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被視為極端反共的美國政治家布热津斯基在史坦福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說了這樣一句話：“我确定地认为，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为罪恶的时代，我这一生中始终致力於我最为关切的问题，就是试图理解这一切是怎么发生，应该怎么做才能保证这些事情不再发生。”

所謂“最為罪惡的時代”，舉其大端，應該是指二十世紀曾發生的兩次世界大戰、德國國家社會主義（音譯“納粹”）的崛起、對猶太人的“工業化”滅絕、南京大屠殺、以蘇聯中國為主體的共產主義的崛起、以及其後幾乎毀滅人類的冷戰等等。在這個“最為罪惡的時代”中為惡最烈的，是所有政治制度中最暴虐的極權制度，以及人性中最陰暗的部分：仇恨、冷酷、殘忍。對於我們中國人來說，其標誌就是毛澤東和他的嫡系“老紅衛兵”。

我完全贊同制度批評。是的，我們的一切災難確實來自共產極權制度。但我同時也贊同人性批評，這是正統的共產意識形態從來激烈反對的：因為這是“人性論”，是“唯心主義”。我並非從理論出發，而是從我們身上的鞭痕出發：如果沒有毛澤東，中國完全可能是另一種命運。至少，可能不會餓死數千萬人，不會發生把全國人民捲入最高權力爭奪的“文革”，不會有文革中的大屠殺和大吃人。對於毛澤東的人性，半個多世紀前就有一位外國觀察家在自己的日記中做出了以下的評價：

“毛對任何個人或千百萬人都不感興趣。重要的是抓權。至於說抓權究竟要付出多大犧牲，……他是很少關心的。確切的說，對於這一切根本就不關心。對他來說，人民只是完成他的計劃的工具而已。（他）儼然是救世主。他凌駕於人類、法律、道德和苦難之上。”（彼得•弗拉基米諾夫：《延安日記》第241頁）

“毛澤東……連他自己的人民也只不過是他在權力鬥爭中的工具罷了！千百萬人的流血和痛苦，災難和憂傷，對他來說，只是一種抽象的概念。啊！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啊！我們往往是過分地把它簡單化了！”（彼得•弗拉基米諾夫：《延安日記》第68頁）

這個人叫彼得•弗拉基米諾夫，系共產國際派駐延安聯絡員、塔斯社特派記者，實際上是蘇聯駐延安“大使”。在1942年春至1945年冬長達三年半的時間裡，他在延安中共領袖層廣交朋友，和毛澤東長談數十次之多。再沒有任何一位外國觀察家比他與毛相處更久，了解更深的了。而且，他的觀察極為深刻，不僅揭示了延安時期的恐怖血腥，而且得到了毛登基後歷史的追認。他抓住了毛澤東的兩個重要特點：殘忍、權力狂。他還抓住了一個所謂“唯心主義”的歷史觀：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

談到個人、人的性格，政治就有了與文學相重疊的部分。我試著在“權力狂”和“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這兩方面來展開我的這篇隨想式文章。

先談權力狂。薄熙來正是這樣一位毛澤東式的權力狂。他一旦得勢，必將把中國再一次推入類似於“富田事件”、“延安整風”、“內戰”、“鎮反”、“反右”、“文革”的血泊。網上現在有一些關於他的傳言：

“‘薄熙來是一個政治狂人，他對自己的定位是“秦始皇──毛澤東──薄熙來”’”（嚴家祺：《王立軍代“天”懲罰薄熙來》）

“據網上消息，已被雙規的薄熙來親信交代，薄熙來王立軍計劃要在重慶殺三千人。薄熙來說，不狠狠地殺他一大批，不能建立我們的威嚴，無法鎮服猖狂的黑社會。他還說，六四就是殺人太少才使得現在還有人敢於翻案，這種教訓必須接受。”（蘇仁彥：《劉源涉嫌密謀，陷得很深——薄熙來和紅二代的行動策劃》）

