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習的時代，許多醞釀多時的改變開始顯現。早在2013年，反自由主義的風向就初見端倪，例如中共內部流出的“9號文件”等便否定了普世價值觀。2014 年開始出現 “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之魂”這一不祥的論調。《國家安全法》將安全的威脅解釋為來自於國內外敵人，包括華人群體中國社會中已知的“敵對勢力” 和對黨不忠誠的人群。據此，《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草案）》將一切外國公民社會組織都列為原則上存在嫌疑的顛覆組織。

 

因為這些改變為恐怖政策獲得了更多運用的空間，實施起來也越來越明目張膽。通過研究刑事訴訟程序的調整變化，我們可以深刻理解恐怖統治的發展變化以及恐怖 統治與習近平領導下法律全面反自由主義變化的聯繫。比如，2013年起施行的新修訂《刑事訴訟法》在“指定居所監視”一條中，取消了正常刑事訴訟程序中嫌 疑人應該享有的大部分保護措施。在國家安全懷疑受到威脅的案件中，《刑事訴訟法》規定創造了表面上完全合法的免責空間。這一空間同時也為嚴刑和恐嚇提供了 絕好的機會，近期在對人權律師、公益律師、記者、工人運動家和女權活動家等的攻擊中，這些手段都派上了用場。換句話說，2011年，“被失聯”往往還只是 暗中進行，事後政府也不予承認，但如今，這儼然已經成為體系中的一部分，成了“依法”行事。

結果顯而易見。一個又一個人失聯不久後，在重壓之下被推到電視前“認罪”，訴說悔意，（有時）還低聲下氣地表示改過自新。

這個一黨專政的國家似乎希望將壓迫政策昭告天下。人們很快就發現，這樣的認罪意義不大，但這正是目的所在。正因為他們毫無意義，甚至還觸犯了刑事司法中無罪推定等基本原則，所以這些被記錄下的“認罪”才能有效反映出那無所限制，任意而為，也愈發令人恐怖的國家權力。

用電視宣傳這種壓迫政策，國家顯然意在進一步擴大這種恐怖效果。通過在中國拘禁境外人士或策劃跨境非法抓捕國內外公民的，並對他們使用同樣的手段，國家進 一步擴展了鎮壓政策的含義。這不僅是向周邊國家立威，更是告訴全世界：外國人同樣可能成為目標。恐怖統治就這樣被輸出國境，成為超越國界的活動。

唯一能讓人們對中國的政法改革感到樂觀的，是考慮近期這種反自由主義變出現的原因。他們也許是許多已知威脅的結果，包括黨內潛在的不忠誠和不服從現象。但 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這反映除公民社會正在崛起，正在爭取政治權利，他們越來越獨立，掌握的發言權越來越大。後毛澤東時代的自由化改革已經開始偃旗息鼓，而 現在的“恐怖統治”也許是改革開放計劃外的長期後果。（上文原由諾丁漢大學發布）

張泰蘇(Taisu Zhang)杜克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迄今為止，政府的政策目標大多數還是集中在一些特定的團體，並且具有大學教育水平的中國人大概都不會真的去認同這類團體。在這種情況下，我不知道一概而論 地談“恐怖”或“恐嚇”有沒有價值。首先要明確的是，反腐與人權律師被起訴或非政府組織面臨的壓力日增不是一回事。反腐針對的是政府部門，並且在大多數情 況下，打擊的活動在大眾眼中的確為腐敗。這些官員他們並不是因為自由的言論或主張而獲罪。越來越多的高官被查受審，其中政治動機所扮演的角色或許更主要， 極少有官員因為思想或信仰而落馬。被捲入反腐調查的中國商界領袖也是一樣的道理，大多數人被盯上是因為他們在政壇中的聯繫和活動。一般來說，很難看出中國 的反腐運動本身會讓中國人噤若寒蟬，不敢議論政治。政府監管的加強，不應該條件反射地引起中國在普通民眾中“散布恐怖”的指責。

