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容易，是因为实现宪政只要做好两件事情就可以了。这两件事情就是政府预算公开，政府官员公开招聘。一个是管钱，一个是管人。推行宪政就是改变政治生活的方式。管钱和管人的方式都改变了，其他的自然会跟着改变。宪政也就实现了。

　　当年，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今天，对于中国的党政官员来说，宪政让他们失去的是黑幕重重和你死我活的官场，得到的将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安全的世界。

　　要说在中国实现宪政有多难，谁都知道。辛亥革命一百多年了，那么多先烈前赴后继，不知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可是直到今天宪政还是一个梦。中国人的宪政梦何时才能实现？难啊！

　　物极必反。太难的事情，难到了大家都一筹莫展的时候，也就应该变得容易了。

　　宪政容易，是因为实现宪政只要做好两件事情就可以了。这两件事情就是政府预算公开，政府官员公开招聘。一个是管钱，一个是管人。推行宪政就是改变政治生活的方式。管钱和管人的方式都改变了，其他的自然会跟着改变。宪政也就实现了。

　　历史潮流，浩浩荡荡。今天的世界已经进入了工商文明的年代。科技发展，工业化让世界日新月异。社会管理在日益复杂的同时，又变得日益简单。商业化把一切都和金钱联系了起来。各种领域的管理都有了共性，那就是对于金钱的管理。管理企业和管理政府都要首先落实在对于金钱的管理上。这就是预算管理。

　　实行预算制度，就是政府的所有收支全部都要纳入预算管理，每一分钱都要做到专款专用。没有预算一分钱都不可以花。

　　预算绝不仅仅是财政问题。预算就是法律。政府预算是立法机构讨论通过的。一年一次的政府预算，就是立法机构每年对政府的立法。没有预算的事情就不准做，所以预算就是政府的工作计划。没有预算的人员就不能用，所以预算就是政府编制。政府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都是被预算规定的。谁不执行预算谁就是犯法，谁就要被追究法律责任。

　　为了让这样的预算管理能够实施，政府官员就要实行公开招聘制。谁有能力执行预算就用谁，以此来取代现在的朝里有人好做官的传统陋习。

　　说到底，宪政就是这样两件事。

　　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为什么现在实现不了？因为政府的钱给谁用，不给谁用，都是执政党里的少数人决定的，是“国家机密”，是不能透露给社会公众的。今天的社会什么事情能和钱没有关系呢？政府怎么用钱不能透露给社会公众，那就什么事情都要保密，什么都不能讨论了，哪还会有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实现不了，根本原因就在于预算没有公开。如果建立起了预算公开的制度，政府行政机构只是既定预算的执行者，执行得好不好都有待社会评价，言论自由就自然实现了。钱用到哪里都不是秘密了，还有什么是不可告人的？还有什么是不可讨论的？谁能找出理由来批评政府，甚至发现政府官员不老实，假公济私，谁就是在为党和人民监督政府，欢迎还来不及呢！

　　宪法还规定了民主选举。为什么也实现不了？因为执政党要把钱委托给“自己人”来管理。如果民主选举，选出了他们不喜欢的人怎么办？有了这样的担心，民主选举就不可能真正实行了。如果有了预算管理，政府的收支都是公开讨论决定的，执政党完全可以在立法机构通过让自己满意的预算方案。预算在执行过程中将会受到广泛的社会监督。今天已经是电子网络的年代，要保密很难，要公开是最容易的。监管政府的现成手段举不胜举，政府官员的人选就不一定要用执政党眼中的自己人了。用谁都一样，只要能把事情做好就行。政府机构在社会上广纳贤才就不再有政治障碍。而且，这一定比只用自己人要好得多，至少不需要为他们护短。如果出现了用人不当的问题，随时都可以更换，也完全不用担心会有损任何人的脸面。