嚴格地說，這些傳言不可盡信，但也不可完全不信。我是一個作家，研究對象就是人物的心理、性格。這些傳言與薄熙來性格與思想的主要特徵相當一致。他青年時代的一個細節至關重要：為表示劃清界限，曾踢斷了父親薄一波的肋骨。這是一個關鍵性的細節。踢斷父親肋骨，還得到父親表揚（薄一波1983年回憶文革：“……这个狠小子，又在前胸踏了我几脚，当时就有三根肋骨被踹断，看他这个六亲不认、手毒心狠，连他爹都往死里整的样子，这个小子真正是我们党未来接班人的好材料夠狠，能幹大事”——作家楊光），父子二人的性格、靈魂都袒露無遺。薄熙來所為，連幹部子弟圈子都不齒。這種事，在文革那種滅絕人性的時代也是極為罕見的。除此，我所知的僅有一例：我們班有一位同學曾帶領老紅衛兵去打他的“小業主”母親，據說親自參與了毒打。此事遭到全班左中右三派的唾棄，從此抬不起頭，自我流放到學校木工房修理桌椅，一直到畢業分配。我的母校就是那個“紅衛兵的發源地”清華附中，我們班的紅衛兵又是清華附中紅衛兵的骨幹。連他們都無法忍受這種喪失人倫的卑劣。薄熙來（加上他父親）這件事幹得過於殘忍了！

我應該介紹一下薄熙來的人格背景。

他是高幹子弟——“老紅衛兵”一代人。

在我的母校——紅衛兵發源地清華附中，文革初起，1966年初夏，“當同學之間還在辯論‘校長老師該不該打倒’時，高幹子弟們早已雄心勃勃，准備登上中國政治舞台，大顯身手了。一位高干子弟與同伴說：咱們的父輩就是在青年時代登上政治舞台的，現在該輪到我們了！他們天然地明白權力為何物．他們的父輩是今天的統治者，他們當然是中國明天的統治者。”這段話引自我多年前寫的《我所親見的“老紅衛兵”》。在同一篇文章裡，我還寫道：“紅衛兵——這些中國未來的統治者，這些年輕的權欲狂，就是這樣毫無人性地用無辜者的生命與鮮血來鋪平他們通往政治權力之路！”對於這些年輕的權力狂，我第一個把他們定義為“青年法西斯”、“毛澤東的黨衛軍”。將近半個世紀過去，他們中的許多人早已脫離政治圈，或者在政治權力領域之外取得很多成就，或者幡然悔悟站到民主人權的普世價值一邊。像薄熙來這樣嫌六四殺人太少，還叫喊要繼續殺人立威的，已經極為稀有，也許只有一兩人兩三人了吧？他真是成了毛澤東的嫡傳弟子。這不僅是性格分析，而且是重慶的現實。他掀起的“唱紅打黑”，既是毛澤東煽動民眾不滿以爭奪最高權力的套路，又有文革紅海洋的宏大氣勢，還借鑒了斯大林利用警察殘酷清洗的模式。共產極權制度曾經出現過的兩大模式：斯大林的警察模式和毛澤東的民粹模式（直接與人民“結盟”）薄熙來都成功繼承了。也許還應該分出一種波爾布特的大屠殺模式，薄熙來還沒來得及，而已。如果薄熙來真的說過諸如“六四殺人太少，還要繼續殺人立威”之類的話，我勸誰也不要當成一時失口的“過頭話”，他是下得了手的！

斯大林毛澤東是兩位共產運動史上頂級暴君。他們不僅殺黎民百姓殺政治反對派以立威，更下得了手殺同僚。斯大林幾乎殺光了參加了十月革命的列寧的老戰友，毛澤東同樣，甚至連乞求脫離政治，回鄉種地的劉少奇彭德懷都逃不出他的毒手。他們的人格已經發生了可怕的變化。斯大林逝世後，蘇共政治局殺掉了斯大林的劊子手貝利亞，就是因為太懼怕他的殘忍無情。馬林科夫、赫魯曉夫等人深知，一旦貝利亞上台，他們誰也幹不過他，而且將屍骨無存。這不僅是因為貝利亞手中掌握秘密警察系統，而且他殺人太多，殺順了手，已經演變為殺人不眨眼的魔鬼。我猜想，在中共最高層，恐怕無人不懼薄熙來。今天是政治盟友，後天就是刀下鬼，想做階下囚而不可得。在權力狂人格中，是沒有寬恕、容忍、克制等詞彙的，是沒有惻隱之心的，一切都會以人身死亡告終。王立軍與薄熙來共事甚久，參與密謀，深知其殘忍，最後逃入美國領事館，才得以保全性命。他是個絕頂聰明的人。

