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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权双周刊编辑部
唐山地震大惨剧—其实是一场大人祸
——雅安地震联想(二)
(二)、青龙奇迹
继1975年辽宁海城奇迹以后,在1976年河北唐山大地震中又出现了“青龙奇迹”。
1976年11月8日,国家地震局发出《地震工作简报》第17期,写道:唐山地震使青龙县房屋损坏18万多间,但直接死于地震灾害的只有1人——因突发心脏病而猝死。
“青龙奇迹”是怎样创造的?
青龙县科委主管地震工作的王春青参加了国家地震局在唐山召开的京津唐渤张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听到汪成民的震情通报后,火速赶回县里,马上向科委主任王进志汇报震情,王进志高度重视,迅即向县委汇报。 7月24日晚上8点,青龙县县委召开紧急会议,在听取王春青的汇报后,青龙县委书记兼县长冉广岐作出决定必须在26日前将真情通知到每一个人。并表示:“狼来了谁家的孩子谁抱着,47万人的生命,大不了丢个官。批邓,在屋子里批和在院子里批一样。不震拉到,大不了老百姓让蚊子多叮几个包,再大不了骂几句把我这官丢了,别人拿乌纱帽当乌纱帽,我拿乌纱帽当尿憋子。但是如果真震了,咱不愧对一方的父老乡亲。”
因此,同样处于震区、距离震中仅115千米的青龙满族自治县47万人民安然避过了一场大劫。
1976年8月20日,河北省科委发表青龙县成功预防大地震的事迹简报,但是简报很快被政府收回。——为什么要隐瞒?
1995年,联合国科尔博士来到北京参加妇女大会,第一次得知了有关青龙县成功避震的消息。1996年初,科尔博士被联合国派遣带队到青龙县考察。1996年4月,青龙县被联合国机构评选成为科学研究和行政管理相结合取得成效的典范。全世界开始知悉在惨绝人寰的唐山大地震中竟然有47万唐山人成功预震防震的传奇。
海城、青龙做到的,为什么唐山做不到?
(三)、功亏一篑,震前政府没有向人民发出公告——确切无疑:唐山地震惨剧是一场大人祸
多年后,杨友宸面对张庆洲的采访时失声痛哭:“我们本来抓住了唐山地震的,24万人都是被冤死的!”
198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十周年前夕,邓小平到唐山参加纪念活动时说:“这是一场天灾,也有人祸成分。”
邓小平说得轻了。地震是天灾,但人员伤亡完全可以避免——完全应该避免。
正确的结论是:唐山地震惨剧是一场大人祸——已经发现大量地震先兆,并且已经形成非常准确的长—中—短—震前预测链条,毛泽东当局却秘而不宣不向震区人民发布任何信息,不言而喻,罪大恶极。
二、为什么说“唐山地震惨剧是一场大人祸”?罪恶还表现在建筑物质量上
大量破房危房是人祸第二大原因。
建筑物质量差是地震造成人员大量伤亡非常重要的原因,早已成为人类的共识。作为真理,在汶川、雅安大地震中一再得到了验证。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工程抗震研究中心总工程师王海波指出,完全能从工程上实现建筑物“大震不倒”。——更使人们坚信,建筑物质量对于防震抗震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对于唐山地震震前存在的大量破房危房,执政当局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
1、当时,社会主义中国城镇住房实行国有化,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瞎折腾,治国无方,经济落后,在世界经济史的黄金时期(1949——1973年)中国这边风景独糟,民居普遍破烂不堪,犹如病残老人弱不禁风,但政府却很少修缮、极少重建,长期不闻不问置之度外——当时,许多回乡探亲的台湾老兵感慨地说:啊!还是老样子——还是二三十年前的老样子。2、加上对农民的的制度性歧视,农村房屋质量更差。
于是,唐山地震大面积房倒屋塌,造成了空前的大死亡。
从前述的1960年智利特大地震震后照片可见,贫穷的拉丁美洲一个穷国,在长达一个多月时间里连续发生一系列震群型超级大地震以后,很多民居竟然还屹立不倒,比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显然强得多——实在强很多。
毛泽东政府有没有罪?这是生动的证明。
三、为什么说“唐山地震惨剧是一场大人祸”?罪恶还表现在救灾环节上
近些年,许多正直之士指出,唐山震后救灾不力——做得不好。对此,毛左派人士火冒三丈。一位宫怀远先生2008-6-10在“乌有之乡”网站发文《唐山地震与文人的谎言》写道:
文人雷颐(中国社科院著名学者)近日在《中国新闻周刊》和《经济观察报》刊出文章,专谈从唐山地震到汶川地震“政府执政理念、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和进步”,以凸显当年唐山地震时政府执政理念之迂腐落后,治国办事缺乏人道,不讲人性,不尊重生命。此文一出,立即引来不少喝彩声,掌握话语权利优势的精英文人们奉若至宝,争相传播,各地文摘小报也心领神会纷纷跟进,迅即摘要转载。一时间,丑化毛泽东、鞭挞毛泽东时代这种已喧嚣30余年的“精英偏好”又借这一历史“案例”沉渣泛起,再次给人们强行洗脑。
宫文写道:矗立在唐山市中心的抗震纪念碑文是历史的见证和真实的写照。碑文写道:“地震之后,党中央、国务院急电全国火速求援。十余万解放军星夜奔驰,首抵市区,舍生忘死,排险救人,清墟建房,功高盖世。五万名医护人员及干部民工运送物资,解民倒悬,救死扶伤,恩重如山。四面八方捐款捐物,数十万吨物资运达灾区,唐山人民安然渡过缺粮断水之绝境。与此同时,中央慰问团亲临视察,省市党政领导现场指挥,诸如外运伤员、清户防疫、通水供电、发放救济等迅即展开,步步奏捷。震后十天,铁路通车;未及一月,学校相继开学,工厂先后复产,商店次第开业。冬前,百余万间简易住房起于废墟,所有灾民无一冻饿;灾后,疾病减少,瘟疫未萌,堪称救灾史上之奇迹。”
冯小刚导演的电影《唐山大地震》上演与雅安大地震发生以后,两方面的争论再次掀起高潮。
唐山地震救灾真相究竟如何?不能不澄清。
(一)、从华国锋的谈话看救灾——政府保卫谁?
《唐山大地震预测事件始末》(资料来源:凤凰卫视《社会能见度》,主持人曾子墨。2010-06-10 13:06:24) :
1976年7月28日22点30分,黄相宁被人秘密从家门口接走,向华国锋、江青、纪登奎、吴德等国家领导汇报地震预测情况。当时除了国家领导人,地震界方面只有三个人参加:局长刘英勇,梅世蓉副主任,黄相宁。华国锋表示党中央国务院不责怪地震界的同志,希望继续做好监测工作,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请注意,华国锋的讲话就是不提“保卫人民”——不把人民顶到头上,视为“最大最高”,而以“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为核心为重中之重——在这种思想观念主导下,唐山震后救助能全力以赴吗?
(二)、从当时中共官媒的宣传看救灾——什么是中心?
1976年7月29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中共中央对唐山人民的慰问电,同时在慰问电的右边刊发了一条新闻:《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 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这篇新闻采用的是新华社通稿,只有400余字,有10多个字提到了地震的后果:“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
一场大灾突如其来,国难当头,国家的当务之急是什么?本来不言而喻。然而,毛泽东时代却是雷打不动地始终坚持“政治第一”的方针。应该说,人民的生命就是最大的政治。但毛泽东的“政治”到底是什么呢?——作为执政党喉舌的《人民日报》,通篇尽是“伟大领袖”、 “毛主席”、 “英明领导”、“革命路线”、 “批邓”、“政治”、“斗争”——而对于国家民族的大灾巨难,却仅用寥寥十几个字,内容空乏,语焉不详—— 一座工业重镇被夷为平地、100多万人民伤亡,在老爷们的眼里,居然只是“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而已——何其轻松而无所谓!是否关心灾民?是否积极救灾?岂不一目了然?
当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正如火如荼,是中共党的中心工作。报道的最后一句是:“他们(灾区民众)决心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发扬人定胜天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团结起来,奋发图强,夺取这场抗灾斗争的胜利。”
请注意,当伤痕累累倾家荡产的灾民引颈乞援之时,执政党居然提出要灾区民众“发扬人定胜天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团结起来,奋发图强,夺取这场抗灾斗争的胜利。”——国家要你们做什么?人民要你们做什么?——这样的执政党会全力救灾吗?
此后,《人民日报》又发过多篇关于唐山大地震的报道,但这些报道都必须强调用“批邓”来推动抗震救灾工作,仅从一些报道的标题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当时的政治斗争是压倒救灾工作的,如:
1976年8月5日:《深入批邓促生产支援灾区多作贡献 河北辽宁广大干部和群众以实际行动支援唐山丰南地区的抗震救灾斗争》;
1976年8月12日:《抗震救灾的现场也是批邓的战场 红九连和唐山郊区人民一起以批邓为动力做好抗震救灾工作》;
1976年8月28日:《深入批邓是战胜震灾的强大动力》;
1976年9月1日:《深入批邓成为抗震救灾强大动力 天津第一发电厂发电量很快达到震前水平》。
……
四人帮甚至公开提出,“不管东震西震、不能干扰批邓”(钱钢《唐山大地震:亲历与记录》)
在中共中央喉舌如此鼓动宣传下,唐山的反应——
震区天津塘沽医院工作人员李春霖在《唐山大地震后救治伤病员纪实》(2010-8-1 凯迪社区) 中写道:
唐山大地震发生后,王张江姚“四人帮”无视抗震救灾的严酷事实,非但不大力宣传抗震救灾的讯息,反而利用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连篇累牍地发表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文章。在抗震救灾那样繁忙的艰难时刻,,上级党委部门也向下部署,要我们组织大批判小组,开展批判所谓“三株大毒草”活动。
宋鲁郑文后评论,一位读者2010/8/5 8:24:06也指出:
最好笑的是,在救灾的过程中,解放军指战员还不忘搞“批邓,反击右顷翻案风”。在救灾的现场,搞批邓大会。
请注意,人命关天!当巨灾降临之后,究竟应以什么为中心?能有几个中心?以批邓为中心,救灾还能摆在中心的位置上吗?