　　保护环境，促进教育和科技，缩小贫富差距，也都是预算问题。破坏环境的项目在公开讨论预算的时候就会被否认，得不到预算支持，自然就不会开工，完全不必等到开工以后在社会的抗议声中半途而废。教育和科技，贫富差别，也是预算问题。做好这些事情，依靠政治口号一点作用都没有。这些年来，中国的党政官员都已经练就了一身为穷人说话为富人办事的本事。说一套做一套，是他们混迹官场的基本功。政治口号对他们的行为根本不可能有约束力。只有落实到了预算上，才可能在社会的监督下执行。而且，有了预算的公开讨论和立法，各种体现人文关怀的政府政策，也才可能摆脱旧时代皇恩浩荡的阴影，成为弱势群体和社会各界主动积极努力争取来的成果，从而在社会支持下得到坚持和更新。

　　宪法中的公民权利和政府立法机构的职能之间是有逻辑关系的。宪政时代，人民最根本的政治权利体现就是立法机构对于政府预算的决定和监督的权利。其他的权利都是从属的。实行宪政就要从实现最根本的权利开始。丢掉了这个根本，就不会有真正的宪政。预算制度是宪政的核心制度。在中国什么事情都能做假。宪政也能做假。辨别宪政的真假，就是看有没有完善的预算制度。

　　政治改革是当今中国的大事。办大事，一定要讲大是大非。能不能顺应工商文明社会的起码要求，坚持预算公开的制度，并以此为起点实施宪政，就是当今中国社会的大是大非。这是时代背景决定的。

　　不难看到，如果仅仅去争取言论自由或者民主选举，即使在表面上实现了也会与中国的宪政毫无关系。没有预算制度的改革同时进行，这样做的结果就不是在改革，而是在造反。执政党的领袖们这样做，就是文革。老百姓这样做，最后一定会否定执政党和现政权的合法性。由于没有法律的约束，现在执政党和政府违法乱纪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数不胜数。揭发这些违法乱纪的事实，又无从改进，政权的合法性就必然受到挑战。历史上中国社会选择共产党执政是事实。可是这不等于执政党可以违法行政。宪法上写的清清楚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都实现不了，执政党的信誉又在哪里？这样下去，社会的离心离德，执政党的分裂，都是必然的。宪政又能在哪里立足呢？

　　没有预算制度，就没有宪政，也不会有党内民主。宪法不起作用的国家里，党纪也不会有作用。没有执政以前，大敌当前，共产党维持党纪所依靠的是党员对于党的事业的忠诚。执政以后，执政党掌握着全部社会资源的分配大权。没有宪法的约束，党内斗争就是瓜分社会资源的政治分赃，是一场又一场绿林好汉争权位排座次的游戏，是成王败寇的历史的重复。胜利者得了便宜，却担心着得而复失。失败者怀恨在心，总想东山再起。没有人会满意现状。斗争的动力源源不断。可是，不论怎么斗争，党纪国法和群众利益，都早已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没人喜欢的孩子。表面上强大的执政党，只有少数阴差阳错侥幸得手的胜利者在勉强维持着局面。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推行一人一票从基层开始的党内民主选举，共产党里有人另立中央是必然的，要重新打天下当皇帝的英雄好汉们也一定都会“合法的”蜂拥而至。国家面临的将是全面内战。

　　有了预算管理，宪政才能从理想变成现实。宪政将带来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社会政治生活。各种各样的分歧，讲理也好，分钱也好，所有的争吵，最后都要拿到立法机构去公开进行。立法机构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也是一个专供争吵的地方。最高权力，就是争吵的动力。吵出了结果的事情，该给预算就给预算，然后让政府行政部门去执行。吵不出结果的，一分钱没有，接着继续吵。争吵中，社会矛盾才能逐步暴露，问题也才能逐步解决。立法机构有了权威，政府行政机构就不再是执政党驱使老百姓的工具，而是社会服务机构，是用纳税人的钱雇来的管家。执政党参与立法过程，引导立法和执法方向的政治责任就会摆在每一个党员的面前。没有了在党内直接分配社会财富的权利，党政官员才可能从肆无忌惮的瓜分社会资源，谋求个人和小集团好处的肮脏交易中解脱出来，把维护社会稳定看成自身的政治责任。党的组织生活才能恢复正常，党内民主才能实现。党的事业才会受到人民的拥护。执政党和社会监管政府的能力才可能提高。所有这些，都需要在年复一年的实施宪政，认认真真的讨论和执行预算的过程中一点一点逐步实现。

