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新興的市場化媒體和網絡平台，一些公共話題有了可供民眾參與討論的空間。

8月27日，因不滿王自如對自己手機的測評，羅永浩與之約戰辯論。脫口秀變成了對口相聲，直播引來無數人觀看，連帶著社交網絡平台也出現了刷屏。對此，留學的政治學博士候選人李宇暉多有不解：「怎麼一個關於手機的辯論這麼多人討論、站隊？甜糭黨咸糭黨真是無處不在啊。」，不在大陸生活的人，確實很難理解，何以這些雞毛蒜皮的事情，也能成為熱點。

羅王辯論，並不能簡單地看作是八卦事件，事前事後，都有一大批的評論文章，從各個方面對此進行嚴肅討論，這場對口相聲儼然具有了公共事件之架勢。平心而論，一款手機之優劣，能有多大公共性呢？此次辯論主題其實也相當瑣碎，場面也不好看，之所以還能如此吸引眼球，進而引來種種熱烈討論，固然有八卦的成分，以及想做好手機的英語教師羅永浩長期積累的聲名和爭議，恐怕也與當下公共空間的現狀有關。

市場化改革後，從娛樂到體育，從消費到八卦，越來越成為民眾生活的主要關注，對比計劃時代貧瘠而又充滿意識形態單一性的文化生活而言，無疑是一大進步，如今，無論是影視報刊，還是新浪微博的熱搜榜上，幾乎都是此種內容，並不讓人意外。此外，市場化改革後，借助新興的市場化媒體和網絡平台，一些公共話題有了可供民眾參與討論的有限空間，在市場化改革中迅速壯大的新興社會階層，從自身利益和觀念出發，不僅越來越關注一些公共話題，也越來越具有參與的衝動，汶川大地震時的龐大志願者隊伍，就顯示出參與衝動的普遍和深入。

微博的興起，進一步擴大了公共話題的傳播，也進一步刺激了新興社會階層的參與衝動。首先是網絡行為，如對熱點話題的轉發、討論，或是點蠟燭哀悼之類，都蔚然成風。很快的，參與衝動從線上擴大到了線下，如隨手拍解救乞討兒童，獨立參選運動，等等。不幸的是，新興社會階層的參與衝動，遇上的是日益剛性的維穩體制，無論是網絡上的公共討論，還是實體行為，都遭遇到了一輪又一輪的打壓，有效的話語和行為受到了壓抑，與之相應的，則是一種不得參與的焦慮的累積和蔓延。

為了釋放或者緩解這種焦慮的累積，出現了幾種現象：一是試圖在現行體制下的局限下，尋找參與的可能，去政治化為其主要主張，溫和、理性，建設性，則是其自我標榜，試圖以此換取體制的容忍，獲得參與空間，則是這一努力的主要目標，不過，在維權等領域中，這一思路近乎徹底破產，網格化維穩之下，幾近寸草不生。最近的例子是北京獨立電影展，也被迫「立限停」，這在藝術家群體裏，也引發了關於是否要去政治化的爭論。

另一進路，則要相對隱晦和迂迴一些，在體制的逼迫和焦慮的作用下，一些本來並不具備公共性的議題和行為，被包裝成了公共議題，給人一種假裝在參與的錯覺，並以此緩解焦慮。此次羅王對口相聲的吸引力以及隨後的熱烈討論，或許可以從這個角度得到解釋。當然，要想通過參與到這樣的討論中而緩解焦慮，就需要將這樣的討論加以包裝，如有不少人就將此次辯論類比為總統競選辯論：「你們意識到了嗎？這是中國人經歷過的最接近總統電視辯論的一次直播」，這一評論經過新浪微博上的大V@假裝在紐約轉播後，流傳甚廣。而其所曲折反映的，正是上述心態。

市場新極權體制一方面提供了相比傳統極權豐富得多的消費和文化空間，一方面又頑固地凍結政治空間，壓制社會參與，這既催生了一種以去政治化為標榜的漸進思潮，也催生了一種假裝在參與的偽公共狂熱，市場化所帶來的消費自主，通過一種粗劣的聯想，被用作了民主化的引申，此次羅王爭鋒事件並非首創，2006年超級女生紅極一時，也有不少媒體人和知識分子將之看成是草根民主的雛形，對此，宋志標評論說：「當年，超女票決被引為草根民主的先聲，至今玉米都老了，民主還沒降臨——然後，倆辯手又被推為科技民主的弄潮兒，然後，等著掉餡餅吧。」

民主的到來，必然也只能是經由真實而艱苦的政治過程，將消費自主與民主化相聯繫，不僅只是一種粗劣的聯想，其實也是對民主進程的某種矮化。由於市場新極權體制在當下的強勢，真實的民主化過程一時不得破殼而出，而新興社會階層不得參與的焦慮又在不斷累積，從短信投票中看到草根民主和從對口相聲中看到科技民主，其實都是不得參與的焦慮的迂迴釋放。而與之相類似而更加精緻的，則是知識分子們提供的各種去政治化的漸進方案，如什麼法治先於民主論、什麼中產推動轉型論，什麼社會底盤發育論，等等，但是，無論是將公共話題進行「去政治化」的處理，還是將非公共話題偽裝成政治議題進行鼓吹，本質上都因為其迴避了政治和民主的真實內容，而淪為了一種心理焦慮的安慰劑，並不會有真正的療效。

——转自东网，2014-08-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