请注意,在那个“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政治挂帅”的时代里,“以批邓为中心”绝不可虚与委蛇,必须认真对待,必须拿出时间学习文件批判斗争,而且要召集大会——事实的确如此——请问:在如此环境里,能全力救灾吗?
(三)、从“用手扒”看救灾——严重耽误抢救生命
钱钢《唐山大地震》:
在那些紧张的日子里,缠绕着党政领导和救灾部队指战员们的最严重的问题,还是那些被压在废墟中的幸存者的生命。抢夺生命这压倒一切的任务,落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数万名年轻士兵的肩头。北京军区坦克某师步兵团一营营教导员李福华说 “我们出发时想得太简单啦,别说大型机械,就连铁锹都没带几把。战士们就凭一双手,去扒碎石,掀楼板,拽钢筋!”李福华忘不了战士们竭尽全力而又一筹莫展的痛苦情景。到处听得见呻吟,听得见呼救,可是楼群的残骸像山一般镇压着无数一息尚存的生命。有一个小伙子,仅从楼板的裂口中伸出一个脑袋。他喊着:“救救我吧,解放军。救救我吧,解放军……”战士们却无法把那楼板抬高一寸。他们含着泪,听那小伙子一遍遍机械地喊着,喊声越来越弱,越来越弱,嘶哑,消失……旅馆一角,战士们听见一个姑娘从地下传出的声音:“同志,我们下面还有七个人,七个……”战士们拼命往下扒,已经可以听得见喘息声时,大地突然一阵摇晃,一些架空的楼板又坍落下去。
喘息声中止了。数小时后,筋疲力尽的战士们看到了七具并排躺着的女尸。28日下午,一营有2/3的战士指甲全部剥落,双手血肉模糊。这些紧抿嘴唇的无言的年轻人,奋力地,然而几乎是徒劳地用他们的血手扒开坚硬的废墟。当强余震发生的时候,我们还有六七十个战士在一座危险楼房里。一个连长喊:“有地震!快出来!”可没有一个战士往外跑,那连长喊着喊着,自己也钻了进去。得抢在房子倒塌前把人救出来啊!“我们全营在毫无工具的情况下,这一天,把原先有三层楼的新华旅馆翻了一个遍,在旅馆和周围的地方救出五十多人。第二天救了二十多人。第三天只救了四五个人……”7月29日下午,李福华奉命率全营到市委大院救人。面对一大片废墟,指战员们手足无措,几百号人,淋着雨蹲在地下。一辆吉普车飞驰而来,军区装甲兵司令员跳下车,一看眼前的情景就火了。“这底下还有80个人,你们怎么能在这儿愣着!”他命令李福华,“扒!用手扒!明天早上要是扒不出来,我撤你职!”
这些官兵们是可敬的——必须肯定。但是,文明现代却用上古时期的土办法,如此救灾给力吗?不耽误拯救生命吗?值得称道吗?
让我们看看河北省地震局的专家苏英俊(当时住宿在震中的唐山市路南区)是怎么去世的——苏新华《唐山地震追思》:
后来我家了解到,父亲他们地震地质唐滦勘察组的这几个人是在唐山震后第4天的中午被挖出来的……
我的父亲是在一面墙的下面被发现的,墙被一个硬物支撑着,下面有一定的空间,父亲躲在了那里,父亲的身体一点外伤都没有,鼻子和嘴里有土,像是后来窒息而死,如果救援早两天,说不定还能救活。
客观而言,政府救灾组织实在混账至极:首先,没有进行有效的机械和工具调运——当时吊车铲车挖掘机都是有的,但救灾部队连铁锨撬杠都严重不足——在一片废墟下抢救生命,不带工具行吗?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想不到吗?——再者,也可以看出,在72小时黄金时间里,用几万人抢救几十万生命,人手分明不够。
救灾是与时间赛跑分秒必争的紧急行动,时间就是生命,耽误时间无异于犯罪。
(四)、从拯救生命的数量看救灾——所谓的“救灾主力军”贡献几何?
为中共歌功颂德的宫怀远的文章写道:“整个扒救治人的工作使几十万生命得救了!”
另一个毛左派——专制制度的小卫道士、派遣海外负有特殊使命的新闻界人士宋鲁郑,在一篇逻辑混乱的文章《从海外评<唐山大地震>看背后的中国》文中颂曰:
(唐山汶川)两场地震表现出来的中国是不一样的。面对灾难,物质财富的多寡和作用对比鲜明。唐山地震,完全是政府主导的下的军队救援,而到了汶川地震,公民社会、民间社会与政府同时发挥作用,军队虽仍然担当重任,但专业救援队也同样突出。当然,这三十年的变革中也有不变的内容:负责任的政府、军队的核心角色。东西方都号称是人民政府,哪么检验的标准就只能是实践。至少从二十一世纪这几场灾难来看,西方(或它的追随者)都远远落后于中国(美国的飓风、法国的高温、台湾的八八水灾)。原因恐怕在于,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在于其执政的有效性。
一方面想通过抗震救灾颂扬“中国先进于西方,具有无可比拟的执政的有效性”;一方面又刻意含混其词,避而不谈唐山的救灾表现——究竟哪些地方比西方先进?岂不怪乎哉?
毕竟,忽悠不是事实,宋文露出了马脚:
唐山大地震二十周年时,凤凰大视野拍摄过一个纪录片,提到这样一个事实:地震后二十四小时,通过自救和他人帮助,二十万人获救。
请注意,这就是铁的事实:在震后最关键的24小时里,基本上都是灾民自救和相互间的帮助——众所周知,“凤凰卫视”是中共出资的中国第二中央台,如果这24小时里“20万人获救”是政府救灾所为,“凤凰大视野”岂敢隐瞒埋没、不声嘶力竭歌功颂德?
两个毛左派的说法大相径庭,究竟谁说的是真话?政府救灾究竟救出了多少人?另两篇颂功文章口径完全一致一—《悲壮:唐山大地震解放军抗震救灾纪实》:“人民子弟兵共抢救被埋压的幸存者16400多人。”《唐山大地震的救灾内幕》:“经过救灾部队的日夜苦战,从塌房残楼下共救出1.64万名遇险群众。”
我们不能不问一问:毛左派宫怀远大张着嘴所说的 “整个扒救治人的工作使几十万生命得救了!”,根据何在?你胡吹什么?
抢救1.64万:自救20万!这就是毛泽东政府唐山救灾的“伟大功绩”!
(五)、从“上级管不过来了”看救灾——政府就是这样全力救灾
钱钢《唐山大地震》:
唐山市精神病院的幸存者李忠志派人去找市委。市委领导答复:上级管不过来了。你们自己组织抗震救灾。
地震后的头三天,精神病患者显得出人意料的沉默、听话。在那三天里,唐山的许多健全人却反而精神失常了。
震后第四天,唐山市精神病院的老患者们几乎全都恢复了病态。强刺激给他们造成的反作用力一消失,平静立刻被打破。他们又唱又跳,又打又闹。拒绝吃药的,挥舞拳头的,满地拉屎的,摔杯砸碗的……乱作一团。
当那些患者终于被一个一个拽回“警戒圈”内的时候,李忠志只感到眼前一阵发黑。过了很久,他才发现自己躺在地下。一张张模模糊糊的脸在望着他,他听见赵大夫那熟悉的声音:“忠志!……你心脏……药……”瘦小的李忠志觉得自己就要“过去了”,他感到自己没有了呼吸,没有了心跳,连手和脚都没有了。他用微弱的声音在说着什么,有人听清,他要把“抗震救灾领导小组”的成员召到身边开会。这个普普通通的小人物,在同伴们面前只想哭,但他强忍着。那一刻,他似乎想起了什么熟悉的情景,胸中涌动一种很神圣的东西。“同志们,我们团结在一起,一定要坚持,一定不能散……坚持……”“忠志,你也要顶住,不要紧的,有我们在,还有药……”李忠志的泪水终于涌出了眼眶。他也能感觉到,身边那些人的泪水滴在他的脸上。
请注意,震后4天,他们一直处于被救灾部队遗忘的角落里。
(六)、从不管灾民死活“不让开仓放粮”看救灾——这是救灾还是制造灾难?