　　现在世界上的先进国家都有完整的预算管理制度。他们的立法机构每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讨论预算，相比较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年讨论预算只有一两天，真是太不一样了。别人不是在给自己找麻烦，而是想把政府对社会的管理和社会对政府的监督都变得简单可行。相反地，不能实现严格的预算管理的国家，就会困难重重。

　　今天的中国党政官员的违法乱纪和贪污腐败已经到了动摇国本的程度。从管理制度的角度来说，就是因为预算管理的水准太低，低到了几乎没有的程度。试想一下，如果政府的所有支出都在预算之中，专款专用，贪污腐败还能有多大的空间？那些巨额的赃款总不可能列入预算吧！

　　历史的进展都是在现实的利益选择中实现的。在今天的中国，是什么样的利益追求在推动社会走向宪政呢？大权在握的权贵集团会不会支持宪政呢？这就需要进一步的分析了。

　　权贵集团为什么会支持宪政

　　现代国家，不可能没有权贵集团。工商文明必然带来社会财富的积累。科技创新的成功都意味着财富的高度集中。掌握这些财富的利益集团，不仅手中握有巨额的金钱，还有广泛的政治影响力。这就是权贵集团。权贵集团不是贬义词，而是对社会状况的一种描述。

　　在今天的中国，最大的权贵集团就是中国共产党了。不管当年的共产党怎样唤起工农，为劳苦大众谋利益，在执政以后，掌握了国家机器，还要当无产阶级，就自相矛盾了。

　　很明显，宪政能不能实现，将取决于权贵集团，特别是共产党的高层愿意不愿意推行宪政。

　　那么，共产党为什么要去公开预算，推行宪政呢？答案是：为了安全。

　　共产党执政六十多年了。不论过去做过多少好事和坏事，在全社会范围中比较起来，共产党人都是最没有安全感的。而且，越往高层，就越没有安全感。执政党在自己的国家里最没有安全感，听起来不可思议，可是事实还就是这样。

　　反右文革都是党的最高领袖们失去安全感以后的表现。他们害怕丧失权力，因为失去权力意味着失去安全。

　　四九年建国以来，党内高层的权力斗争是一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现代版的宫廷大戏。大幕半开半闭，场景半明半暗，悬念重重，高潮迭起，刀光剑影，你死我活，超过任何人的想象。社会大众作为观众都经常紧张得透不过气来，可想而知局中人都在经受怎样的煎熬。比较各行各业，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绝对是风险最高，最需要买安全保险的职业。

　　可是没有人给他们买保险。

　　不实现公开预算，就不可能走出这样的困境。

　　现在政府也有预算，但是不公开。这几年吵吵嚷嚷要中央政府各部公开三公经费。行政命令加上舆论压力，最后拿出来的数据谁也不敢相信。也是，哪个部门的头头不都是朝里有人好做官，后台硬得很。上台前也没有说好支出要公开，凭什么官员任期做到半截，突然要问钱花到哪里去了，这让人受得了吗？这里有太多的猫腻，是随便就可以公开的吗？政府的行政部门，没有立法机构的批准，就敢乱用钱，还不愿意被查账，以现代文明社会的法律来衡量，这样的各级政府部门已经都是明火执仗盗窃国库的犯罪集团。

　　公开预算是一种规则。不公开预算，也是一种规则。不公开预算，实际上就是承认了党政官员有私自决定政府财政收支的权利。这巨大的权利就一定会酿造出巨大的分裂和冲突。从中央到基层，在各级党委的主要负责人之间实行的所谓分工分管，实现的就是利益的分配。你管的事我不敢问，我管的事也不愿意你来问。各自一个独立的小王国，在里面无法无天。所谓的党内斗争就是小王国之间的斗争。终日里斗来斗去，只有输赢，没有是非。