要看清一個人物，一定要研究他的家庭和社會背景。有一句名言叫“性格決定命運”，即是說命運是被性格決定的。同樣，性格也是被決定的，性格之形成，又緣於家庭、社會和時代諸背景。這就要說到薄熙來之父薄一波。

薄一波在中共高層內部亦遭人側目，主要緣於他在“倒胡”事件中之惡劣表現。因為“六十一個叛徒”冤案，薄一波在共產黨監牢裡蹲了15年大牢，完全是因為胡耀邦平反冤假錯案，才使他重返人間。對於薄一波而言，胡是有大恩的。不料在權力慾望之鼓動下，他竟然恩將仇報，聯絡極左派，並親自上陣，以非程序手段打倒黨的合法總書記胡耀邦，把胡正在醞釀的全面政治改革扼死於母腹之中。薄一波一生中另一件大事，就是抗戰時期的“晉西事變”。我青年時代曾在山西當農民當工人當作家凡二十年，山西民間對薄一波似無好評。用老百姓的話來說，“晉西事變”就是薄一波發誓放棄共產革命，堅決抗日，閻錫山輕信，看他是個難得人才，給他糧餉軍械，讓他幫忙組織抗日“新軍”。卻不料幾年後薄一波羽翼豐滿，翻臉不認人，把五十個團的軍隊帶到共產黨那裡去了。這一事件中的兩位主角都受到惡評：在閻錫山是輕信誤國，死在台灣舉行國葬時報紙仍耿耿於懷：“抗战前后，虽然阎氏始终站在抗日战线，但因为阎氏大量培植左倾分子，卒使共党势力在山西坐大；二十八年十一月，新军叛变十五万之众，均投向共匪，成为后来晋察冀区共军主力，又是谁之过欤？”至於薄一波，山西民間一直認為他口是心非，騙了閻老西，是不講信義的一個小人。薄一生中對閻錫山和胡耀邦這兩大“背叛”，揭示了其性格中的“權力慾望”、“不擇手段”等主要傾向。再加上被兒子踹斷三根肋骨之後那一番直見靈魂的誇讚，一個沒有道德底線的權力狂就完美凸現。

背叛、出賣、寡義、順風轉舵等等性格判斷與政治判斷、意識形態判斷是有區隔的。既然可以背叛國民黨的閻錫山，也同樣可以背叛共產黨的胡耀邦，還可以背叛其他人。中國民間喜談忠臣奸臣即忠奸之辯，具體歷史不過是背景。滿清皇帝下令編著《二臣傳》，也是一個把“叛賣”人格特徵與政治利益清晰切割的例證——所謂“二臣”，正是幫大清打下江山的明朝降臣—功臣。坊間傳言劉源等“紅二代”與薄熙來秘密結盟，如真有其事，那是讀書太少，政治幼稚。除非他們打算薄熙來一旦登基便解甲歸田，退隱山野，否則一定要重蹈父輩的覆轍。（據說政治局裡還有幾票支持薄熙來，真令人費解。為了達到眼前的目的，跟什麼人結盟都可以，唯獨不可跟斯大林毛澤東式人物結盟。在薄熙來奪取皇冠的漫長道路上，在任何一次表決中投給他的任何一票，都是自己日後的死刑判決書。斯毛去世後，中蘇兩黨高層都達成了一個不成文的規則：政治鬥爭失敗者免死。這是一個雖然有限但很重要的進步，它限制了內鬥之血腥，使最高權力的爭奪不再是你死我活。這就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大清洗”和“文革”的再現。捉狼者有一訣竅：鑽進狼窩去抓。因為在窩裡狼絕不開牙廝殺，你只須拿口袋一隻一隻裝。也就是說，絕不“窩裡鬥”成了狼維繫種群生存的最高原則。那種在窩裡呲牙的狼，想來早就被驅逐或天理不容了。）