钱钢《唐山大地震》:
存有三百多万斤成品粮的西北井粮库,空气也到了极为紧张的地步。 民兵实枪荷弹,在倒塌的围墙边日夜巡逻。库党支部决定:没有接到上级的命令之前,一粒粮食也不许分发!在此期间,库内人员拣空投的干粮吃,不得生火做饭,以免引起群众的怨愤和混乱。民兵将围绕着粮库建起的防震棚当作自己的哨棚,对那里的灾民们说:“你们帮我们守住,有人来抢粮,你们都劝他们回去!你们自己先坚持着,等一发粮,我们首先保证你们!”和在银行废墟边转悠的人一样,围住了粮库的饥民也不敢冲过警戒线。粮库支部书记王守森听见有人在窃窃议论:“国库冲不得呀!这可不像商店。冲粮库就像冲大狱,那是死罪……”
可是毕竟有胆大的闯进来“评理”了。一个开滦矿工抓住王守森质问:“地震没震死,难道还要让我们饿死么!我家还有80岁老母,断粮了!你说怎么办吧!”王守森解释说:“粮库的粮,得等救灾指挥部下命令后,按计划分配。就这么些粮,一发生混乱,势必有人囤积、有人饿死。你家有老太太,可我们也得为全唐山的老太太着想……”工人勃然大怒:走!跟我走!咱们到指挥部去!”在抗震救灾指挥部那辆破公共汽车里,唐山市人民武装部副政委韩敏用不容分辩的口气说:“粮库做得对!……”临了,他指着车厢里的一筒饼干,对工人说:你拿这个走。”
灾民饥寒交迫,救灾指挥部为什么不开仓放粮?——这个混账政府,大难当头,为什么保粮食不保人命?
(七)、从灾民的生活安置看救灾
1、震后十几天,灾民还在争抢救灾物质
钱钢《唐山大地震:亲历与记录》:
十一天后我进入灾区。上海的虹桥机场一飞机的尸体袋飞往唐山。我在唐山看到 的情况相当惨烈……我在唐山亲历了灾后所有灾民的生活,灾民们抢水、抢衣服、抢食品。
那个时候要上街去领水、衣服、食品,我说这个领实在是很文雅,不是领是抢,真抢,当然不是抢劫,抢劫发生在别的地方。我们是去争抢,争粮食、衣服、水。
请注意,震灾11天以后,仍有抢劫现象。即使不抢劫,争抢生活必需品也是普遍的。
2、长达两个月灾民生活才基本就绪
宫怀远的文章写道:
“当年,中央抗震救灾指挥部主要负责人之一,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锡联老将军在回忆唐山抗震救灾时,作了这样的评述:“世界上有哪个城市能够经受这样巨大的灾难?死亡几十万人,数百万人无家可归。有哪个国家能够这样迅速地开展这样大规模的救灾行动?只有我们社会主义中国能够做到,只有我们中国人才能做到!地震只过了2个月,我们就恢复了水、电、通讯和交通,安置了伤员,控制了传染病的发生,开始了重建家园的工作。”
《伤口,1976年唐山地震》也指出:
大震之后,房屋几乎全部倒塌,各种生活物资埋压在废墟下,几十万受灾群众的生活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震后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救灾部队将食品、衣服、搭盖防震棚的材料等运到灾民的聚集点。然后,协助居民干部把这些生活必需品分发给各户。
该文印证了陈锡联所言,两个月才解决了灾民的吃喝问题。
请注意,在平原地带,在首都之侧,居然用了两个月时间,居然经历了漫长的60天才“恢复了水、电、通讯和交通,安置了伤员,控制了传染病的发生,开始了重建家园的工作。”!在这期间多死了多少人?——居然还大言不惭!
(九)、从重伤员的震后遭遇看救灾
钱钢《唐山大地震后的国家地震局》:
“饿极了的地震工作者,站在领救济粮的长长的队伍里……(河北省地震局)唐山市地震台分析预报组组长刘占武,地震时肱骨骨折。他在机场的死尸堆中整整躺了三天,裹着一条被雨水淋透的被子,疼得说不出一句话。第三天,他挣扎着起来,让人架着来到一个军队医疗队,排在长长的伤员队伍中……”
张庆洲在《唐山警示录》中指出,刘占武胳膊被砸断,胸椎八、九、十节骨折。
请注意,这是震后在唐山的显赫之处——飞机场,一个重伤员在雨中躺了整整三天竟然无人发现,死人堆无人处理,自己领救济粮找医疗队,并且排在长长的队伍里!——这就是政府全力救灾!
(十)、从救死扶伤的草率看救灾
钱钢《唐山大地震》:
28日下午,在天津汉沽已出现收容唐山伤员的手术帐篷。当晚,解放军总医院的外科医生也已在唐山机场搭起了三个手术台。这是唐山震后最早的手术,也是最艰难的手术。大量的清创缝合,大量的截肢,甚至还有开颅……一切都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进行。二五五医院医生王致苍护送伤员到汉沽时,参加了天津医疗队的手术。他说,他永远忘不了那个搭在泥土地上的芦席棚,几乎是踩在血泊中抢救伤员,他的解放鞋被鲜血染红浸透。仅有一双手术手套,做完一个病人,用自来水冲一冲,接着再做。而唐山机场连自来水都没有,解放军总医院的护士们,用煮沸了的游泳池水消毒器械。医生们在汽灯下开颅剖腹,没有血浆,一个个伤员就在手术台上死去……
外科医生孙玉鹗想起当时站在手术台边几十小时的情景:“那么多生命垂危的伤员,明知抢救无望,也往手术台上抬,有时做两个小时的手术,仅仅就是为了延长伤员一个小时的生命。”骨科医生朱盛修一提到唐山,首先想到的是手术帐篷外的那个土坑,土坑里堆满了截肢截下的胳膊、大腿……北京军区后勤部原卫生部长杨立夫、副部长刘贞,整日在唐山驱车奔走。他们很难把成千上万分散在废墟上的医务人员组织起来,常常需要事必躬亲。当丰南县沿海村庄有几十名重伤员无法运出时,刘贞竟亲自跳上一架“云雀”直升飞机,飞抵海边抢救。完全不亚于一场严酷的战争所造成的损害。在运往辽宁的18591名伤员中,各类骨折伤占58%,截瘫占,软组织损伤占,挤压综合症占,其他伤情占。几乎每五个幸存的唐山人中就有一个重伤员。
这是一个十多万人的巨大数字。“伤员得向外转送!”刘贞找到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这样做手术,几个月也做不完!”刘子厚问:一个公社能收多少人?”刘贞说:大约200。”刘子厚说:把伤员向省内各县转移。”7月30日,国务院决定把唐山伤员向全国11个省(市)转运。
救灾的医务人员可亲可爱,可是,如此救死扶伤,是在挽救生命还是在制造死亡?——为什么不多抽调一些医疗队?为什么医疗设施物质不准备得好一些?如果明知自己能力不足,为什么不顾伤病员死活拒绝外援?
(十一)、从瘟疫爆发看救灾——竟然发生了如此危机
《伤口,1976年唐山地震》:
据对唐山市路南区7个观察点的测算,每平方米苍蝇竟达300多只。蚊子也空前增多。
请注意,它披露了防疫工作的严重落后。
《悲壮:唐山大地震解放军抗震救灾纪实》写道:
有史以来,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已成规律。唐山大地震又发生在炎热的暑天,震后不长时间尸体腐烂,蚊蝇肆虐,细菌蔓延,并且已经发现疫情。
另一篇歌功颂德的文章《唐山大地震中的抗震救灾斗争》(《当代河北简史》编委会)也写道:
强烈地震以后,幸存下来的人们,面临着瘟疫的严重威胁,震后第3天,肠胃消化系统传染病如肠炎、痢疾发生了,并迅速蔓延开来。在震后1星期左右,达到了高峰。1976年8月份肠炎和痢疾的发病率,比上年同期,竟高出几十倍乃至上百倍。
钱钢《唐山大地震》:
防疫专家提出了触目惊心的报告:—— 城市供电、供水系统中断,道路阻塞,部队和群众不得不喝坑水、沟水、游泳池水,生活于露天之中;—— 粪便、垃圾运输和污水排放系统及城市各项卫生设施普遍破坏,造成粪便、污物、垃圾堆积,蚊蝇大量孳生;—— 人畜大量伤亡,在气温高、雨量多的情况下,尸体正迅速腐败,尸体腐烂气味严重污染空气和环境;—— 唐山市历年是河北省痢疾、肠炎、伤寒、乙脑多发流行区之一。现人员密集,居住拥挤,感染机会较多,传染病人又缺乏隔离条件;—— 当地各级卫生机关和群众防病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指挥员们比任何人都更清楚那一切意味着什么。……
现今的唐山可能出现的情形也许比历史上任何一次瘟疫都将更加可怕。几十万人死的死,伤的伤,剩下的几十万灾民和10万救灾部队,完全有可能被瘟疫击垮!初到唐山的时候,我身上背着背囊、水壶、挎包,包内有上海的好友侯阜晨为我准备的黄连素、六神丸、十滴水、驱蚊剂等各种防病药物,还有两斤大蒜。瘟疫的阴影已经笼罩着唐山。
几天后,当我背着喷雾器出现在废墟上的时候,我更为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如火的骄阳上,弥漫着令人窒息的尸臭。瓦砾上,到处有粪便、垃圾和呕吐物。在各地医疗队所在地那一面面红十字旗前,排着长长的就诊的队伍。皱着眉头、捂着腹部的面如菜色的唐山人,正在等待领取黄连素和痢特灵。仅仅数日,不少病者已被疾病折磨得筋疲力尽,有些人坐着,有些人躺着,连挥手驱赶苍蝇的力气都没有。苍蝇到处放肆地追着人叮咬,走到哪里都能听到那“嗡嗡”的噪音。我到民政局长蒋忆潮的“家”去,那芦席小棚简直成了苍蝇的世界,棚顶棚壁黑压压一片,在那里的几个小时,只见他女儿挥动苍蝇拍的手就没有停过。在街上,我看见过一只防蝇的大菜罩,菜罩内躺着一个可爱的婴儿……
所有人都感到了瘟疫的威胁。那些日子里,我天天遵从医嘱用咬碎的蒜擦手,天天服用黄连素,尽管如此,也未能完全摆脱疾病对我的侵袭……这是一场人类顽强地推开瘟疫的严酷的战役。当唐山地区各种传染病和发病率日趋上升,已接近爆发程度
请注意,在“救灾”中,因疾病又死了多少等待救助的灾民!
