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把真话、真相留给后人，为的是告诉他们这样的悲剧绝对不能在中国的大地上重演。那么文革还会发生吗？这恰恰是我们最为担心的问题。虽然“文革”结束已经有40年了，但是这个40年里发生的许多事情在证明，这样的担心不是空穴来风的。

　　今年是“文革”被错误发动50周年，也是结束这场浩劫40周年。“文革”结束以后不久，中央作了一个“宜粗不宜细”的历史决议，对于“文革”做了结论，起到了暂时平息了争论的作用。那时整个国家百废待兴，要拨乱反正，要积聚力量搞改革开放。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对于文革的议论还很多，也出了不少的书刊。但是以后这段历史几乎成了“禁区”，以至于“文革”这两个字渐渐地在我们的脑海里消失了。所以，对于国家层面如何对待这个日子，我们不得而知。

　　“文革”，是我们中华大地上一场罕见的十年浩劫!什么是浩劫？就是大灾难啊!对于这段历史，如果我们装聋作哑、掩饰粉饰，采用掩耳盗铃式的态度，早晚是要自食其果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有人继续在为“文革”叫好，继续在为“文革”期间作恶过的人鸣冤叫屈。还有一些“文革”期间的做过坏事的人出来为自己鸣冤叫屈。特别是一些年青人中甚至对于什么是“文革”都不知道。这也难怪，在我们的教科书里、政治课上有没有专门讲述这个浩劫呢？这些问题的存在是我们的悲哀。是不是讲了这些事情会影响“伟大、光荣、正确”？是不是反思“文革”会影响“稳定”？当下社会发生的许多问题，你仔细去分析一下，“文革”的雾霾没有散尽。这是我们没有很好地反思和否定“文革”的结果。

　　所以，否定“文革”，任重道远啊!

　　我的发言主要讲两个问题：

　　第一、“文革”爆发50年的时候，我们能够反思些什么？

　　我们今天在座的都是“文革”的亲历者。我刚才了解了一下，90%的朋友还都有上山下乡的经历，就是“知青”吧。我们这代人如今基本上都已经退休了。这代人很特殊的。从我们的年龄段来讲，用以前时髦的话来讲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基本上都是1949年建立了人民共和国的时候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从我们成长的经历看，共和国建立以后发生的大事小事，我们耳闻目染。在我们开始懂事以后，遇到了“文革”。不读书了，整天在“革命”，那时叫做“造反”。我们这代人还有一个留给历史的符号：“红卫兵”，一个极不光彩的符号!留下耻辱的符号!

　　到了今天我们来反思“文革”，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讲责任很大。

　　其一，我们是“文革”经历者。说到经历者，那时我们都是不到二十左右的青少年。伟大领袖要求我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于是我们从不读书不上课开始，扫“四旧”、斗老师、大串联、上北京，接受伟大领袖的接见(共有八次);从打倒校长起步，到打倒市区一级的被戴上“走资派”帽子的各级领导干部，直到最终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等，“战果”辉煌的红卫兵好不得意啊!一直到1968年7月底的时候，伟大领袖发怒了：现在是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12月老人家一声令下，统统上山下乡，我们都跑去“修理”地球了。红卫兵在那一刻开始渐渐销声匿迹了。这以后经历了大大小小各种各样包含在“文革”大范畴里的小运动，例如批林批孔、批《水浒》、学习专政理论、批邓运动等等。一直到1976年的10月6日“四人帮”被抓了起来，“文革”被终止。从亲历者来讲，现在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我们这代人算“年青”的。这是自然规律嘛。老一辈亲历者不是已故了就是到了暮年了。“文革”期间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大起大落的人物们基本都离开了人世。在那个年代的壮年和老年人剩下的也不多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这些60刚过、迈向70的人是现在活着的“文革”亲历者。乘着我们脑子还清楚，还能够讲些话，还能够记忆起一些往事，应该站出来好好反思这场浩劫。等到“文革”被爆发60年的时候，我们还能讲些什么呢？对于我们来讲，时间不多了。

　　其二，我们是“文革”参与者。老一辈不说了，比我们小的一辈出生在60年代的那代人在“文革”的时候还是幼儿园里的孩子。他们虽然生在“文革”年代，但他们不是“文革”的参与者。“文革”爆发的时候，一下子把我们先前接受的教育激发起来了。阶级斗争，仇视敌人，保卫领袖，捍卫江山。一本《毛主席语录》会背得滚瓜烂熟，仿佛这个世界上只有这些才是“最高指示”，句句是真理。在1966年5月16日以后，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件中都有我们的身影。惨无人道地打死校长老师、灭绝人性地斗争所谓的“牛鬼蛇神”、毫无法纪地抄家游斗平民百姓、肆无忌惮地揪斗大大小小的当权派等等。还有吃饭不交钱乘车不买票的大串联、校园里打砸抢烧无恶不作的闹剧、一直到在中南海里揪斗国家主席等等。你可以说是伟大领袖支持的，他还赞扬我们的行动“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768页)。曾经的参与留给我们的是什么呢？自豪还是羞愧？光荣还是耻辱？我们反思了多少呢？道歉了多少呢？这应该是我们这代人在时间不多的时候一个最后的责任啊!