打壓某些非政府組織或維權組織卻完全是另一回事，但政府是否真的在所有知識分子群體中“散布恐怖”，或者是否有能力做到這一點，仍然值得懷疑。人權律師、 維權人士及境外非政府組織一般是中國社會和政壇中的邊緣力量。有人可能認為這是很可悲的，是中國幾十年來官方壓力及意識形態觀念淡漠、保守的社會政治精英 排擠的結果（這種觀念非常普遍，儘管我並不完全認同），但這改變不了事實——比如，相對少有法律從業者或學者能理解並同情浦志強、滕彪甚至許志永等律師。

至於香港書商，我打賭大多數中國網民對其近況都一無所知。

我們不否認，近期政府的活動讓為數眾多的律師和學者都深感威脅，但這些事件和全國的氛圍並無聯繫。相反，人們會繼續追求自己的事業，就社會政治問題展開辯 論，如經濟，民主和社會價值觀——儘管用詞可能會溫和些，並時不時抱怨一下政府的政策。他們還會偶爾公開嘲諷某些政府活動，比如最近的春晚，他們看到自己 的微博被刪，仍然會繼續，不會過於害怕或擔心，因為他們已經習慣了，少數倒霉的人都屬於和他們關係不大的圈子，起碼目前來看是這樣。也許是因為中國高效的 審查制度，也許是由於網絡防火牆，也許是中國的知識分子比外人想得更有民族觀念，總之近期讓西方觀察者警鈴大作的一系列事件並沒有影響到他們的生活。這也 許很快就會變得不同，但或許我們應該真的等到那一天，再宣布中國“再次陷入了恐怖”。

伊莎貝爾·希爾頓（Isabel Hilton），英國記者、廣播主持人。

每個國家都會把恐怖當做武器。不同的是它使用的方法和針對的對像，以及該國有多少公民應該感到害怕。在上世紀70年代初極權主義的中國，恐怖時刻不在。那 時候，外國人自己倒不必太害怕，但在文化大革命最後幾年，恐怖之普遍，私下和外面的世界聯繫——不管是通過藝術，書籍，音樂，思想交流還是私人關係——面 臨的懲罰之嚴酷，讓和一個外國人不期而遇都成為了感到恐怖的理由。 

 

高壓下的政權必定會在教室和工作場所中，在嚴密的監控中，確保意識形態的純潔。街頭被處決犯人的面目照片，臉上殘忍地打著紅叉，也是表現之一。監獄和勞工營都隱藏在暗處。

中國目前處決人數和監禁人數仍高於許多國家。但隨著當年那無處不在（儘管有些前後矛盾）的意識形態的消散，新一代人不再能夠瞭解父輩所經歷過的事情，這種日常的恐怖也開始消退。

普羅大眾擺脫的恐怖，集中到了具體的小部分社會群體身上。雖然沒過幾年，在那年春夏之交那件事之後，日子又變得難過，但在我看來，較之15年前，日常的恐 怖程度是有所下降的。人民的情感狀態也變得複雜：有震驚，有懷疑，也有憤怒——這是人民所希望的更大自由被打壓，但希望本身又沒有完全消失時的典形狀態。

經濟繁榮帶來了更多的財富，讓個人獲得了更多自由，也讓人們相信順從一些就可以不再受強迫手段和濫權困擾。當個人的抱負專注於物質層面時，尤是如此。但這 同樣也適用於艾華口中的改革者，他們是在努力改善這個體系，而非試圖推翻它，尤其是那些相信逐漸完善的法律能夠成為與國家締結新型契約基礎的人。隨著高壓 政權的消退，人們希望體系向著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相對公平的方向完善。

對那些經歷過困難時期的人，恐怖從未走遠。一名著名學者在認罪中承認，當走在路上突然有車停下來時，他仍然會感到恐懼來襲。但選擇法家還是儒家，是通過恐怖還是道德榜樣來確保公民的忠誠？國家仍然面臨選擇，而中國一度傾向於選擇儒家。

但現在，就像艾華和裴敏欣所言，恐怖重新占據上風。恐怖是黨國的統治工具，但恐怖手段也體現出黨國自己的恐懼——如驚弓之鳥一般，用大炮打蚊子。中國正在經歷艱難的經濟型，前途未卜。恐怖製造的死寂和順從對此不會有幫助。（中參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