这就是毛泽东政府的“全力救灾”!这就是唐山救灾的“伟大成就”!
虽然,病疫传播后来得到了控制——一个多星期以后才得到控制——在文明现代救灾中出现这种现象是绝对不应该的。
(十二)、从震后大抢劫看救灾——救灾中的大丑陋
钱钢:《唐山大地震废墟上的抢劫风潮》(摘录):
抢劫风潮
7 月28日,唐山人首先面对的是死亡,是伤痛。然而,当死亡的危险刚刚过去,当滴血的伤口刚刚包上,他们面对的便是饥渴,便是寒冷。有人突然意识到自己正赤身裸体,有人突然感到喉咙在冒烟,肠胃在痉挛。倾塌的商店,在大地震颤时抛出了零星的罐头、衣物,有人拾回了它们,这使人们意识到,在废墟下有着那么多维持生命急需的物品。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事情似乎就是这样开始的。他们犹疑不决地走向那些废墟:埋着糕点的食品店,压着衣服的百货店,堆着被褥的旅馆……他们起初并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借!”一些人千方百计寻找商店等处的工作人员,他们从废墟中找来破纸断笔,要签字画押,留下借据。而工作人员起初还像震前一样照章办事:“不行!这是国家财产!”但这种规范很快被突破了。瓢泼大雨中,被浇得湿透的人们无处藏身,他们发紫的嘴唇在不停的颤抖。同样在雨中颤抖着的商店工作人员喊道:“把雨衣雨鞋扒出来用!”寻找雨具的人们拥上了废墟。淌血的脚穿上一双双新鞋,路边的防震棚有了塑料布的棚顶……他们又听到呼喊:“可以拿点吃的。”于是,一切就从这演变了。
起初只是为了生存,为了救急。可是当人们的手向着本不属于自己的财产伸去的时候,当废墟上响起一片混乱的“嗡嗡”之声的时候,有一些人心中潜埋着的某种欲望开始释放。他们把一包包的食品、衣物拿下废墟,不一会儿,又开始了第二趟,第三趟。他们的手开始伸向救急物品以外的商品。三五人,数十人,成百人……越来越多的人用越来越快的脚步在瓦砾上奔跑。都在争先,都唯恐错过了什么。每个人手中越来越大的包裹,对另一些人似乎都是极大的刺激。他们呼哧呼哧喘着粗气,瞪大眼睛四下搜寻,推开试图劝阻的工作人员,把已经扛不动的大包从地上拖过去。“快去!人家都在拿……”“快走!东西都快被拿光了!”“快拿呀……!”唐山出现了一种疯狂的气氛。
据目击者说,在药店的废墟上,有人在挖掘人参、鹿茸、天麻。在水产货栈的废墟上,有人捞到了海参、干贝、大虾。有人涌进了一个尚未倒塌的百货商店,争抢着手表、收音机、衣料……他们从那里推出了崭新的自行车,抬出了崭新的缝纫机。大街上匆匆奔行的人中,一个中年男子扛着成捆的毛毯,一个小伙子抱着大包的绒线,还有一个女人甚至扛着一箱电池!喧嚣的声浪中,人们的手已经不只是伸向国家的财产。有人亲眼看见一个老妇人在一具男尸前哭着:“我的儿啊!我的儿啊!”哭完,摘下男尸手上的表走了。不一会儿,她又出现在另一具男尸前面,又是泪,又是“我的儿啊”,又是摘去手表。就这样换着地方哭着,摘着,换了十几处地方,直到被人扭住。
“七·二八”当天,唐山街头就有了警察。他们光着上身,穿着短裤,只有肩上挎着的手枪才能证明他们的身份。当抢劫风潮开始时,他们挥动着手枪在路口拦截,可是他们防不胜防——他们的队伍在地震中伤亡太大了,而“作案”的竟是成百上千的灾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在震后即派出治安专家前往唐山,以图控制社会局势。河北省和唐山市的抗震救灾指挥部,为制止愈演愈烈的抢劫而费尽心思。一次次告急,一次次紧急会议,喧嚣的一周间,人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切地感受到某种能量在释放时的可怕。
1976 年8月3日,是唐山抢劫风潮发展到最高峰的日子。成群的郊区农民,赶着马车,开着手扶拖拉机,带着锄、镐、锤、锯……像淘金狂似地向唐山进发。有人边赶路边喊叫:“陡河水库决堤啦!陡河水下来啦!”当惊恐的人们逃散时,他们便开始洗劫那些还埋藏着财产的废墟。他们撬开箱子、柜子,首先寻找现款,继而寻找值钱的衣物。满载的手扶拖拉机在路上“突突”地冒着肮脏的烟,挤成一堆的骡马在互相尥蹶子;“淘金狂”叼着抢来的纸烟,喝着抢来的名酒,他们在这人欲横流的日子里进入了一种空前未有的罪恶状态。终于,当这一切进行到高潮时,街心传来了枪声。
从1976年7月29日到8月3日的一周内,在那片灾难的废墟上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事情。中国人民解放军唐山军分区的一份材料披露了如下数字:地震时期,唐山民兵共查获被哄抢的物资计有:粮食670400余斤,衣服67695件,布匹145915尺,手表1149块,干贝5180斤,现金16600元,被民兵抓捕的“犯罪分子”共计1800余人……
一场席卷一座工业大城市的抢劫风潮竟然能持续一个多星期!而且,大批救灾部队早已抵达唐山市区!8月3日,震后第7天,抢劫风潮竟然发展到最高峰!
如果政府救灾给力,如果真像宋鲁郑所言,“中国政府具有无可比拟的执政有效性”,能出现如此大疯狂如此大丑陋吗?
(十三)、从中共中央在唐山震后的实际表现看救灾——实在不像话
1、震后第一时间中共高官在干什么?
《毛泽东临终时,陨石地震与天人感应》:(凤凰博报 2006-09-05):
小孟想着想着,便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忽然,小孟觉得有人在用力摇她的椅子,她被惊醒了,马上站起来,发生了什么事?耳边传来了玻璃震动的哗哗的响声。她发现卧室里的窗帘正在抖动。她往毛泽东的床上一望,看见他依旧躺在那里,很踏实,好象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只不过,已经睁开了眼睛,神态像是在想什么。
当小孟还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时,护士小李、小俞已经从卧室门口进来了,实际上是急忙跑进来的。只听小俞慌里慌张地说:
“小孟,地震了,大厅里的窗户震得好响。主席怎么样?没事吧?”
按平时的规定,她们不得允许是不能随便进入毛泽东卧室的,但今天是特殊情况。也就顾不得这些了。
也不知是谁的主意,小孟她们几个人,从毛泽东床边的小柜子里拿出一条床单,几个人一人抻一个角,撑在毛泽东床上面,为的是怕天花板上掉下什么东西砸着他。她们一声不响地抻着,几分钟过去了,毛泽东又睁开了眼睛,翻了翻身,他好象忽然发现了自己头上面的那条床单,那条白色的细棉布床单在他头顶上面抻着。他略微转动头,向上面,向左右看看,他有些奇怪了,微微一笑,然后说: “怎么?抻床单做什么?”
小孟听见毛泽东笑着发问,便马上回答:
“主席,刚才发生了强烈地震,小李他们吓得不得了,赶快跑来,保护您呢。”
毛泽东听了,似乎觉得十分好笑,又很好玩。他不慌不忙地说:
“地震了,越震我倒睡得越香噢,这叫地震不醒安如山嘛。”
小孟说:“我们都紧张坏了,您还有心思开玩笑。”
小俞说:“主席,这次地震可厉害了得很,比邢台那次感觉明显多了。”
“总有一天,会天塌地陷,自然规律么,不用怕。”
“您什么都不怕,我们可害怕死呢,可能还要有余震呢。”
小李也补充了这么一句。
“怕也好,不怕也好,我看你们抻着单子倒没必要。房子塌下来,一条单子能顶住?”