　　其三、我们是“文革”的受难者。为什么我们既是“文革”的亲历者(施暴者)也是受难者呢？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讲，在那个年代一开始是被剥夺了继续读书的机会，尤其是当时还在小学里的即将毕业的学生。以后这些人在“文革”期间升入中学，基本没有读书。所以这些人戏称自己是“小学本科毕业生”。当红卫兵基本失去使用价值以后，全国有三届学生积压在学校里。造成新的进不来，老的出不去的局面。怎么办？城市由于“文革”的破坏，根本无法容纳这些学生。继续升学吧，中学与大学基本处于瘫痪的状态。从1949年以后的中国直到“文革”一直是计划经济年代，一个人从出生以后国家什么都把你管起来了。“文革”出现的这种状况，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了，国家已经无力负担起这些与共和国同龄的青年人的升学和就业了。怎么办？唯有农村这个“广阔天地”了。从1968年12月21日伟大领袖发出指示以后到“文革”结束以后，全国有1600万的青年上山下乡。算起来从“文革”开始到结束，这代人基本再也没有机会读书学习了。所以在“文革”结束以后，社会上一些人称我们这代人是“文盲加流氓”。法国人潘鸣啸写了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过程的一本书，起名《失落的一代》。这个书名，我感到比较准确。所以，我们这代人既是“文革”的经历者、参与者，也是“文革”的受害者。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没有发生“文革”，我们会不读书吗？有人就此做了一个比喻：抗战时期，全国的学校还是在坚持上课。这个比喻对不对我不去论证。但是在“文革”期间全国的所有学校都停课了，那可是在没有爆发战争的情况下出现的。尝到这个苦果的是我们这代人啊!

　　其四、我们是对“文革”罪恶的觉醒者。在那个人妖颠倒的年代里，我们会记住那些清醒者。如遇罗克。早在1966年2月13日遇罗克就在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反对姚文元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966年7月29日，北京的红卫兵贴出血统论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后来横批改成“绝对如此”。1967年1月遇罗克的《出身论》，批判唯出身论的荒谬。在那个年代有这样的清醒者是难能可贵的，是极少数。从现在我们这代人许多的回忆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现象，到了1971年9·13林彪事件发生以后，许许多多人开始醒悟了。对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有了质疑、怀疑、抵触、反感。尤其是上山下乡的经历，使我们这代人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对照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有了自我的思考，有了觉醒的意识。否者怎么会在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广场演出一场反对“文革”的好戏呢？怎么会在当年10月6日抓捕了“文革”红人“四人帮”以后欣喜若狂呢？就“文革”历史看，林彪事件发生，已经标志着这场运动的失败。十年“文革”过去以后，尤其是在八十年代，当我们这代人中间一些人再次走进阔别多年的大学课堂的时候，当我们再次回到生我养我的城市以后，当我们重新走上新的就业岗位的时候，一是庆幸有了新生，二是无比憎恨十年浩劫。我们是整整被耽误了十年的一代人啊。人生有几个十年呢，谁又叫我们遇上了呢？是命运？那时，从上到下对于这场浩劫开始了反思。党中央形成的《决议》对于这场运动给予了否定!承认了这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

　　但是，一纸《决议》并非解决了问题。一个历时十年发生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浩劫绝非是靠一纸决议就万事大吉了。尤其是在以后的改革开放年代里出现的种种问题，一些赞美“文革”言和行沉渣泛起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不是已经有了中央的《决议》了吗，不是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开会的时候早就把它否定了吗？这些对“文革”唱赞歌的言行是在挑战共产党的权威还是在帮倒忙呢？

　　还是自身的原因。否定不彻底，反思不到位。由此造成了亲历者稀里糊涂“好了伤疤忘了痛”;后来者误读历史陷入迷茫之中。《共识网》今年2月18日转发《凤凰评论》采访近代史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的文章《文革十年浩劫的最大教训是什么》。马勇认为：“第二次文革”的担忧，也并不是空穴来风，其实如果从意识形态看，我们可能一直走在文革或文革式的道路上，意识形态一直是中国发展的困扰。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第二、“文革”爆发50年的时候，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讲了这么多，那么我们这代人在今年“文革”被爆发50周年的日子里应该做些什么呢？说得更加直白一些，这是我们这代人最后的责任!我有三个建议：