　　现代社会分工日益细化，市场上的合作和利益共享也日益广泛。这种利益共享需要商人们以利润追求为动力，在天长日久的摩擦、冲撞、妥协中慢慢实现。政治力量的介入，行政权力的干预，甚至党政高官直接参与，就会把市场竞争变成官场竞争。不论竞争出什么样的结果，只会让交易各方都觉得自己吃了亏，并且希望在下一次的冲突中寻找到更大的政治靠山和行政支持来弥补过去的损失和争取更大的利益。久而久之，穷凶极恶，你死我活，是必然的走向。

　　市场竞争变成官场竞争，为执政党的堕落和分裂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动力和养分，同时还一定会呈现出宫廷政治的共同特征，那就是社会政治稳定最危险的敌人就在执政集团的高层。这虽然可能在人们的意料之外，却又在历史和现实的逻辑之中。过去的敌人，美国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现在都成了政治盟友。大梦醒来，才发现执政党的真正敌人就是自己，就是党中央的高层官员。难怪毛泽东要担心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了。藐视宪法而创造出来的这片政治土壤就是会长出身边的赫鲁晓夫这种特产。怪谁呢？

　　现在的干部制度，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朝里有人好做官。再小的官员，能够被提拔，都能找到“朝里有人”的蛛丝马迹。做官以后首先要孝敬的就是自己的后台。利益的诱惑把官员们都串连在了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一件大的贪腐案件，真正细查下去，不仅会查出众多官员的染指，更会直追中央高层。于是只能不了了之。坏人坏事不敢追究，不能追究，就是在鼓励人们做坏事。无法无天，假公济私，各级党政官员心照不宣，相互利用，又相互坑害。原本完全可以通过明码实价的商业谈判来解决的问题，却会转化为政府部门的官样文章，以及官样文章下的明争暗斗。原本完全可以通过法律程序来协调的问题，却会转化成高层政治官员个人之间的偏见和仇视。各级党政要员，不论贪腐成性，还是一尘不染，都不会清楚的知道自己在什么时候，因为什么原因，妨碍了谁的事情，和谁结下了冤仇。共同工作多年的同事，不知哪天就会突然翻脸成为你死我活的仇敌。在现行的党政不分的行政体系中，下级的问题需要上级来协调，可是到了最高层，再也没有上级，也就没有人来协调了。党中央就成了最危险的地方。毛泽东和刘少奇、邓小平、林彪都会突然翻脸。他们之间经历过几十年战争考验的友谊和信任都没有能经得住中国官场诡异政治气氛的腐蚀而冰消瓦解。文革结束以后，党政高层的风云突变依然不改以往的轨迹。如果不改变制度，他们的后继者对自身的前景能有怎样的期待？

　　走出这种困境的道路就是实施宪政。

　　因此，在当今中国，虽然实施宪政的最大障碍来自于党政高层的保守，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为了谋求自身的安全，实施宪政的最大动力也将来自党政高层。

　　实际上，党政高层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成败的关系最为密切。他们一定是改革成功的最大受益者，同时不可避免的，如果不改革或者改革失败，他们也一定是下场最惨的牺牲品。今天，中国政治的风云变幻，对于老百姓来说是能不能活得更舒适，而对于党政高层则是生死存亡。政治改革需要坚定的方向，还要有能够试错，不至于一招失算全盘皆输的改革策略。这两者都是不可缺少的。除了从预算改革开始之外，还能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吗？