毛泽东做了个落下来的手势,他用手向下挥了两下,几个工作人员才把单子放下来,叠好放在一边。她们也觉得自己的行为有些莫名其妙。
直到1976年9月9日,人们才在不知所措的茫然中结束了这种想法。
另一篇文章:《唐山大地震中的救灾内幕》(2010-07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
地震摇撼中南海
地震发生时,住在中南海游泳池书房的毛泽东,病情已经特别严重,这位当年“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伟人,已经83岁。按照中央的分工,华国锋、张春桥和王洪文、汪东兴分两班轮流值班守护。这天,华国锋和张春桥值完前半夜班,已经回去休息。后半夜值班的是王洪文和汪东兴。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张玉凤也参加了值班。6月,毛泽东因患心肌梗塞已被抢救一次,虽经多方抢救,病情一直不见好转。当大地突然颤动起来,毛泽东住处大厅门窗上的玻璃“哗啦啦”地响个不停,地下也有拖拉机发动般轰轰的响声,毛泽东的病榻摇晃不止……
王洪文、汪东兴、张玉凤感到情况异常,预感可能是发生大地震,急速向毛泽东的卧室走去。毛泽东住处的气氛立刻紧张起来。此时的毛泽东身穿睡衣,半躺在床上,双目微闭,他明显感到了地震,但是,他并没有因这场突如其来的地震而恐慌。由于说话很困难,他便摆摆手,大概想对工作人员说,不要惊慌。
这时,有人喊:“小周,快!主席的头。”
毛泽东的住房是平房,砖木结构,工作人员周福明听见喊声,立即抱着毛泽东的头部,弓下身挡住,以防止房子掉下东西砸着毛泽东,其他工作人员赶紧找到一个大被单,几个人拉住四角,罩在毛泽东的床铺上面。
经过一阵短暂剧烈摇晃,很快平静下来。这时,汪东兴走到毛泽东的床前说:“像是地震,我再去了解一下,了解清楚后再向主席报告,请主席好好养病,不要着急。”不多时,回到家中休息的华国锋,被地震摇醒后,也飞快赶到毛泽东的住所。天亮后,经医生同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把毛泽东转移到防震的房子——游泳池南的“202”。“202”住所是1974年专门为毛泽东修建的房子,是中南海重大战备防震工程的重中之重,建成验收时,还进行了防原子、防化学、防辐射等检测。
守护领导和警卫战士用担架把毛泽东抬走时,毛泽东已服过安眠药,刚刚入睡,他并不知道。醒后,毛泽东发现住处发生变化,立即向工作人员询问:“这是什么地方,怎么把我弄到这儿来了?”他一再要求回原来的地方去。华国锋走到毛泽东床前,解释说:“这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定的,考虑到主席的安全。”毛泽东还是执意要回去,华国锋又再三说:“等地震平静下来,主席的身体好些再回去。”毛泽东只好答应下来。
毛泽东安排妥当后,中共中央一些核心成员先后来到中南海紫光阁,紧急磋商地震情况及处置办法……
两篇文章所述有一定差异:陪护毛泽东的,前者写的是毛的小三奶孟锦云,后者没有提孟,写的则是小二奶张玉凤。不过,主要方面是一致的:其一,地震时,毛泽东醒来后,根本没有想到灾区人民,也没有提起灾区人民,至于毛左派宫怀远所写的 “仍在做着他早年立下誓言的那件事——拯救人民”、“他立即把华国锋叫到床前,对华吩咐说:尽快去唐山,代表我慰问灾区人民,安置好灾民的生活。”,则完全是子虚乌有天方夜谭。其二,华国锋等一干中共高官在地震发生后,所想的第一件事是看望安置毛泽东,而不是灾区人民。其三,安置毛泽东——等他熟睡之后再转移,用了4个小时,在震后救命的黄金72小时里占了1/18, 然后才讨论救灾事宜。因此,至少万人死伤于他们的耽误。——仅凭这一条,在自由民主国家里,这个执政党这群混账执政者就必须滚下台。
2、震后第二时间——1976年7月28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国家地震局汇报
钱钢《唐山大地震》:
国家地震局局长刘英勇语无伦次,他反反复复地检讨,他请求处分,他说已经派人到震中区去了,他自己也准备立刻去现场监视震情……“不!现在的问题是要确保北京!”一位政治局委员说,“你必须留在地震局,昼夜值班,随叫随到!”会议的中心转到了确保北京的问题上。
请注意,毛泽东当局的决定是“确保北京”而不是救灾,更不是全力救灾!
3、震后第八天,华国锋才在请示垂死朽翁以后赴唐山慰问灾民
《唐山大地震中的救灾内幕》:
8月3日,华国锋给毛泽东写了一份请示:
主席:
根据地震局的分析,近日北京地区没有发生六级以上地震的预兆,我拟明日(四号)去唐山、开滦煤矿、天津两三天,了解抗震救灾情况,参加慰问活动,妥否请批示。
华国锋 八月三日
毛泽东又亲自圈阅了这份文件,毛泽东的秘书还在这份文件上注明“九时半主席看后同意”的字样。
毛泽东指派华国锋出任中央慰问总团团长。8月4日,华国锋受毛泽东的重托,率领中央慰问团赶赴唐山,与已到达唐山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率领的中央慰问团唐山分团一起代表毛泽东和党中央看望和慰问唐山人民。
8月4日,华国锋在唐山机场一下飞机,就会见了中共唐山地、市委和开滦煤矿党委的负责同志及各界代表,与他们亲切交谈。5日,中央慰问团的同志到了开滦吕家坨矿、唐山矿察看灾情,同干部、群众亲切交谈,详细询问煤矿井下工人安全脱险情况,并且和大家一起研究迅速恢复生产的问题。
请注意,毛泽东政府总理在震后第7天才请示垂死朽翁,第8天才亲赴灾区,第9天才慰问灾民。这就是全力救灾!这就是关爱人民!
巨灾降临,是充分显现人性关爱的时刻,可是,毛泽东政权中央显示的却是:无比的自私自利作威作福,对人民无比的冷漠——所谓的一点点亲民表演只不过是作秀而已。
四、为什么说“唐山地震惨剧是一场大人祸”?罪恶还表现在拒绝外援上
张庆洲的《唐山警世录》指出:
唐山大地震期间担任北京军区抗震救灾指挥部领导人的迟浩田透露,时任总理的华国锋率领中央慰问团在灾区的帐篷里说:“外国人想来中国,想给援助,我们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用不着别人插手,用不着别人支援我们!”——“两个凡是”的倡导者表达的是毛泽东思想。
其时,《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明确指出:“自力更生的救灾努力说明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考验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说明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
《唐山警世录》又写道:
后来官至国防部长的迟浩田回忆:“我们当时听了很激动,鼓掌、流泪,也跟着那么喊。多少年后才知道是干了大蠢事!” ——“大蠢事”的代价是葬送了数以万计十万计老百姓的生命。
站在今日看昨日,当时的执政者岂不正是活脱脱的现代阿Q吗?——不!岂不正是只顾自己面子、不管人民死活的冷血动物吗?
一位“2楚天”先生在新浪论坛发帖《唐山大地震,拒绝外国救援。质问毛狗:你们还有点做人的良心吗?》(2012-04-20 14:01)写道:
遥想当年,我们不仅要问:面临如此巨大的自然灾害,国际社会到那里去了?为什么没有国际人道主义援助来到唐山灾区?是唐山不需要?还是联合国的失职?抑或是美、日等资本主义富国冷酷无情?
事实是: 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对中国的灾情立即表示出极大的关注。次日(7月29日),联合会秘书长瓦尔德海姆至电华国蜂总理,说联合国“准备帮助灾区人民为克服这场自然灾害的影响而进行斗争。”同日,英国外交大臣克罗斯兰在下院宣布:“英国已表示愿意向中国提供紧急援助和医药物资。”已故二战期间战时首相温斯顿· 丘吉尔的孙子小温斯顿· 丘吉尔还建议立即派工兵部队来中国帮助建设必须马上投入使用的供水设施。再次日(7月30日),日本宫泽外相在内阁会议上报告, “对于中国大地震,我国将采取迅速发出救灾物资的方针。” 并指示孝川大使向中国转达:药品、衣物、帐篷等物品已准备就绪,一旦中国方面做好接受准备,就将发出……
即使是世界头号富国的美国遇到大的自然灾害时都需要国际社会施以援手,何况是当时经济几乎到达崩溃边缘的贫穷、落后的中国。说美、日等资本主义富国冷酷无情也不符合逻辑,美、日等资本主义富国在国际人道主义援助方面所尽的义务有目共睹,也无人可及。尽管那时的中国是美国的敌对国,美国也不会袖手旁观,美国不是经常给它的敌对国如朝鲜等国以人道主义的援助吗?
翻开历史,我们发现,是毛拒绝了外援。唐山地震后的救灾期间,中国对外宣布:中国人民决心以自力更生的精神克服困难,谢绝外部提供的援助。当唐山大地震的消息传到世界后,美、日等西方国家准备了大量的救灾物资,他们只等中国一句首肯的话,然后运往中国。然而,这种人道主义的善意却遭到了拒绝。我们可以想像,当时满目疮痍的唐山多么需要国际社会送来的先进的救灾设备和物资,当时在地震中受伤的唐山灾民又是多么渴望国际社会送来的先进的医疗设备、药品和医术精湛的医务人员,毛却代表受灾中的唐山人民拒绝了外援。如果当时国际社会的援助能够无阻力地及时抵达唐山灾区的话,唐山大地震的损失肯定会大大降低,尤其是死亡的人数决不会到242769人--这一吓人的数字。
毛拒绝国际社会对唐山大地震灾后的援助,是对中国人民、尤其是对唐山人民的犯罪,他们何以面对那些因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原因得不到及时救助而死去的冤魂。为了所谓面子和没有任何意义的自尊而让唐山灾民陪上宝贵的生命,维护面子和自尊的成本竟是如此地高昂。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对西方进步文明的一种抗拒和恐惧。深闭固拒,害怕西方先进事物的进入,哪怕是西方国家人道主义援助的些许进入,使唐山人民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因而,二十九年前的那场惨绝人寰的唐山大地震不仅仅是一场天灾,同时也可以说是一场人祸。
当时中国,在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残酷压迫和瞎折腾下,1960年已经史无前例地沦为世界第一穷国,文革时期依然如故。从本文以上所述可见,唐山震后急需外援,可是,独裁恶魔却无视灾民死活打肿脸充胖子断然拒绝,诚如“2楚天”先生所言,罪莫大焉!
有人指出,现在网上大骂毛泽东,过分了。
过分吗?请问:为什么不想想被他残害致死饿死的八九千万我们的同胞?