　　第一、讲真话，留真言。我们都记得在“文革”结束以后巴金老人说要讲真话，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因为在“文革”期间讲假话太多了，这种讲假话之风到了今天越演越烈了。这也是“文革”阴魂不散的表现之一。在“文革”被爆发的50周年之际，我们需要有勇气来讲真话。为什么？这是因为近些年来“文革”的话题越来越受到限制。你一说起这段历史，弄不好就会给你带上一些帽子(也是“文革”遗风)。诸如历史虚无主义、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新动向、企图如何如何等等。剩下只有高唱赞歌，大讲“正能量”了。真实的“文革”历史不许讲，反而唱“文革”赞歌的歪风大行其道。举个例子，我比较关心知青上山下乡问题。最近就看到有位曾经的知青在看到春节期间一则上海女孩子不愿嫁到江西农村的新闻以后大为感叹，(不久被证实是假新闻)居然引发出如何看待“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问题。他讲：“把上山下乡说成是文革的产物，这是站不住脚的。”在他的眼里，这是别有用心的。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实质内涵上，“文革”期间发生的上山下乡运动是个客观存在。否定了“文革”，当然包括在这场运动中所产生的所谓的“新生事物”，其中就有上山下乡。怎么到了这些人的嘴里变成了一个问题。还滑稽可笑地打了这样的比喻“上山下乡与文革的关系，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说，就像今天的情人节刚好遇到春节，没有什么谁产生谁的问题。”这些曾经经历了“文革”上山下乡的个别亲历者留下的是谎言。一个人对于过去的记忆，是有选择性的，这是反映了他对于过去、现在以及将来的看法。如此颠倒是非反映了这些人的是非观绝对有问题。

　　我们说的讲真话，一定要准确地记载当年的真实。“文革”把我们全部卷入了进去，绝大多数人既是受害者，也是迫害者。在“文革”结束以后，许多的讲述都是讲自己如何受迫害的，很少看到讲自己如何迫害他人的。似乎那时个个都是反对“文革”的英雄，这就留给人们一个影响：这么多的人早就觉悟了，“文革”怎么可能会蔓延到全国？怎么会长达十年呢？所以我们的后人会产生误解，当年疯狂的“造反”变成了紧跟领袖的忠实行为，是与党中央保持的一致;斗争所谓的“走资派”演变成为当今的反腐斗争了，原来这些当权派是该斗争的;甚至运动初期学生可以毫无节制地跑遍全国的大串联，变成了浪漫开心的节日了。留下的谎言和假话只能给我们的后人留下“文革”没错的结论，这是何等可悲的事情啊。

　　现在已经很难看到冯骥才先生撰写的《一百个人的十年》(时代文艺出版社)这样的好书。冯先生在再版后记里有这样一段话：“我徒然想到巴金先生对于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倡议。这充满作家良心的倡议里包含着为子孙造福的渴望。但由于上述那些荒谬的误解，它同样被淡化，被搁置，被冷处理了。上海作家赵丽宏发现年轻的一代对于仅仅结束10年的中国历史最大的悲剧一无所知，我们难道还不应该敲响这警钟吗？只有叫后代人知道过去的一切，他们才会更透彻认识到现实的一切，不迷失于身边纷杂的生活里，知道做什么和怎么做，把个人的人生信念和人类生存的永恒真理相统一。”

　　可惜，我们做得很不够，做得还很少。

　　第二、讲历史，留事实。我们一直在纠结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有关于“文革”的话题变得讳莫如深。现在有关“文革”的研究以及成果，在港澳台和国外很多。有的国内学者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成果(书刊)只能跑到港澳台去出版。国内的出版社生怕惹上麻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是很难理解的问题。因为对于“文革”已经是有了历史决议的，是定论的事情，是被否定的历史。为什么研究“文革”会成为禁区呢？我们老是讲人家的教科书歪曲历史真相，那么看看我们自己的教科书里讲这段历史，教育后人警惕“文革”悲剧重演有多少呢？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嘛，不应该一遇到具体的问题就把这个实事求是的灵魂忘记了。例如，我们习惯于高唱辉煌60年、辉煌70年，叫做“正能量”。但是我们认真地研究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历史不是唱歌演戏那么简单。几句动人的歌词和乐曲就可以涵盖一切了。“文革”十年占据了这段历史，不能回避。一个可敬的民族是绝对不会回避自己曾经的历史的。刻意回避历史真相，用“文革”期间狠抓阶级斗争的办法(所谓的意识形态阶级斗争)来对待严肃的历史真相，这才是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