當然，父親是權力狂不能決定兒子也是權力狂。在重大事件刺激下，在家庭影響下形成的性格雛形可能發生轉折。遺憾的是，薄一波全力把這個“六亲不认、手毒心狠”、因而“能幹大事”的兒子薄熙來推上了爭奪最高權力之路。據我的一位好友（幹部子弟，著名民運人士）說，在鄧小平決定“每家只允許一個子女從政”的約定（“潛規則”）之後，薄一波曾召開家庭會議，議決“全家保熙來”。即已從政者轉而經商，任何批條子、收回扣等易於被政敵抓住的腐敗情事不許與薄熙來有沾染，以保持清白之身。（現在看來，薄熙來沒有做到。這既是中國“法制”的悲哀，也真是人性的悲哀！）——這仍然不算數。對於政治家來說，有大企圖心不算罪過。問題在於手段。如果沒有主政重慶所表現出來的“唱紅打黑”，他的人完成就缺乏了關鍵的一環。（事屬湊巧，薄家父子主要活動於山西、北京、重慶，恰好與我的人生軌跡重合。我出生於重慶，那是我的故鄉。少年赴京求學，經歷文革，至插隊離京共20年。山西生活20年，是我文學的故鄉，在那裡我了解中國，並走上文學之路。因此之故，我不可能對我生命中這三處生養之地漠不關心。雖然多年不再寫政論文章，但風吹草動總令人牽掛。）

當我回首往事之際，更加確信目下流布於坊間的未加證實的“傳言”大抵屬實。發表於香港《開放》月刊的苏仁彦的文章寫道：

薄熙來和這些紅二代結盟的第一個共識是他們強烈的”江山意識”。他們認為共產黨的江山是他們的父兄打下來的，只有他們才是繼承江山的真命天子，即文革時一度盛行的”老子革命兒接班”的血統論。薄熙來的狂妄和野心即來自於此。據一位曾與薄熙來面對面談話一個半小時的記者說，薄熙來充滿承繼中共江山舍我其誰的自信，並把胡錦濤和溫家寶這樣的平民子弟領袖輕蔑地視為暫時代共產黨管理江山的家奴，認為最終權力應該交回到中共紅二代手中。

這種視平民子弟為“家奴”的“血統論”我們早就領教過。下面引文出自我1989年寫於逃亡途中，1993年出版於香港的回憶錄《歷史的一部分》：

一個耐人尋味的鏡頭︰

一九六八年下半年某日，插隊前夕。

兩位青年在北京八達嶺長城上迎風遠眺。蒼勁的北風揉亂了他們的黑髮。眼底那自由起伏的羣山，如波濤般擴展向四面八方的地平線。這簡潔而遼闊壯美的景觀，每每使炎黃子孫們肅然無語。心口發燙，剎那間念及”祖國”與”歷史”……

那一天正是這樣，兩個青年分屬對立的兩派，但此時此刻，他們從心裏想談談共同的東西。

高個子寬肩膀的青年倜儻風流，高視闊步。他環視著粗獷的一派北國風光，爽朗地說︰

“將來，你們就替我們來建設這個國家吧！”

戴眼鏡的青年寬厚而內向。他似乎馬上就明白了這句沒頭沒腦的話之含義，但還是抬眼瞅了高個子青年一眼，透過高度近視鏡片，投去一個”為什麼”的眼神。

在四目相視的一瞬，兩個人的心裡甚麼都明白了。但高個子青年還想把問題說得更有條理，更有說服力。他氣派大方地拍拍朋友的肩膀，說︰

“中間派們不會有什麼大出息，我看你們四三派的行。你們很聰明，有才華，但你們的出身一般是知識分子和普通工人、巿民家庭，你們離權力太遠。而我們老兵呢？我們也很有魄力，而且最重要的是我們離權力很近，我們和權力有天然的聯繫。所以只能是這樣了：將來，由我們來執掌這個國家的權力，你們來給我們好好建設！……別不服氣，老羊，不信再過二十年咱們看看！”

這是我的兩位私交頗好的同班同學。這是下農村前他們之間的一段推心置腹的“臨別贈語”。高個子青年叫袁××（其父為大軍區政委），清華附中老兵核心戰鬥組“齊向東”骨幹，隨後走後門當了兵，很快就升了上去。戴眼鏡青年是清華附中井岡山主力“百萬工農”戰鬥組“黑高參”，後到白洋淀插隊，又上了大學，走了知識分子的必經之路。他叫宋××，“老羊”是他的外號，因為他雖聰明絕頂，但性格軟弱隨和，與世無爭卻又總挨整，實在像隻馴順的羔羊……