五、为什么说“唐山地震惨剧是一场大人祸”?——与日本台湾救灾做个对比
四篇记述日本震后景象的网文——其一
何清涟《日本的地震救灾经验》:
日本的救灾法律法规体系当中,最基本的法律就是于1961年开始实施的《灾害对策基本法》。该法律涵盖防灾组织、防灾计划、灾害预防、灾害应急对策以及灾后重建等各个领域,确立了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其他公共组织关于地震等灾害预防的责任,从制定防灾计划、灾害预防、灾害应急对策,直到灾后重建时实施的财政金融措施以及其他必要的灾害对策的基本措施,都有相应规定。这部法律的实施,全方位、有计划地推进了日本的防灾行政。
在2011年日本遭受大地震、超强海啸及核泄漏事件酿成的复合型灾难。即使如此,这套救灾体系也体现了反应快速、专业化程度较高、组织实施有序、民众自救能力较强等特点。虽然存在救援力量不足,后续行动滞后的弱点,但日本整体救灾能力让世界叹服:先后动员10万名自卫队员,6500名预备役人员和1128支紧急消防援助队投入抢险救灾,灾后三天内搜救出1.5万名幸存者,并将55万名受灾者疏散到2100个避难所。
其二
2011年04月11日13:12 国际在线消息(驻日本记者 王洋):
主持人:今天是日本大地震(8.9级强震)过后整整一个月的日子,能不能给我们大家说一说震后这一个月,日本普通人的生活都发生了哪些变化?
王洋:现在来看,东京的普通人的生活已经恢复到了比较正常的状态……现在学生们都已经开学了,所以在车站里看到了不少家长带着自己的小孩,穿着崭新的校服,背着崭新的背包,带着他们去上学去……
主持人:从大地震海啸发生到现在已经过去一个月了,救灾工作都有哪些新的进展?
王洋:目前的救灾工作主要还是持续在一个搜索的工作上,主要是因为现在失踪的人口还有很多。昨天自卫队与美军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的搜索工作,共出动了2万2千人进行搜索工作,还有90架飞机和50艘舰船,主要是集中在岩手、福岛和宫城三个重灾区。昨天据日本自卫队方面透露,他们找到了90名遇难者的遗体。
目前来说,简易住宅的搭建已经逐渐开始了,包括宫城县、岩手县、福岛县的一些地方,总共计划要搭建6万2千所的简易住宅,提供给这些灾民们来居住。目前这些简易住宅的搭建工作大概已经完成了一成左右。
其三
当千年一遇的东日本大地震来到时,日本人表现出令世界震惊的冷静,赢得了世界的喝彩。在日本看到了很多友爱精神.当某避难所被送来饭团后,大家都肚子饿,但是大家却相互谦让着:您先请。几十个饭团转了一圈还有剩,不只是谁讲了一句:让年纪大的人吃吧。于是那些年纪大的人全部吃到了饭团。还有当地震来临时,原本接受外国人政治献金而陷入绝境的菅直人一下子轻松了许多,因为地震来了,政党间的争夺全部结束,这是不能再争了,全国要一致对应天灾。当地震当天我们没有接到所谓的趁火打劫,或者仓皇无措的举动。日本人都是那么镇定有序,连哭都不在他人的面前哭泣,它们都默默地在流泪,这个民族是如此坚韧。
日本的国民性是可怕的,记得1995年阪神大地震时,国际炒家觉得日本被毁了,日元不行了,所以在国际期货市场大量沽出日元,没有想到日本举国抗灾,日元不跌反而大升,共计升了20%还多。所以我昨天特别观察日元的走势,果然这次日元没有大跌,而是轻微上扬,那些国际炒家学乖了。知道日本国民的团结性了,所以推高日元何乐而不为。
宫城,市民领取供应物资
宫城三陆领取救灾物资的村民
其四
阪神地震时我因为刚考入阪大,居住的是大阪市内的房子,也正好是我刚进入大学第一年的期末考试之前,正好在震中心,上所以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当时看到熟悉的朋友突然离去,我的心中是非常的难过,地震一停下,我就去了神户的滩区,因为交通都不通了,徒步10公里才来到这个地震的重灾区,看着倒塌的房屋,我与友人一起按着以前的地图一家一家去探问朋友们,很多朋友都到其他地区避难去了,还有的是遭受了不幸,望着坍塌的房屋,心中涌起了一股对于自然的无助感觉。这时路边公园里一个临时搭出的简易棚子前的一个中年人叫了我一声:小伙子来喝一碗粥。我一看那些人不象政府的工作人员,正好肚子饿了,我就随着人流排队拿了一碗粥,在交通不通,政府救援未到之时,这碗粥是救命的粥。我边喝边问身边的当地人他们是什么人,当地人告诉我他们都是山口组的神户总部人员,因为地震他们都出来抗震救灾了。听了这句话,我心中的无助一下子没有了,我为何不能做出点贡献呢。很多日本人与我一样在经历了阪神大地震以后,对于社会的自我贡献加强了,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但是所有力量合起来是巨大的,这就是日本草根运动的起点。
再看看台湾
这是笔者2010-04-22 01:04:58发表于“博客中国”的一篇博文《由薄熙来想到刘兆玄 》中的一段:
……人们注意到,在罕见的西南大旱中,身处主灾区的我党大员薄熙来的表现恰恰与之形成了鲜明对比:漠不关心,若无其事。
由薄熙来我想到了海峡彼岸的刘兆玄——二人都出身于官僚家庭,都是学者型官员。薄熙来系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副总理薄一波之次子,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硕士。刘兆玄,台湾空军司令刘国运上将第五子。跟薄熙来一样,也天资聪颖。从台湾大学化学系毕业后,赴加拿大雪布克大学化学系、多伦多大学化学系深造,先后获得化学硕士、博士学位。早年间与兄弟刘兆黎、刘兆凯以“上官鼎”的笔名创作武侠小说,出版了《芦野侠踪》、《沉沙谷》、《铁骑令》等10余部武侠小说,曾帮古龙代笔续完《剑毒梅香》。跟名画家梁又铭学画,绘画功底相当扎实。曾任台湾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清华大学校长、台湾“交通部”部长、 “国家科委主任委员”、 “行政院副院长”等职。 2008年5月20日,出任马英九政府“行政院长”。
想到刘兆玄,就不能不想到他总理生涯的滑铁卢。
刘兆玄履任不久,台风莫拉克狂袭海岛。南台湾灾情惨重,屏东县、高雄县尤甚。面对突兀其来的自然灾害,应该说刘兆玄是尽职尽责的。其表现实在可圈可点令人敬重。请看当时的新闻报道:
台海网8月10日讯
莫拉克台风袭台,屏东林边乡水淹及腰,刘兆玄(中)涉水走进乡公所探视乡民
莫拉克台风重创南台湾,“政院”全面提升应变机制,除在屏东设置前进指挥所,指派“内政部长”廖了以进驻外,刘兆玄还比照“九二一地震模式”,夜宿高雄与灾民同苦,官员形容“犹如一场救灾总动员”。 刘兆玄也宣布成立莫拉克台风救灾中心,由廖了以担任指挥官,成员包括“国防部”陆军司令部、“经济部”、“交通部”、“农委会”、“卫生署”及“环保署”等机关副首长。
刘兆玄昨天带着“政院”幕僚与相关部会首长,早上七点搭乘高铁南下屏东、高雄,听取军方简报,随即搭乘军方装甲车挺进林边、佳冬,望着市区一片汪洋,刘揆脸色凝重。
“有丢救灾物资,但都丢在水里,我们只能捞到水。”屏东县佳冬乡沈姓女子打电话向外界求助,表示已两天没吃东西,她襁褓中的孩子没有奶喝,哭闹不停,“拜托救难人员赶快送粮食来!”
