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年了，可怕的不是血迹早被抹去了，而是有人千方百计地想抹去历史的记忆，如同那一夜什么也没有发生过。然而，即便没有那些摄像机、照相机记录的真相，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人民日报》头版发出的那则加框新闻《北京这一夜》，也以春秋笔法将历史记录在案了。全文只有二百多字，却白字黑字，字字如铁：

【本报六月四日凌晨五时讯】《解放军报》六月四日社论说：「自六月三日凌晨开始，首都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

三日二十二时左右，军事博物馆一带响起了枪声，戒严部队进城。

从午夜到凌晨，友谊医院、阜外医院、北京市急救中心、铁路医院、复兴医院、协和医院和广安门医院等不断给本报来电话告知收治人员的伤亡情况。

到截稿时止，戒严部队已突进天安门广场。

从《人民日报》副总编辑陆超祺当天的日记可知，这本来是现场回来的两位记者起草的特写，经在场的同事（白班的和夜班的）一起反复修改，从一千多字压缩到二百多字，在电话里念给王维澄听了，最后的答复是：「就这么用吧！」（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160—161页）中共中央机关报终于以这样的方式，为史无前例的「六四」杀戮留下了公开见证。这则整个人类史上最重大的新闻之一，可谓句句玄机，显示了汉语的表达力和穿透力，特别是最后一句，用「突进」一词，画龙点睛，已逼近真相。

守护记忆：六四后最挑战性的工作

从那一刻起，中国也就进入后「六四」时代，我们也成了「六四」的幸存者，「六四」如同一个深不可测的陷阱，更像一个不可触碰的地雷阵，或者这个红色渐渐转成五颜六色的帝国最脆弱、最敏感的神经末梢。抹去记忆，就是后「六四」时代权力最主要的工作之一，或者就是最重要的工作，只要有记忆在，只要铁铸般的事实在，他们就不能安心，他们就无法睡踏实，在血泊中浮起来的荣华富贵总是带着血腥气。无辜的死难者以他们鲜红的血液，成就了多少人血馒头的期待，等候幸存者的注定是一条漫长而逼仄的历史通道。邓小平以他的老谋深算，打开了古老民族通往欲望之海的潘朵拉盒子，他认为，有限的鲜血敌不过源源不绝的欲望，只要把这个民族引入发财享乐的欲望当中，多数人很快就会忘掉那惨烈的一幕，奔着他设定的方向而去。在相当的程度上，他没有算错，也可以说，二十五年来，他一直以胜利者的姿态君临天下，他内心深处却未必全盘收下这来之不易的胜利。

守护记忆，也许成了后「六四」时代最具挑战性、也最有建设性的工作，在抹杀记忆与守护记忆之间，因此成为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较量，一场中国史上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真正的持久战。尽管很多人已习惯了回避，乃至有些人因为发财梦的意外满足而为此辩护，认为邓小平英明果断，成就了二十五年来的高增长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神话。有那么多人为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叫好不是偶然的，「六四」的血确实成就了不少人的财富和功名，他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就是那场杀戮带来的，他们在心底里几乎将之视为人生殷红的祝福，如同遇到了一场血色盛宴。

在美国作家劳里(Lois  Lowry)的科幻小说《记忆传授人》中，一个乌托邦世界有专门的「记忆传授人」负责掌控记忆、筛选记忆，关于过去发生的事，所有人只能知道该知道的，不能知道不该知道的。失去了记忆，也就无能眺望未来。我们这里也有「记忆传授人」，然而，二十五年来，除了那些嗜血者、吃人血馒头者、为流血辩护者，在这片浸透了死难者鲜血的土地上，许许多多亲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仍然以不同的方式留下了各自的记忆。日记、回忆录、影像、口述、旧体诗……

钱钟书和李慎之的记忆

几乎不问世事的钱锺书先生，在1989年春夏之交也没有保持沉默，他曾在北京社会科学界知名人士的联名呼吁书上签了名。一切善良的意愿都被践踏，无辜者的血染红帝都之后，贯通中西、学问渊博而在处世上相当谨慎乃至精明的钱先生，那一刻陷入了深深的惊惧之中。他留下的纪事诗在朋友圈流传、直到公开发表，可以看作是向来不大过问时政的一代学问家对「六四」的公开记忆：

阅世迁流两鬓摧，块然孤喟发群哀。

星星未熄焚余火，寸寸难燃溺后灰。

对症亦须知药换，出新何术得陈推。

不图剩长支离叟，留命桑田又一回。

与他同乡、同事、对他学问颇为仰慕的李慎之先生，与他心意相通，这首诗曾引发其内心的共鸣。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他去世后第六天，李慎之在追思文章中想起了九年前的那个夏天，自己去看他，第一次读到这首诗——

「我们相对黯然。这就是他后来收在《槐聚诗存》中的一九八九年唯一的一首，题目就叫《阅世》。我相信海内外无论什么样的有识之士，对中国命运作什么样的推测与分析，也不会超出钱先生的卓见以外——『对症亦须知药换，出新何术得陈推。』」（李慎之《千秋万岁名  寂寞身后事——送别钱锺书先生》，《二十世纪回眸》，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年）

李慎之本人则以「检查」的方式留下了自己的「六四」记忆，在他身后出版的《李慎之的检讨书（1957—1990）》中收入了他于一九八九年九月、十月、十二月写下的三份「检查」。在这些写于大清查时期的文字中，他承认在「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严重斗争中」，自己「犯了严重丧失立场的错误」，具体事实包括那年五月十七日晚上与丁伟志一起发起了北京社会科学界知名人士的「紧急呼吁书」。五月十八日上午，胡乔木来中国社科院接见外宾时，他当着许多人的面大声疾呼，力请中央不可出兵镇压。戒严后思想仍不通，曾向人讲过「不能在刺刀下做官」，并追溯到四月二十七日和五月一日在费孝通召集的纪念「五四」七十周年座谈会上，发言肯定学潮，认为「民气可用」，鼓吹新闻自由和中间力量。在对一九八九年的反思中，他一向直认不讳：「我强烈反对《人民日报》426社论把学潮定性为动乱，强烈反对五月十九日国务院发布戒严令，强烈反对六月三日部队进城」。（《李慎之的检讨书》（1957—1990），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

李慎之先生殁于2003年春天。

黑夜已深，白昼将近

二十五年后，仅仅为了守护记忆，徐友渔、郝建、胡石根、浦志强、刘荻被投进了牢狱。二十五年了，烛光将只在「一国两制」的香港点燃。二十五年了，在坚持记忆与反抗记忆的角逐中仍要付出自由的代价。但我并不为此感到绝望，因为记忆仍在持续，大地的每个角落、地球的每一个地方都有二十五年前的记忆。这不是专横冷酷的国家机器可以剥夺的，权力有它的局限，有它办不到的事情。权力掌握者并不是人类文明史的主体。我不知道，一个人生命中有几个二十五年？我不知道，幸存者还要等多久，这个民族还要等多久，但我相信，记忆比等待更重要，重要的是守护记忆，一个一个的个体记忆，连接起来就是一个民族的共同记忆，唯有记忆的力量足以洞穿时间，也唯有记忆的力量可以超越空间，在记忆的持久坚守和不断恢复中，一个民族的精神将渐渐复甦，使「记忆传授人」的一切图谋化为无有。我相信，一个民族的未来就是从守护记忆开始的。如果说，记忆是黑夜中的一条河流，也只有它可以穿越幽暗，在时间和空间上。我更相信，黑夜已深，白昼将近。

转自独立中文笔会，2014-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