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改革，死路一条。”那是邓小平表态支持八十年代经济改革的理由——尽管胡乔木当时发明了似乎完全不同的说法，“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秀才的本领在修辞，不外乎冠冕堂皇。军委主席作为统帅，必须挑担子，不能不说实话。

这一次同样是形势逼人。别把《决定》中那些豪言壮语当真。中国要是万事大吉，领导真能高枕无忧，何必谈“改革”，何必谈“深化改革”，何必谈“全面深化改革”！路人皆知，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就反映了击鼓传花者对本党的一种责任感——不让此花在此时此手坠地。

全面危机呼唤全面改革。重点何在？《决定》说，重点在经济领域。这反映了现领导对GDP所寄讬的最高期待。不是说“发展是硬道理”吗？但愿能靠GDP治愈痼疾，平息民怨，改善形象，重振雄风，为一党专政的制度争光。

为了GDP，不能不呼唤市场。不能再自欺欺人地宣佈中国已经“具备完全市场资格”。《决定》正确地提出，“必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这是《决定》的亮点。没有自由竞争的市场，没有相应的规则，市场不可能有生命和创新的活力。

提要：中国现存市场体系之所以处在半死不活状态，不是由於它幼稚，而是由於它被侵凌。幼稚并不可怕。和幼稚相伴的，往往是生机勃勃，前途无量。真正可怕的是被强大的异物所佔领。唯有政治改革才能救治中国不死不活的市场，也唯有主动的政治改革才有可能使中共获得新生。

中国现存市场体系之所以处在半死不活状态，不是由於它幼稚，而是由於它被侵凌。幼稚并不可怕。和幼稚相伴的，往往是生机勃勃，前途无量。真正可怕的是被强大的异物所佔领。现在比比皆是的企业无法自主经营，不能公平竞争，消费者难以自由选择和自主消费，商品和土地、资金、劳力、技术、信息等要素不得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等等各种与市场本质背道而驰的怪现象，无一不是超经济权力干预的恶果。这才是问题的症结。

因此，当中共提出“改革”之初，与人为善的有识之士无不指出了政治改革在整个改革中的关键地位。唯有政治改革才能救治中国不死不活的市场，也唯有主动的政治改革才有可能使中共获得新生。可惜良言善意，被疑忌为“反共阴谋”。现在《决定》中有关政治、文化、社会各章节的论述，除了那些关於“人民”的空话以外，处处呈现出强化高度集权的雄姿。

致病之由是一党专政在不断恶性膨胀，治疗之方却是叫它继续升温发高烧。靠一党专政来谱写自由，用高度集权来完善市场。我不知道这种“改革”（即使是其中本来可能起相当积极作用的举措）最后会走到什么地步。

 “那么现在还有没有救？”肯定有的。我现在能够想到的，是习仲勋老人去世以前的遗言：中国需要制定《不同意见保护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