看守所的监室内，怎么可能还会有“逃跑”行为，而且还“袭了警”。而且，在检察院出具的起诉书中，并没有出现这样的内容，但在法院判决书上，却出现了这样令人匪夷所思的奇怪“事实”。

后来，我想，之所以如此，可能是因为法院在对我定罪量刑的研判中，如果单纯从我提交“游行示威”的申请报告这一行为来考量，凭这一点给我定罪是很牵强的，更何况还要加重判罚我三年半监禁（显然，为了达到惩罚的实际效果，要比我儿子的刑期还要加增半年）。于是，为了给我定罪，就故意虚构和捏造了这样一条完全不存在的“犯罪事实”。因为在中国大陆的司法观念之下，“袭警”和“越狱”这两种行为都属于重罪，警察和法院怎么定行为人的罪都是不过分的，他们不需要去考虑行为人出于什么样的心理动机，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实施的这两种行为。

我在海淀区看守所一共羁押了不到十天时间，在“十一”前夕，我新疆警察押送回了新疆原籍地。

马：在海淀区看守所被羁押期间有没有令您感到印象深刻的事情？

宁：在海淀区看守所，印象深刻的是在押人的生活待遇非常糟糕。当时整个监室一共羁押了四十多个人，非常拥挤，因为炕铺不够用，所以就安排十多个人值晚班，值班人员站成一排，不允许相互之间说话，不允许随便走动，因为每个班次是两个小时，值班人员必须一动不动地站两个小时，我当时已经六十多岁了，而且患有严重的高血压，但是也必须要值班，我受不了，几天下来，我头昏脑胀，全身都难受，为了抗议看守所这种非人道的虐待行为，最后几天，我开始绝食。在监室里，只有牢头狱霸不需要值班。

在海淀区看守所，牢头狱霸的权力是很大的，在押人连上厕所都必须经过牢头的同意，不是你想上就能上的，不仅是牢头的权力大，而且连牢头下面的马仔，也同样可以限制其他在押人的权利，因此，连牢头下面的人也是不能得罪的。有一次，牢头下面的一个马仔说：我没有权利让你上厕所，但是我有权利不让你上厕所。如果他对某位在押人有成见，在牢头还没有发话同意之前，抢先说不允许你上厕所，这样，你就只能老老实实的呆着了，因为牢头会照顾他手下亲信的面子，不会同意让你上厕所的。这些其实都是虐待在押人的不人道行为。

在海淀区看守所，在押人的伙食待遇也非常差，不过，我还是赶上了一次改善伙食的机会。所谓的“改善伙食”，其实就是在平时的菜里面加了一些鸡蛋，但是，等这些菜送进监室之后，负责分配的是牢头手下的马仔，他们会把菜里面的鸡蛋提前一点一点全挑出来，等到给牢头狱霸留足了以后，再分配给其他在押人。

因为人多，所以每位在押人能分到的鸡蛋非常少，用现在家用的小汤匙，大概三分之一小汤匙的量，一丁点儿。而且，在押人分到了这点鸡蛋，都必须马上毕恭毕敬地要向牢头点头致谢，要说感谢牢头之类的吹捧话，这是每个人都要说的。看上去，这点儿鸡蛋都是牢头给其他在的人的一种布施和施舍的行为，他们正是借这种日常行为来树立牢头的特权权威，以及摧毁其他在押人的自尊心。

我被新疆警察带回到原籍之后，被羁押在哈密看守所。

马：请谈一谈您在哈密看守所的生活经历。

宁：我被送到哈密看守所是在2009年9月底，直到2010年4月才离开，被送往吐鲁番监狱服刑，一共在哈密看守所羁押了半年时间。

相比起北京的看守所，哈密看守所对在押人的管制就要宽松很多了，我所在的那间监室只羁押了十四、五位在押人员，虽然监室的面积比海淀看守所稍微要小一些，但因为被羁押的人要少很多，因此，不像海淀看守所那样拥挤不堪，基本上每个人都能平躺着睡觉，因为都能够睡觉，所以也不用安排那么多人值班，每个班次只安排两个值班人员。

监室同样有牢头，牢头占用的铺位是最宽的，他一个人要占两个人以上的铺位，我在哈密看守所没有换过监室，但换过一次牢头，两个牢头都是维族人，在监室里，维族人和汉族人基本上对半，我刚进去时，牢头很快就离开了，由另外一个维族人接他的牢头位置，他也刚从别的监室转过来的，这个牢头三十多岁，是个已决犯人，因为涉嫌杀人被判处死刑，但他不服审判，还在上诉。

这个牢头有一个生活习惯，在中午休息和晚上睡觉，专门安排一些性格比较软弱、或者是新送进来的在押人为他做按摩，他平时也虐待其他在押人，但程度远不像北京那样严酷，有一个小孩，年纪不大，二十来岁，因为偷盗行为被送进来，他是从农村来的，不会说汉话，在监室里，不管是维人、还是汉人，都是用汉话交流，这个小孩因为不会说汉话，因此显得有些不合群，平时就显得少言寡语，于是牢头就老拿他开心，有事没事欺负这孩子，往这个小孩的大腿窝子里使劲掐一把，这个孩子受不了，疼呀，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不敢哭出声来，经常会发生这种虐待场面。

打架的事情发生过一次，那是发生在2009年冬天。在监室里，在押人干活是有规矩的，新进来的人首先必须擦地板，包括清理卫生间，也就是整个监室里最脏、最累的活由新进来的人干，当时干这个活的人是一个汉人，他还是个技校的学生，刚毕业还在实习，就在实习期间，他偷了一台电动车，于是就被送进来。