——這是一段極富於典型意義的談話。它深刻地預示了我們一生將經歷的種種鬥爭和命運。

……顯然，我們再次重逢，還要等二十年。因此，“二十年後見”，成了我們之間心照不宣的約定和宣戰。

二十年後的中國是什麼樣子？權力是在人民手中，還是“子繼父業”，成了他們世襲的私有財產？

二十年後見！一定要再一次打垮他們！一定要讓權力真正回到人民手中！

……

兩派的骨幹們，在分手時那最後一瞥中，說的絕非“永別”而是“再見”。無論我們今日如何分道揚鑣，離散天涯，但二十年後的那場政治大決戰中，我們必然再度重逢！

從

在這場角逐中，人民是失敗者。我們至今尚未看到明確的自由曙光。但我們滿懷信心：自由、平等、博愛的人類理想是不可阻擋的。蘇東波、茉莉花等和平起義不是已經勝利了嗎？有時候，人民壓抑已久的意志會爆發為驚天動地的革命，有時候，這種意志會通過某些特定的權勢人物曲折而頑強地實現。

——《纵览中国》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Saturday,May05,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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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在歷史偶然中的作用薄熙來事件隨感

（下篇）

作者：鄭義

八九民運中，學生領袖和知識分子中有一種共識，即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不把矛頭對準任何個人。背後的意思是，不捲入高層權力之爭（吸取文革教訓），反抗專制極權總是沒錯的。絕食後期，經過痛苦思索，我決心打破不與上層接觸的理想主義原則，盡快與十年改革的推動者鄧小平接觸，申訴此次運動意在推進改革，並無打倒他之意圖，以期他作出某種程度的讓步，結束絕食，走出危機。數次找友人向鄧樸方—鄧小平傳話。但鄧家人已找不到了。再找趙紫陽，十九日淩晨趙紫陽在天安門廣場的淚光，使我感到再不能遲疑延宕。我代表知識界與學生領袖商量，立即與趙達成妥協：給趙一分，算是支持改革派；他對學運表個說得過去的態度，給我們一分，以結束絕食，鞏固已獲得的民主成果。得到學生領袖贊同後，我即找人火速與趙聯繫。結果傳回的消息是：趙紫陽剛下台！政治局決定：鎮壓！各種途徑都證實了這一消息。那一刻，我記得是在金水橋頭首都知識界聯絡站，大家怔怔地，一句話也說不出。早就預感到的最壞結局終於來臨……這一情節在拙作《歷史的一部分》中有詳細記述。

回憶起這些往事，是想說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換一個角度：共產黨是可以分析的嗎？用毛式提法即：是“鐵板一塊”嗎？可以說，在沒有介入政治操作前，我傾向於從本質看問題，“歷史唯物主義”，“鐵板一塊”。遇到具體危機時則開始傾向於並非“鐵板一塊”，要支持開明派改革派，注

重個人的作用，“歷史唯心主義”。

戒嚴軍隊受阻於北京民眾之後，運動進入新高潮。趙紫陽等被貶謫了，但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民主運動表現出引人注目的同情，萬里委員長在國外發表了與鄧小平相左的談話。我與張郎郎等極少數人討論了從首都機場至人大會堂百萬市民夾道歡迎萬里歸國的可行性，想運用“議會”的權力來扭轉局勢。這一信息無誤地傳達給了萬里，但鄧棋高一著，把萬里扣在上海，我們又落空了。

事隔二十多年再來反省，共產黨絕不是教條式的“本質論”式的“鐵板一塊”，每一領袖人物都是個人，除了共同的“黨性”，還有各自不同的人格、個性、道德。很簡單，試想一下，如果胡耀邦沒有下台，如果趙紫陽那晚留在廣場不走，如果萬里設法直接回到北京，如果三十八軍徐勤先將軍和二十八軍何燕然張明春將軍有更多一分勇氣……誰能肯定八九民運不會有另一種結局呢？

近日看到了賀衛方文章《緬懷胡耀邦》：

他（布熱津斯基）談到他印像很深的是與胡耀邦在北京的一次晚餐談話，地點是馬克西姆餐廳：“那次晚餐令我如此震驚的不是菜單，不是菜的式樣，而是胡耀邦對我說的話。在那個時候，他就已經發現中國經濟改革的重大成功預示著加速政治改革的緊迫的必要性，我問他，他的政治改革意味著什麼，他異乎尋常的直截了當。他談到了必需的，非常明確的一種多黨體系，一種真誠的多黨體系，一種存在競爭的多黨體系。他還闡述了政權必須真誠而廣泛地從屬於法律的管制，官僚體系也要從屬於法律的管制，這是一種絕對的必要，這一切，反過來又必需一個真正的憲法體系，而這種憲法則要由民眾授權，各種思想的互相競爭的內容要融合成為一體。他所說的這一切，令我徹底震驚了，我非常贊賞他竟然看到了那麼深遠。”