屏东县救难人员说,由于大水湍急,橡皮艇根本无法接近水势湍急的淹水区。而且灾民太多,不知道他们受困地点,部分救灾物质才未及时送到有些灾民手中。
对于夜宿高雄,“新闻局长”苏俊宾解释“这是前一晚就决定的。”他说“灾情超乎预期,不能沿用既定的SOP(标准作业程序)”;据悉,九二一地震发生时,刘兆玄任副阁揆,第一时间也曾夜宿南投灾区。
由于南部灾情惨重,灾后重建牵涉诸多部会,刘兆玄昨南下勘灾,随行还包括“国防部长”陈肇敏、“交通部长”毛治国、“农委会副主委”胡兴华、“卫生署长”杨志良、“水利署长”陈伸贤等相关阁员,这是属高层的指挥系统。刘兆玄指示,空中直升机在天候许可下,可立即出动,台军不限军种机动调度。
当时,刘兆玄曾几次亲临灾区,指挥救灾、安排灾后重建事宜。这篇报道所反映的,只是其中的一幕。
然而,在舆论自由、存在反对党的民主体制下,台湾人民依然不满意,认为刘内阁救灾不力。于是,2009年9月7日刘兆玄主动请辞,黯然下台。——在记者会上刘兆玄说:“所有政治责任由我一肩挑起,‘八八水灾’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沉痛,希望这次重建,给民众的不是一个房子,而是给一个安全的家园。”
对比大陆毛泽东中国,一目了然——这就是两种政治制度下舆论的截然不同:自由民主制度,政府再尽心竭力,很少能听到赞扬的声音,人们总是抱怨、批评、谴责,甚至于讥讽、怒斥、恶搞。而在社会主义专制制度下,无论政府怎么敷衍塞责怎么胡作非为怎么横行霸道,反而总是歌功颂德鼓乐齐鸣。
正是:哪里政府怕人民,必是光明世界;哪里人民怕政府,则必然暗无天日。
不比不知道,一比豁然开朗。
六、唐山地震大惨剧,探人祸根源
从民居看,毛泽东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可是长达近三十年一直解决不了人民住房问题,到1876年全国城镇普通市民人均住房面积仅1 . 6平方米,而且大多都是破旧危房,致使唐山地震一震一晃即塌,130多万人被砸死砸伤,毛泽东政权自然有推卸不掉的罪责。
从救灾看,十万军队官兵历经艰险流血流汗,可歌可泣。但就执政当局而言,一切以万恶独裁者为第一,一切以反动政治为中心,救灾组织不力,延误时间,大大加剧了灾难加重了伤亡,实在罪不容赦。
从拒绝外援看,显然是视生命如草芥不管人民死活的犯罪行为。
这些事实如铁,是非清楚,无需赘言。
不过,对于在震前没有向唐山人民公布震情这一重大罪恶的责任问题,却存在着不小的认识分歧,需要探讨明白。
(一)、谁是罪人?——梅世蓉、查志远被公众指为前台主要罪人
“新浪论坛” 2006年8月13日,“十堰”先生发了一篇博文《声讨唐山悲剧的两大罪人 (梅世蓉、查志远) 》,写道: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纪念唐山大地震30周年,最主要的目的是资治通鉴,防止灾难重演。人们都希望,作为国家政府的“喉舌”,央视能借唐山大地震30周年纪念日好好总结唐山大地震悲剧的经验教训,以应对可能新出现的大地震——为何世界上强度超过唐山大地震和与唐山大地震同等的破坏性大地震,都比唐山大地震的死伤率少好多好多?这说明当年唐山大地震的预报与救护存在不少重大失误,是人祸加剧了自然灾害。
该文指出:第一大罪人: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 ;第二大罪人: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
笔者也注意到了来自反面的信息。
梅世蓉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震局分析预报研究室的奠基人。
查志元,中国科技大学毕业,1976年只有33岁,是中国地震局最年轻的副局长,业务负责人(因为局长刘英勇是个老红军,小学文化)。
1974年,国家地震局真正开始操作地震预报,到1976年唐山地震发生,地震预报工作不到两年半。在查志元、梅世蓉领导下,成功预报了海城地震——创造“海城奇迹”,国家地震局功居第一。而且,在中国地震预测史上具有重大指导作用的国务院[ 1974] 69号文件的起草人正是查志元。应该说,他们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算是有功之臣。
公允而论——
1、在唐山地震预报上,梅、查二人确实有罪罪不可恕
其二人之罪在于患得患失,缺少为人民大众勇于担当不怕牺牲的精神——在恐怖的专制制度下,要做到这一步非常艰难,但是,考虑到一百多万条生命,真应该舍生忘死,赴汤蹈火。
2、不过,让梅、查二人承担全部责任也的确冤枉
为什么?
(二)、专制社会主义是罪恶的渊薮
1、唐山惨剧是专制社会主义特有的维稳体制所造成
当人们探究唐山地震人祸成因时,注意到官方一个说法:如果地震消息发布错了,可能引起社会混乱。
从逻辑上说,这是一种谬论。
出于善意,即使误报,人们能不理解吗?即使出现一时的惊慌现象,能造成动乱吗?即使一时慌乱一些,但与100多万人民生命相比较,如何抉择,难道还颇费思量吗?选择隐瞒不报,难道不十分昏聩吗?——话说回来,毛泽东敢于以“大乱天下”为方针发动文化大革命,敢于号召“全国夺权”、“全国内战”,为什么当自然灾害即将降临、需要挽救人民生命的时候,反而害怕混乱了呢?
其实,“维稳”是专制社会主义统治集团最根本的治国思想,并且形成了一整套维稳制度,其核心内容是钳制言论和武力镇压。践踏人权自由的维稳制度是专制社会主义的特色。
专制,国家权力私有,少数人享有巨大的特权,与人民的利益相对立。以人民为敌,防民甚于防洪水防地震。特别是最黑暗的1976年,内外交困,风声鹤唳,极端反动反人民的毛泽东小集团害怕星星之火引爆第二次天安门事件。因此,不敢提前公布震情,正是造成唐山大惨剧的主要原因。
2、唐山惨剧是社会主义独有的歌功颂德的宣传制度所造成
现代地球,两大政治制度分庭抗礼——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咄咄逼人杀气腾腾,扬言要消灭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主义),自由民主主义则潇洒自如:任尔东西南北风我自岿然不动。
中共党国中将(现上将)刘亚洲坦承:社会主义制度没有魅力。没有魅力而又要扩张又要输出革命,怎么办?命中注定只有一种办法: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所以,歌功颂德严禁批评揭短是社会主义的自然色。
自由民主主义与之相反,言论自由,严禁垄断舆论。
自卖自夸,夸夸其谈,很容易忘乎所以失去理智,对待唐山地震的预测就是这样——因为,海城地震与邢台地震的爆发极其相似;因为海城地震的预测非常成功;因为,海城所在的辽宁省一把手是毛皇帝的亲侄子,所以,对海城避震的宣传力度遽然加大百倍。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成功反而成了失败之母。
在唐山地震中以身殉职的优秀地震学家、河北地震局地震地质勘察组长苏英俊之子苏新华先生在《唐山地震追思》文中指出:
海城地震成功预报之后,全国的舆论宣传铺天盖地。报道称,海城地震的预报成功开创了人类预报地震的先河,国外没有做到,我们中国做到了。当时全国上下欢欣鼓舞,要比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振奋百倍。那个时候,我国处在文革后期,还没有脱离粮食亩产过万斤的时代。国家领导人还真以为我国解决了准确预报大震的世界难题。
牛皮吹大了,压力就来了。
只因为唐山地震不同于邢台海城模式,只因为唐山震前许多正确的预测与中共既往宣传的口径(小震闹大震到)不一致,所以被轻易否决。
3、唐山惨剧是社会主义特产的教条主义所造成
教条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伴生物,无论从事什么事业做什么事情都离不开教条。即使新生事物,一旦领袖首肯或者中央认可,则必须奉为圭臬。
本来,大千世界千姿万态无奇不有;本来,地壳构造各不相同;本来,地应力运动变化万端,地震发作的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由于唐山地震的预测与邢台、海城截然不同——有先兆而无先震,因此,唐山震前许许多多成功的预测被思想僵化的掌权者漠视而弃之脑后。——如果尊重事实,若非墨守成规,理应诞生地震研究的一套新理论:只要先兆明显且剧烈发生,没有前期小震也会突然爆发大地震。
地震是有先兆可预测的,但绝不止于一种模式。
4、唐山惨剧是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专制所造成
暗无天日的毛泽东时代控制思想文化专制严厉至极,向来都以思想活跃的知识分子为最大敌人,建政伊始便立即开展思想改造运动,连续制造文字狱,特别是反右派运动以后,全国万籁俱寂全民噤若寒蝉,知识分子人人自危胆战心惊谨小慎微,不敢随便说话不敢轻易表态更不敢挺身而出伸张正义。
查志元、梅世蓉的畏首畏尾,是当时整个时代的普遍现象。
5、唐山惨剧是社会主义外行领导内行胡指挥瞎命令所造成——
(三)、华国锋是后台一大罪人
唐山震前已经做出大量成功的预测但最后功亏一篑,其中重要的原因是毛泽东当局华国锋第一副主席的明确指示——
“国务院规定5级以上才能报……”国家地震局局长刘英勇震后在中共高层会议上汇报时说。
“华国锋在海城地震后不久就向国家地震局口头提出了‘京津地区要做到二十四小时前报出五级以上地震’的要求……京津地区凡是五级以上的地震都要做到成功预报,这是中央国务院给地震工作下达的硬指标。” ——摘自查志远回忆录《我们为什么未能预报唐山地震》,刊登于香港明报月刊2006年8月号)。
黄相宁亦证实:华国锋提出在京津唐张地区震前24小时报出5级以上地震的要求。
这是不切实际蛮横霸道的非理性要求——查志远后来说:实际上当时的地震预测者并不知道怎么区分短期异常、临震异常,就知道异常很大时可能来地震(出处同上)——地震是有先兆可预测的,但要求在时间地点震级三方面都拿出准确无误的临震预报,特别是临震前24小时的时间目标和“必须成功”的死命令,当年难以保证做到,3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难以保证做到。
然而,国家地震局不得不为此做出规定:谁报京津唐地区≥5级地震的短临预报意见,就把该意见报送国务院。(这是地震局不愿酿成巨灾而又想规避错报责任的小聪明)——天啊!让一个小小测报员直接面对朝廷!
为此,国家地震局还专门制定了《地震预报条例》(附下图),其中写着,“为了防止阶级敌人造谣破坏,除中央及省委有权发布地震预报消息外,其他部门包括地震专业台站和群测点,都不得自行发布地震预报消息。”——天啊!万一错报就是造谣破坏!就是阶级敌人!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里就要身败名裂!
图:《唐山地震追思》文中河北省地震办公室翻印的《地震预报条例》
“唐山地处京津唐地区,首都北京近在咫尺。当时要在京津唐地区提5级地震预报意见,那是冒很大风险的。”黄相宁后来回忆时这么说。
查志远后来也如是道出了一肚子苦水:“预报一次五级以上的地震,就得上报到中央国务院,这可是惊动中央的大动作,一旦把整个‘京师’地区闹了个惊天动地,碰巧预报准了固然皆大欢喜,如果错了呢?如果根本没有发生地震怎么收场?谁来收场?”
