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要為「雨傘運動」定性，說它是「顏色革命」，在搞港獨，這肯定是錯的。我也想為「雨傘運動」定性，它是一場民主運動，更是一場公民抗命運動。雖然在運動中出現了新的抗命形態，但「雨傘運動」的根源還是「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所倡議的公民抗命。因此，即使「雨傘運動」因着香港現在的實際情況而有了不可預知的演變方向，但我還是希望大家勿忘初衷，回到公民抗命的本源。

公民抗命是一個相當弔詭、充滿內在矛盾的意念，但也是因這內在矛盾，令公民抗命可產生出難以想像的政治能量。它是違法的行為，但違法的目的卻是要促使法律變得更公義；它會擾亂社會的秩序，但擾亂當前的秩序卻是為了建立一套更公義的秩序；它會對一些人的生活造成干擾令他們蒙受損失，但他們即時的損失卻能令他們與其他人有機會因實現共同的善而有長遠的得益。

但對公民抗命者來說，更弔詭的是，他們不是透過違法的行為去直接及即時達成得到他們爭取的目標，而是以承擔罪責、付出更多，來促使他們爭取的目標能有機會在他們不能預知的時間達成得到。這做法是違背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或務實思維（pragmatism）的。付出不求回報，至少不是即時和實質的回報。

對不少抗爭者來說，抗爭行動是要見到即時的果效，起碼要得到一些實質成果，不然是不會接受的。這也反映一種功利主義的思維，所有付出當有實質及合理的回報。公民抗命是不容易與這種功利主義思維相容的。人們會問抗爭者為何要承擔罪責，而那又如何能幫助運動達成其爭取目標取得一些實質成果？即使長遠來說，由公民抗命者承擔罪責會有可能帶來長遠的改變，但因時間是難以預知，從功利主義的角度看，這盤數是不划算的，故是難以接受的。

要明白公民抗命的力量，就要先明白制度改變的邏輯關係。公民抗命大多不會只是針對個別的不公義事件，而是針對制度的不公義。要改變一個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除非是推翻整個制度，不然就必須是掌權者及既得利益者甘願改變，那才有機會在和平有序的安排下改變得到。

但掌權者和既得利益者是沒有動機去改變現制的，除非他們看到保留現制令他們利益有損而不是繼續得益。這情況只有當社會絕大多數人不能接受現制，令現制難以繼續順暢運作才有可能出現。

這也是說惟有人心改變，是社會絕大多數人的心改變，不能再接受現制，才有可能促使當權者和既得利益者接受改進現制，變得更公義，以得回大多數人的認受。

但要改變人心，不可能單靠外在的壓力而達到，更重要的是促使人內在良知的自我醒悟。公民抗命者要承擔罪責，意在透過自我犧牲去衝擊其他人內在的良知，促使他們反思原有抱持的價值觀。但人內在的價值轉變，是要經過一個相對長的過程及時間，各人快慢也有別，故公民抗命運動是不可能預知得到制度轉變會在何時發生的。

現在「雨傘運動」已帶來不少港人的覺醒，認同民主普選的重要性，也接受愛與和平的抗爭精神。但社會內還起碼有接近一半的人是不接受「雨傘運動」要求真普選的目標及和平非暴力的抗爭手段，而他們不但包括掌權者和既得利益者，也包括很多只求安定的普羅市民。

「雨傘運動」若只保留現在繼續佔領街道的形態，短期來說，相信是不能改變得到這些人的想法。若不能取得另一半人的支持，仍未必可以改變得到現行不民主的制度。

要突破這困局，佔領者集體自首，承擔罪責，或可以帶來新一輪對人心的衝擊。能否改變另一半人的心，以及要用多少時間才能改變得到，仍是未知之數，但卻肯定是另類的進擊，或可帶來再進一步的覺醒和轉變。當然集體自首的行動還要配合其他不合作的行動，把民主意識及愛與和平的精神帶到香港每一角落的社區去。

—— 原载: 香港《信報》

——转自《纵览中国》，2014-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