我與布熱津斯基一樣感到震驚。完全沒有想到作為共產黨總書記的胡耀邦有如此徹底的思想。我認為他不過是共產黨中較有同情心，較真誠，較善良，較葆有天真童心的一個人，哪裡知道他心目中的政治改革超出了我最大膽的設想。布熱津斯基的這個演講是在他親自走過瀘定橋之後。——為何這位對共產黨有深刻洞悉的西方政治家要親自走一走瀘定橋？我可以相當有把握地說：他想分析、理解共產黨，換言之，他不認為共產黨就是一群十惡不赦的魔鬼。他要親自進入早期共產黨所經歷過的種種情景，從人性的角度進行再剖析。這個猜測我以為大致不錯。26年前，我在調查發生於文革期間廣西人吃人大慘劇時，也同樣在兇手們作案現場和拖著罹難者行走過的街道、河灘上久久徜徉，試圖尋求答案。當我從自身的紅色教育背景以及鬥爭哲學中找到類似結構之後，再不認為自己是正義的化身。

在這裡我又一次談到個人。我們當如何理解胡耀邦、趙紫陽、溫家寶們呢？

歷史已經來到一個大轉折的關頭。敏感的中國人感到了地火的隆隆運行，天空中烏雲聚集，雷聲已然開始滾動。無論被統治者還是統治者都意識到這種制度再也不能延續下去了。最佳的前途就是改革，改正冤獄，昭雪亡靈，化解瀰漫於上下的暴戾之氣，召開圓桌會議，逐步解除報禁黨禁，最終走向民主憲政。相應地，反對派則不苛求一步到位，保證實行特赦、放棄政治清算……等等。即便發生革命或大規模暴力事件，我也禱求較少流血，防止街頭“群眾專政”。——沒有寬容、饒恕，歷史就不會脫出冤冤相報的循環。

已經寫得太長了，本打算寫一個比較散漫自由的隨感。請讀者原諒，我多年不寫這種政論性文章，此後也不打算再寫。我要寫生態和文學。而且這篇文章也不過是漫談，沒有邏輯，也不是政治宣言，不值得嚴加批判。我這個年紀的人都是喝階級鬥爭的狼奶長大的。記得中學時代讀雨果《九三年》時的困惑：其核心情節是，反革命叛軍首領（一位老貴族）戰敗後顧不得逃跑，從烈火中救出幾個孩子。革命軍司令郭文深受感動，將其私自釋放，等於放虎歸山。革命軍事法庭因之判處郭文死刑。主持死刑判決的法官是郭文的恩師、義父和心靈導師、世界上最愛郭文的人。當郭文的頭顱從斷頭台鍘刀下滾落時，一聲槍響，這位堅持革命原則的老法官把子彈射進自己的心臟。在這部世界名著裡，雨果首先熱情地肯定了革命的正義性，承認了流血之不可避免，但又對其戕害人性的殘酷性提出了道義譴責。這是一對永恆的矛盾。最後，雨果從自己的心靈出發，傾向於更高的正義——人道：“在絕對正確的革命之上有一個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在我的青年時代，雨果這句話罪莫大焉，成了批判“資產階級人性論”的箭靶。只是在幾十年後，當我一口口吐出狼奶之後，才慚愧地為時已晚地讀懂了雨果。

2006年，在一篇紀念死於流亡的前共產黨員劉賓雁的文章中，我曾如是寫道：

中國共產黨，從它武裝暴動武裝割據起，經兩度內戰、暴力土改、鎮反肅反、反右反右傾、人造饑饉、文化革命、六四屠城直至今日官匪勾結圈地搶錢，其罪惡真可謂罄竹難書！但作為這個政治集團中的個人，則又需要具體分析。胡耀邦、趙紫陽作為共產黨領袖，確實參與過許多不義與血腥，（手上沒血，能爬到高位嗎？）但是，當他們為著抗拒邪惡而自覺擔當苦難之際，以往的罪錯已經洗凈，而開始變得聖潔。我找不到法理依據，但良知如是告我。那些推動過共產極權社會走向瓦解的前共黨領袖們，如匈牙利納吉、捷克杜布切克、蘇聯戈爾巴喬夫、葉利欽等等，都得到人民的理解甚至敬仰。佛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過瞬間之事。……