所以当时的京津唐张地区很少见≥5级地震的临震预报;所以京津唐地震科学家们既兢兢业业又战战兢兢;所以国家地震局的专家们不敢轻易肯定唐山土专家们的预测;所以尽管基层呼吁震情紧急声势汹汹,梅世蓉、查志远不敢轻易表态;所以查志远不敢让汪成民在大会上谈论震情,让他在晚间座谈时说,但强调不能代表地震局;所以唐山震前收集资料调查会商火急火燎却又一拖再拖;所以在关键时刻勇于负责又敢于放炮的唐山市地震办公室主任杨友宸被调到干校接受改造;所以终于酿成了唐山大惨剧。
看得出,查志远是有良心的,只不过太恐惧太懦弱。
耿庆国指出:
唐山大地震我们没有水平预测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但是我们有水平预测1976年7月底8月初。我们报不了唐山丰南这个点,我们可以报京津塘张地区。我们报不了7.8级这个地震,我们可以报5级以上6级以上甚至7级以上大地震要发生。这个水平是有的。
如果,中共中央的指示变通一下,改为:“你们只要感到有临震危险就要抓紧时间报上来。”那么,这一场重大人祸就完全可以避免——即使报错,酷暑盛夏,人们在户外过夜十天八天又有何妨?况且,人们感受的是政府的关怀,能有几个人不通情达理?谁掂量不了利害关系?
巨灾将至,毛泽东当局不向人民公布灾情,实在匪夷所思罪恶深重——权贵们所居建筑物可防10级地震,为什么不替老百姓想一想——稍许想一想?
无疑,华国锋是唐山大惨剧后台的一大罪人。
(四)、造成唐山地震大惨剧的根本原因是独裁极权制度
如果推理分析到此为止,显然极不透彻:一个问题明摆着:华国锋为什么提出此等苛刻要求?
为了不使毛主席轻易搬家——梅世蓉说:“一旦对靠近北京的唐山地区做出地震预报,就意味着毛主席都要搬家,万一出错就要承担巨大的政治后果”——其实,这是曾被华国锋接见过的梅世蓉传达中共中央领导者的想法。因为她并不了解毛泽东的住处情况,而这种语言却与华国锋等人的前述用语——“希望做好监测工作,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重点是北京”——如出一辙。
不言而喻,不让毛主席轻易搬家,是华国锋等中央大员考虑的事情。
毛泽东高于一切——高于国家高于人民——为了不让独裁者轻易搬家,宁肯让唐山一百万人承担死亡风险!
这就是最大的政治!就是这样的制度造成了巨大的灾祸。
(五)、毛泽东当局是最大的责任方——不是华国锋的个人责任
接着一个问题:国家地震局究竟向中共中央呈报了震情没有?
道理很简单:对于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来说,首都安全直接关系特权势力核心集团头头脑脑的安全,一个专司其职的职能部门即使有天大的胆,也绝不敢知情不报——地震局的职责就是监测震情如实呈报预测结果——有不同见解也必须如实呈报上去。如果报对了,将得到重奖成为英雄无限风光;如果报错了,皇帝一怒,可能会撤职查办;但如果漏报了,下场则更可怕—— 极可能一命呜呼家破人亡!(当时,就有两个副总理下命令逮捕查志远,吼着要枪毙他。结果他蹲了8年监狱)。
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处在查志远的地位,谁会办傻事?况且,下面有人署名预警承担风险(如黄相宁、耿庆国),只需转手传送即可——既做到了下情上达,又避开了个人责任,何乐而不为?
总之,在黑暗的独裁极权制度下,国家地震局领导层、查志远个人绝不可能、绝不敢、绝不会懵懂无知隐瞒地震险情不报。
那么,查志远为什么不坦言,他早已将临震预测上报中共中央了呢?
这个道理也很简单,如果他实话实说,就等于彻底揭露了真相:唐山大惨剧的真凶就是毛泽东当局——恰如在抗日战争期间暗通日寇特务机关的潘汉年,在被毛泽东投入大牢以后,为什么不直言是受命于毛皇帝遵旨行事呢?——果真如此,他则死无葬身之处。
其实,问题的症结在于:毛泽东和北京权力高层对于京津唐地区存在地震高度危险,事前知情吗?
答案是肯定的。
如上所述,国务院 1974年发过地震预警的69号文件——该文件对老百姓保密,但上层无人不知;1975年辽宁海城地震更是无人不晓;1976年7月11日——震前第17天上午,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专门听取过耿庆国的临震预测紧急汇报;1976年7月14日——震前第14天,黄相宁按规定向国务院直接呈上过一份临震紧急报告(序号:7608)……
况且,华国锋等党国大员曾多次接见过地震局专家,华国锋亲自下达过地震预测预报的指示。
地震,乃巨大天灾,关系危险区每一个人的生命安危,凡知情者无人不关心关注关切。特别是享受特权养尊处优的高级领导者们,更珍惜他们的生命。
因此,忐忑不安忧心冲冲的权贵们必然不断地向地震局询问催问追问震情的变化。
因此,向民众发布震情公告的主导权不在地震局而在毛泽东当局。
因此,唐山地震大惨剧的主要罪责只能由毛泽东当局承担。——即使说国家地震局有责任,毛泽东的执政集团也难辞其咎。
(五)、毛泽东是造成唐山大惨剧的罪魁祸首
进一步推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独裁极权制度是谁创立的?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独裁极权制度的最大受益者是谁?毛泽东。
既然享受至高无上的特权,毛泽东就不能不承担最大的罪责:他就是罪魁祸首。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这个至死都恋权不放的大独裁者,当时虽然病入膏肓但神志依然清醒——所有的资料都这样记录。
既然恋权不放,必然要关注国家大事;当时中国实际上的第一大事就是京津唐地区的地震危险,毛某人必然十分关注;既然十分关注,必然对震情的发展变化以及险情了如指掌。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自然浮了上来:
毛泽东为什么不下指示,将京津唐地区地震的危险公诸于众?——其实,只不过是说一句话打一个招呼而已。
遑论什么“拯救人民的大救星”,遑论什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遑论什么“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即或只有一丁点人性,都会这样做。可是,毛泽东没有——他没有为此发任何指示,甚至没有表达任何简单的关照。
对人民生命安危的毫无表示,正是极端兽性的生动表现。
为什么会这样?——毛泽东怎么会人性丧尽?
怪乎哉?不怪也。
中共革命草创时期,因为要排除异己,他发动红色肃反运动,杀了自己的同志5000多人,其中红20军副排以上红军军官基本上斩净杀绝。随之,各地苏区纷纷效尤,共产党杀共产党杀了10万人,远远超过国民党杀死共党共军的人数。
——毛泽东有一点人性吗?
中共夺取政权之前及夺得权柄建政之初,搞土地改革,全世界都是和平土改,唯独毛泽东中国实行血腥土改。被毛泽东划为地主富农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平民,其实都是一代中国农民的精英——知书达理,勤劳节俭,大多数既是中国农村的道德楷模,又是经营农业的行家高手。可是,毛泽东为了建立高压恐怖政治,将他们规定为敌人,没收其全部财产(基本都是长期辛劳所得的合法收入),将其扫地出门,使其一无所有,然后再扣上一顶“地主富农”的铁帽子,施加种种酷刑,随意毒打致死,再把他们家人踩在脚底下,使其永世不得翻身。
——毛泽东有一点人性吗?
1959年,毛某人以礼贤下士的姿态动员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要求“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保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信誓旦旦,谦恭之至。可是,当文化人响应号召刚刚提了一些意见,笑面弥勒却突然眼一翻脸一变,登时成了凶神恶煞,然后一棍子挥下去, 300多万知识分子纷纷坠落十八层地狱,沦为不如牛马的社会贱民。随之,毛某人又制定了非法而恶毒的劳动教养制度,并下令“饿饭”。于是,数以十万计的中华民族一代精英死于非命。
——毛泽东有一点人性吗?
毛泽东打江山,主要依靠的是农民。毛某人又是如何对待农民的呢?
“耕者有其田”实际上是一个动员农民为他舍命打天下的骗局。土改运动后期就开展了合作化运动,短短几年后又发动公社化运动,广大农民不仅失去了土地所有权,而且失去了土地经营权,少得可怜的家庭资产也被“共产风”“一平二调风”劫掠得一干二净,公社社员成了被中共干部们肆意欺压的典型的现代奴隶。
而且,毛泽东还创立了专门剥削农民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制度(缴纳农业税以外)、低价超量强购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实行这两项制度党国共从饥寒交迫的农民身上搜刮走了2万亿元,人均两三千元,相当于2010年代数万元。
特别在他一手制造的大饥荒笼罩中华大地以后,竟然见死不救拒不开仓放粮,而且拒不进口粮食,却反而大量出口粮食援外,尤为惨无人道的是,竟然在饥民引颈乞救之时疯狂开展抢夺农民保命粮的反瞒产运动——1959年8月19日,毛亲自对省委书记下令说: “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调东西调不出来要强迫命令。”。于是毛麾下的强盗们大展身手,各种酷刑奇招层出不穷;最为惨绝人寰的是,竟然创立城镇流浪人员收容审查制度,不许饥饿农民逃荒要饭,以至于千千万万饥肠咕噜的灾民被活活打死!
——毛泽东有一点人性吗?
1966年,毛泽东利用无知青少年——毛说:“勇敢分子也要利用一下嘛!我们开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们不怕死。”——掀起文化大革命“打砸抢抄杀”的滔天浊浪,然后公然发出魔鬼的声音:“祝全国展开全面内战!”“给左派发枪!”,让红卫兵枪炮相向厮杀火拼——然后他作壁上观,粲粲而笑:“我才不怕打,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是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个好处是暴露了坏人。……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
——毛泽东有一点人性吗?
同一个超级野兽,同一个心态——视人民如草芥。毋庸置疑,唐山地震大惨剧是毛泽东的又一件作品。
恶魔残害人民一直到最后。
注:下一篇:《通海大地震:毛泽东趁机大发国难财——雅安地震联想之二》
转自《纵览中国》,2013-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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