不久，送进来一个维族人，他正好和牢头认识，于是，牢头不让他干活，还是由那个汉人学生继续擦地板。后来，又送进来一个人，还是个维族人，巧合的是，他也认识牢头，于是，牢头还是安排那个学生干这个活。这样，这个汉人学生就有不满情绪了，结果被揍了一顿，当时动手的是这个牢头的手下，也是个维族人，将那个汉人学生摁在床上暴打，所有人都不敢上前去劝阻，最后还是狱警在外面喝止住的。不过，打人者并没有受到惩罚，他们也没有调监，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不过，总的来说，在押人之间相处还算是比较融洽的，其实每个地方的看守所对待在押人的态度都不一样，甚至同一个看守所不同的监室，乃至同一个监室换一个牢头，对在押人的生活都会有很大影响。当然，看守所从来不承认里面有“牢头”这一说法。

在哈密看守所，在押人都能吃饱饭，至少在我所在的监室是如此。刚进去的时候，一顿只发给在押人一个馒头，我吃不饱，于是写了个报告给看守所的教导员，结果，这个教导员很快就带了个厨师过来，那个厨师还带了个馒头，等给我馒头之后，他又问：谁还不够吃的，请举手。结果整个监室的在押人都把手举起来，从那天开始，我们那个监室对在押人的主食就不限量了，别的监室情况如何我不太清楚。

虽然在押人平时也要“坐板”，和别的看守所一样，但相对比较而言，名堂远没有北京的看守所那么多，坐板的时候在押人可以放松，不是一天到晚都板着脸一本正经的坐着，中间还会不时有休息时间，坐板期间，牢头也不会刻意去找在押人的茬。到了晚上，在押人可以凑在一起玩扑克牌，或者下象棋。监室里有电视，但《新闻联播》也不是强制必须看的节目，在押人可以自行调换电视频道，没有电视遥控器，如果在押人想换电视频道，直接用手去按电视上的频道按钮。电视甚至还可以整夜不关，值班人员可以看电视来打发时间，他们在值班期间也不用傻呵呵的一直站在那里，可以坐着看电视，这都是和别的看守所不一样的地方，接近于一种类似正常人的生活。

我刚进去时，因为患有高血压、年纪也大，看守所的教导员还专门找那个牢头谈话，让牢头不要安排我值班，不让我干活。但是，在看守所，被关押人家属往里面存的钱，存钱卡狱警让牢头保存，购物登记，用多少钱的清单牢头只是草草地念一遍，并且不公开账目，因此账目不清。

马：请谈一谈您在哈密看守所遇到的一两件比较有意思的事情。

宁：有一个畜牧局防疫站的官员，姓张，是个副处级，他是因为涉嫌贪污遭到逮捕，被指控贪污了十万块钱的公款，羁押在我所在的监室。但据他讲，根本没有这回事，这完全是一种构陷，他说，他之所以遭到逮捕，其中的故事非常复杂，当时的地方政府和一位私人企业主合作，建了一个奶制品公司，而政府方面则由畜牧局出面代行政府的管理职能，这个奶制品公司在运作过程中，向社会集资了很多钱，但像这样的企业，内部管理是非常混乱的，并且长年处于亏损状态，这样，管理的官员换了一拨又一拨，但是这个瘫子却一天一天烂下去，结果这个包袱越背越重，最后让他来收拾残局。

因为企业没钱，但那些到期的社会集资款又要归还，于是，他就想办法，做通那些集资户的工作，将到期需要归还的集资款转为企业的股金，当然，他做一切都是经上级同意的。

后来，他被以贪污的名义抓进来，实际上这笔钱只是涉及一个银行转帐的问题，而且单位的财务人员都知道这笔钱的来龙去脉，因此，这个贪污的罪名很牵强。但政府为了塞包袱，把这个企业的亏损责任推给他，后来，又干脆给他安了一个私分国有资产的罪名，也就是说他把这个公司的股权全部分给那些集资户了，等到他出事，当初那些同意他这样做的官员也全都翻脸不认帐，这个奶制品公司的问题就这样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而这位姓张的官员相当于做了一个替罪羊，后来，我听说他被判了十三年监禁。

等到我快要转监时，我所在的监室转过来几个新的在押人，他们都是维族人，因为“七五”事件遭到逮捕的，他们都从别的看守所转到哈密来，可能在先前的看守所受到狱警的虐待和整肃，刚送过来时，他们见到狱警就像耗子见到猫一样恐惧，都不敢抬头正眼看狱警，只要见到狱警的身影，马上抱头蹲下。

后来，我们同监的在押人告诉他们，说这里没有这样的规矩，见着狱警不用抱头蹲下，他们才慢慢地放松下来。我和他们在一块大约呆了一个月，才正式转监，给我的印象，这些维族人和其他人并没有什么不同，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既没有严重的暴力倾向，也没有那种刻骨的仇视汉人的极端心理，大家整天在一块聊天，都是有说有笑的，但这些人判得都非常重，其中有一位，说他推倒了马路上的隔离带，他被以“破坏公共交通设施”遭到审判，领了个“无期”。这个维族人在看守所的时候，还和正常人一样生活，但后来也转到吐鲁番监狱服刑，到监狱之后，他就不像看守所那样放松了，被整得服服贴贴，连话都不敢说。

在哈密看守所，汉族人和维族人不是分开关押的，而且，维族人和汉族人之间的交往也没有什么心理隔膜，相处得比较融洽，看不出有什么不共戴天的民族仇恨，也看不出这些维族人有什么极端的极端宗教主义的倾向，都是一些普通人而已，这是我的一个观感，我听说在南新疆地区，民族矛盾要尖锐一些，但在哈密地区没有那么严重。

——转自民主中国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68期  2015年10月16日—2015年10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