一個真正的民主社會，不會有政治罪名，不會有集體罪名，更不會有集體的政治罪名。當年，共產黨以集體政治罪名“國民黨”、“反革命”處決了數百萬政治反對派，有朝一日，我們也會翻過來以集體政治罪名“共產黨”、“極權主義者”處決政治反對派嗎？或者，我們也來打他多少萬“左派分子”嗎？如果有幸活到那一天，我一定會說：“弟兄們，對不起，這不是我終生為之奮鬥的那個社會”

（鄭義：曹長青《和劉賓雁分道揚鑣》嚴重失實2006年）

在從納吉到葉利欽這個偉大的改革者名單上，我們還可以添上胡耀邦、趙紫陽、萬里、鮑彤、李銳、劉賓雁、王若望、方勵之、于浩成、李慎之、胡績偉、許良英、李昌、田紀云、謝韜、胡啟立、習仲勳、朱厚澤、溫家寶（我憑直覺相信他的淚水）……甚至還可以添上為民請命的田家英、彭德懷、張聞天、徐勤先……等等。我不過信筆寫來，掛一漏萬。其實這是一個很長的名單，熠熠生輝。這種人性的光輝，最黑暗殘暴的制度也掩蓋不住。將來在中國自由解放紀念碑上，同樣要鐫刻下他們的名字。他們雖然是（或曾是）共產黨員，但他們的奮鬥和犧牲，與那些死於中共屠刀的自由先驅們是等價的。至少，在上帝的天平上是完全等價的，不差一斤一兩一錢。

集一生之受難、反抗與思考，我堅定地認為：我們和極權主義最深刻的衝突，歸根結底，聚焦於人性。我們反抗共產暴政，不是為了報復，不是為了“大翻個兒”，而是要恢復正義與人性中的光明面。我們跟他們要不一樣。

雨果用英雄之死的悲劇來讚美人性所可能煥發的光輝。當歷史來到20世紀與新世紀之交，我們終於有了一個走出悲劇的現代版：曼德拉與南非政府。關心中國前途的人，都要認真讀一讀曼德拉傳記。這個人贏得了廣泛的尊敬和高度讚賞，甚至包括他過去的死敵和看守。圖圖大主教說；“假如納爾遜•曼德拉和所有這些人不願意寬恕的話，那我們甚至連第一步都做不到。”曼德拉原先是一個狂熱的暴力革命者，參加秘密軍事訓練，喜歡共產黨、共產主義，貪婪閱讀格瓦拉、毛澤東、卡斯特羅。兩次被捕，最後判處終身監禁。第一次入獄，每週五進城處理律師事務所工作，有一名固定的白人軍士押送，常常會停車進商店買水果巧克力。曼德拉本可輕鬆逃逸，消失在簇擁的人群中，但這種逃逸始終沒有發生。曼德拉說：“我們之間有一種君子協議，我不會逃跑給他帶來麻煩，而他讓我有一定自由。”曼德拉不斷在他的敵人身上發現人性的點滴閃現，雖然這不能去除他對白人政權的仇恨，“但卻使他相信，在冷酷無情的制度和捲入其中試圖管理它的有血有肉的人之間永遠存在著差異。曼德拉已在不知不覺中遠離了早先的反對白人的好戰性，而轉向一種人類行為的哲學，就是不按種族、階級、職業或任何其他範疇給人分類。”（美大衛•愛克敏：《20世紀五人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北京下同）

在長期監禁中，曼德拉有20年時間和一位白人看守和他的兒子布蘭特（也是看守）相處。他們都是基督徒，一起讀經，彼此尊敬。看守兒子不幸車禍逝世，曼德拉長時間握住父親看守的手說：“讓我們記住和布蘭特在一起的美好時光。”——沒有搞錯嗎，監獄，漫長的監禁，和看守在一起度過的“美好時光”？沒有搞錯。當曼德拉終於獲釋之後，他給這位老看守寫了一封憶舊的信，再次提及“在過去20年中我們共度美妙時光”。