　　举个例子。关于“文革”期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到底要不要否定，争论一直很大。典型的就是先前在曾经有知青经历的人群中争论不休的“有悔”与“无悔”。对于这些历史问题，需要进行在事实基础上的研究。前不久上海的复旦大学举行了一个会议，专门通报了知青上山下乡问题的研究获得了国家立项，这是件好事嘛。至于专家学者们最终的研究成果如何，我们可以等待。能够立项至少说明国家层面的重视，能够开展研究总比不研究好!就这样一件事情，立即遭到了个别人的非议。有人得知以后立即说：“不要一看知青研究课题获得国家立项就是好。不要看表面现象，要看谁在做这个课题，他们究竟要做成什么？”究竟要干什么呢？他为什么要极力反对呢？在他的后续讲述中对于课题的研究人员进行了诋毁。说研究人员曾经讲过：知青运动是“文革”的产物;否定“文革”必须彻底否定知青上山下乡等等。他认为这些研究人员收集了大量控诉上山下乡运动迫害知青典型例子等。所以他认为，这些研究人员长期霸占知青运动话语权“是要借国家政府的名义，让他们的否定上山下乡的理论上升为国家理论，国家定论。历史虚无主义者的手法也在不断变化发展，手段也在与时俱进。”最后，这位“反对者”以“文革”期间的习惯语言说：“我们应该高度重视他们的新变化，密切关注他们的新动向。战斗仍在继续并正无穷期。”

　　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呢？它在说明几个问题：一是要坚持用历史事实说话。虽然国家层面对“文革”期间的档案至今没有公开，但是在“文革”结束以后的40年，还是在民间留下了大量的资料(包括国外的)。我们要在这些事实材料上进行认真的分析、鉴别、研究。一切以事实为依据。二是对于这类“反对者”完全没有必要理会。最好的办法是用事实，即研究成果来回答他们的质疑。在事实的基础上产生结论。三是说明类似的“反对者”的存在，客观上在告诉我们：否定“文革”，任重道远!

　　第三、讲感受，留后人。就像我以上说的，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应该抓紧时间留下真话。在“文革”被爆发50年的时候，应该想一想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一个自己的“文革”故事。这些故事既有惊天动地的篇章，也有平平淡淡的小事。但是万变不离其：“文革”必须否定，这是一条底线。那些在为“文革”唱赞歌的人，那些言行是不是在“妄议”党中央当年通过否定“文革”的决议呢？对于研究“文革”，举起了“敌对势力忘我之心不死”的大棒，那么对于这些“妄议”则眼开眼闭，最终的结果是将历史的假象留给了我们的后人。

　　我们把真话、真相留给后人，为的是告诉他们这样的悲剧绝对不能在中国的大地上重演。那么文革还会发生吗？这恰恰是我们最为担心的问题。虽然“文革”结束已经有40年了，但是这个40年里发生的许多事情在证明，这样的担心不是空穴来风的。重庆“唱红打黑”的造势是最为明显的一例。好在今日的世界、今天中国已经不是那个封闭的社会了，这样的闹剧只是昙花一现而已。但是今日依旧存在官民的对立现状，依旧存在类似的“个人迷信”的造神文化，依旧存在“阶级斗争”、无法无天的思维，依旧存在种种“文革”的雾霾。这些问题足以说明不认真反思的后果是多么严重。它会撕裂一个民族，撕裂一个国家。为此，我们还等什么呢？还期盼什么呢？还是要靠自己起来，讲真话、留真相!

　　我们这代人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政治斗争的暴雨骤雨的，对于中国社会和现有体制的弊端有深切了解。尤其是上山下乡十年，经历坎坷。这些经历对于我们正视中国社会的苦难，思索中国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有很大的帮助。今天我们在这里研讨“文革”，我们可以从“文革”期间发生的上山下乡研究开始。因为这是我们亲身经历，有着切身的感受的经历。这些年来，我们回忆农村的生活很多很多，但是真正从“文革”角度来研究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不多。“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与“文革”前的上山下乡虽然有所区别，但是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只是到了“文革”时发展到了极端了。在这样的极端下，出现了许多咄咄怪事。这些怪事集中暴露了“文革”的不是!这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也是研究“文革”问题重要的一环。

　　一起努力!

——转自中国选举与治理，2016-0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