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性暴力事件爆發得越來越頻繁，兇手濫殺無辜的動機多是為了報復社會。

人們還未從杭州公交縱火案的震驚中走出，廣州再度出現公交縱火案，又致2死32傷。警方已經抓獲犯罪嫌疑人歐x生，25歲，湖南省衡南縣人。近年，這類惡性暴力事件爆發得越來越頻繁，讓人們不得不追問導致這些暴力的根源。這些暴力事件內容相似，兇手多為生活在社會底層的普通人，作案手法殘忍，濫殺無辜的動機多是為了報復社會。屢屢發生這些令人瞠目的暴力事件，讓人們不得不反思這些暴力事件背後的社會成因。

誘發暴力事件的各種社會因素，大陸媒體多有分析，但很少有從國民的歷史意識和文化心理去尋求根源。暴力的定義很簡單，就是指那些以外在強力控制、傷害、消滅生命的行為。一個不可否認的歷史事實是，中國歷代王朝的統治，都是靠暴力手段獲得的。包括當代中國的國家秩序，也是依靠當年無產階級的暴力革命建立的。至今為止，我們仍然把在那個特殊年代，為了同胞幸福而進行的暴力行為，視為一種讓人景仰的德行；同樣，那些使用暴力的革命者，也被民眾視為英雄。在上個世紀初，就有研究法國大革命的學者指出，一個依靠暴力取得合法秩序的社會，暴力其實也是這個社會的原罪。如果不正視這種原罪，不試圖通過清算和疏理來獲得救贖和寬容，那麼暴力就會以其它方式，在這個社會中不斷出現。

可以說，「文革」中人們對暴力行為的狂熱，和當年政治和文化意識對暴力的推崇不無關聯。1949年後的大批文藝作品，一直到「樣板戲」，宣揚的多是暴力革命的正當性。階級仇恨和暴力反抗，成為大多數故事的動力。在當年革命藝術興起的地方，其他藝術樣式必須陷入沉默，讓位於對暴力革命的言說。雖然它說的是對敵人的仇恨與暴力，但這種攝人心魄的暴力熱情已經深入人心，「文革」之所以慘絕人寰，和民眾這種文化心理是有極大關聯的。改革開放後，雖然這些作品與「文革」史實一起，被迅速歸入到歷史遺蹟中。我們常常以為對歷史事實，只需用簡單的遺忘，就能換來和解與對未來的嚮往。這種認知是錯誤的。由於在公共生活中，一直缺乏對這種暴力意識的審視與糾正，這種與時代精神並不相容的文化心理，依然保存在人們頭腦中，只要時機適合就會爆發。

果然，近年來各種革命與戰爭的影視劇，又開始重回熒屏，延續的多是那個年代的意識。戰爭和革命，本身是人類最殘酷的一種存在。戰爭劇的意義，也在於用悲劇來喚醒人們對生命與和平的珍貴記憶，而不是對殺戮者勇氣的張揚。它應該帶領觀眾一起走進那些他們不願探究的災禍與苦難，來發現戰爭的虛空與殘酷，重新思考和平與人性的意義。一部好的戰爭劇，帶來的是淨化人性的力量，而不是對殺戮的渲染和對勝利庸俗的歡呼。而我們當下的戰爭劇，仍然宣揚的是一種簡單的敵我正義，簡單的以牙還牙和對陰謀的崇尚，似乎是想喚起觀眾對暴力的興趣和熱望。可以說，當下民眾中瀰漫的暴力心理，與文藝作品中對暴力公共表述的簡單化處理，有很大關聯。這些革命題材的影視劇，並沒有意識到對塑造當代公共精神所承擔的責任。

此外，我們的公共意識中，對暴力一直缺乏常識認知。西方社會學中有個暴力守衡原理，認為即便是合法對社會和個人施加的暴力，最終也會反彈給社會。早在孟子年代，儒家就明白這個原理，所以他說：「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意思是執政者要異常小心，自己的作為無論善惡，結果必定會回報過來的。這個觀點，和西方社會學觀點近似。在現代社會，軍隊、法院、警察都是合法暴力的使用者，這些執法者如果在執法時不注意暴力的實施邊界，損害的不僅是法律的正義，還會將一種暴力心理傳導給民眾。暴力對人的損害是雙向的，施暴者與受害者同樣會受到心靈的殘害。如果執法機構常常需要依靠暴力來維持社會穩定，其結果往往造成社會的不穩定。因為暴力執法的覆蓋面越大，被暴力扭曲人格的民眾也會越多，一個社會的理性空間只會越小，最終損害的是整個社會的穩定。所以真正穩定的社會，絕不能依靠暴力來維持，而是需要民眾有對國家法治權威發自內心的認同，這才是一個社會穩定真正堅實的基礎。

貧富分化嚴重的社會現實，已成為醞釀惡性暴力事件的土壤。從心理學角度講，暴力事件的發生，也與民眾心靈的彼此隔絕有關，這種孤獨和隔絕極易讓人失去理性。所以，如何通過信仰行為、社會對話，包括對文化心理和歷史意識的重塑，來創造一種可以化解民眾暴力行為、舒緩民眾情緒的社會機制，主動擴大民意渲洩的渠道，使那些被壓抑和扭曲的心靈通過對話、協商與合作，從仇視社會的角色中走出來，已成為今天刻不容緩的任務。

人類發展到今天，還無法完全避開暴力。如何緩解大量惡性暴力事件的出現，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但理性面對暴力產生的語境，重新審視和認知我們文化心理和歷史意識中的暴力基因，卻是這系統工程的第一步。沒有這種基本認知，社會就極有可能陷入一種「以暴易暴」的惡性循環，這肯定是所有人都不願看到的。

转自东网，2014-0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