許多白人擔心，廢除種族隔離之後，黑人的多數會進行報復。1989年8月，新總統上任。這是一個堅決支持種族隔離政策的人，黑人並不信任他，更不相信國家會發生任何改變。連圖圖大主教都不信任他，輕蔑地說，換了總統“只是首字母從P.W.變成了E.W.”。但這回圖圖錯了。新總統開始了一系列改革，並對他的同僚們說：他認為曼德拉是“一個正直的人，一個可以信任的人”。上任半年後，新總統“通知被驚呆了的南非議會說，和南非黑人反對派‘談判的時機’已經來臨。”他宣布解除黨禁，釋放政治犯。這時，曼德拉已經在監獄裡度過了漫長的27年，沒有絲毫仇恨和報復之心。對於殘忍、壓迫和不義，寬恕似乎是一種軟弱和不能令人滿意的回應，做起來確實很難。但曼德拉在各種複雜境遇中仍然一次又一次一年又一年地選擇了寬恕。曼德拉以自己的寬容感動並壓倒了野蠻。

還有一個人物，放射出比曼德拉還要明麗的光彩：教宗保羅二世。我曾在一篇散文裡寫過這樣一段：

1979年，教宗當選後第一次回到自己故鄉。所到之處萬人空巷，整個波蘭社會為之撼動。其時，社會主義波蘭正陷於迷茫與絕望，工人運動慘遭鎮壓的流血場面仍叫人心有余悸。教宗在布道及各種場合，直接向上千萬信眾發出“不要害怕”的呼召。他對飽受欺淩的同胞說：“你們是人，你們有尊嚴，你們不該卑躬屈膝。”他猶如一股自由的信風席卷波蘭，驅走恐懼，帶來信仰、希望和愛。

次年，民主運動狂飆再起，格但斯克列寧造船廠工人的罷工震動世界。名不見經傳的電工瓦文薩登上歷史舞臺，成為波蘭的勇氣與希望。

瓦文薩始終把教宗視為最可信托的精神領袖，在他政治生涯跌落低谷時期，曾與教宗在一片樹林中秘密會面，沒有政治密謀而唯有靈魂的傾訴。瓦文薩向教宗坦陳內心深處的隱秘，說最令人苦痛不堪的尚不是政治挫折，而是心中對權勢者揮之不去的仇恨。他備受熬煎，如被囚禁於心靈的地獄。教宗對瓦文薩推心置腹，用上帝之愛勸勉他，鼓舞他憑借神的力量驅逐靈魂中的黑暗。他為他祈禱，祝願他像耶穌那樣“愛仇敵”，寬恕那些曾以不義、欺淩來對待自己的人。沒有采訪，沒有記錄，不知道說了哪些話。但我猜想，教宗一定會輕輕地念叨“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在愛裏沒有懼怕……”

（鄭義：《素棺》2009年）

這篇文章寫得散漫，但還不算通篇胡話。其核心論點是：歷史轉折往往是通過偶然事件中的具體個人來實現的。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偏重於歷史的必然性，而忽視歷史的偶然性，尤其忽視個人的作用。這不符合事實，尤其不符合共產國家變革史。在羅馬尼亞，例行的表忠群眾集會上，偶然有人吹口哨；在東德萊比錫，偶然有教會點燃了祈禱的燭光；在莫斯科，偶然有人鼓勵因絕望而醉酒的葉利欽走出去發表演講；在1989年的中國，胡耀邦偶然死於心臟病……一瞬之間，這一個個偶然便釋放出巨大的壓抑已久的力量。哪一些人或者哪一個人勇敢而敏捷地抓住了這個偶然，歷史就會發生根本性的轉折。這不是押寶也不是幻想。這是漫長歲月裡人民無盡血淚的凝聚和希望的無法抑制的爆發。

1999年，曼德拉在他的就職演說中如此宣告：

我們已經成功地將希望植入千百萬人民心中。我們立約，即我們要建設一個社會，其中所有的南非人，無論黑人白人，都能昂首闊步，心中沒有任何畏懼，確信享有人類尊嚴不可剝奪的權利——一個國內和睦、與世界和平共處的彩虹國度。

真希望有一天我們中國人也能如此宣告：我們立約，建設一個再也沒有殺戮、壓迫、掠奪、仇恨、不義的“彩虹國度”！

2012年5月4日

於華盛頓DC

——《纵览中国》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Saturday,May05,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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