　　比较世界各国的经验，宪政的实现无一不是权贵集团为了自身的利益安全而作出的选择。而一旦选择了这条路，就再也回不去了。因为没有什么制度能比宪政更好地协调权贵集团之间的冲突，维护权贵集团的利益安全。宪政不能保证不出坏人，不做坏事，就像交通规则不能保证没有交通事故。可是，只有在宪政的环境下，权贵集团之间的利益竞争才可能进入文明世界，成为君子之争。在中国也一样。预算公开，就是要让立法机构成为讨论各种问题的公开的讲台。预算讨论不会总是纠缠在历史问题上，而一定是着眼于未来的。这才能让过去的恩恩怨怨都有得到释放和补偿的可能。即使眼下不满意，也不会绝望。预算年年讨论，以后还有希望。只要有希望，就不需要你死我活，也就为文明留下了空间。或早或晚，中国的权贵集团会发现，他们才是宪政的最大受益者。任何别的制度都不可能像宪政为他们的利益提供那么完善的制度保证。

　　今天的中国政治已经得了大病。三十多年来，经济体制改革以特殊政策开路，走的就是无法无天的草莽英雄的“革命道路”。只要经济成长，不要制度建设。只要能赚钱，谁管它污染环境，有毒食品。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今朝有酒今朝醉，不管明日喝凉水。只想着哥们义气，拉帮结派，却不想江山社稷，广纳人才。什么都想要最好的，最新鲜的，越玩越大。从国内企业集团，到国外上市公司，从世界奥运会到世界博览会。表面上越来越风光，骨子里越来越心虚。夜半惊醒，扪心自问，时时事事处处都在犯罪。即使连连得手，也保不定明天输得精光，还把小命都搭上。想让官家招安，自己就正是官家。要向法律低头，法院又是自家开的。党纪国法，白纸黑字，抬头不见低头见，逃得了今天，能不能逃得了明天？更何况，法律的明枪易躲，同伙的暗箭难防。走投无路了，就往国外跑，真能跑得掉吗？时代不同了，草莽英雄也只能英雄气短。当今中国，党政不分变成政企不分，政企不分又变成官匪不分。官匪不分的草莽英雄们再也没有让人艳羡的侠义豪情，而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身居豪宅，心却无处安放。

　　官场腐败。官场领导着市场，市场领导着社会，一起腐败。信仰丢失，秩序紊乱，官员欺上瞒下，到处怨气冲天。用外科手术，面对的全是烂肉，已经无处下刀。寻求出路，只能另找生长点，在新的基础上建设新的制度，养成新的社会风气，培育一代新人。

　　新的生长点已经是现成的。工商时代，把帐算清楚，是全社会永远的天然共识。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对历史和现状的解释也层出不穷，统一思想已经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痴心妄想。与此同时，在商业化的年代里，贪婪的商人，狡诈的政客，激烈的革命家，浪漫的诗人，夸夸其谈的理想主义者，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在屈就金钱的快乐与烦恼。算账这种历来让英雄豪杰不齿和达官贵人鄙视的琐碎小事已经悄然成为千家万户信任的纽带，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石。虽然，算账也能算出搜刮民财的诡计，发动战争的阴谋，可是也只有通过公开的算账，以及把帐算清楚的社会共识，才能建立起严格的为社会广泛接受的预算制度。算好账，切切实实地实施宪政，执政党才有可能把失去的人心再收回来，把对现政权的反对力量转化成推进宪政的改革力量。从而，执政党也才可能承担起稳定社会的政治责任，让党的事业重新成为有理想有感召力的事业，后继有人。

　　建立预算制度，人心和舆论准备都是现成的，法律和技术手段也都是现成的。推行宪政的准备已经完全就绪，欠缺的仅仅是党政高层的觉悟。只要他们觉悟了，宪政立刻就能堂堂正正，踏踏实实地得到实施，实在没有理由说“难”！

　　以预算管理为核心的宪政制度或早或晚总是要实现的。这一届党政高官没有觉悟，下一届总会有觉悟。现在的执政党没有觉悟，以后的执政党总会有觉悟。大势所趋，谁也挡不住。早做早获益，谁做谁获益，不同的仅仅是党政官员和老百姓付出的代价大小不一样。

　　当年，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今天，对于中国的党政官员来说，宪政让他们失去的是黑幕重重和你死我活的官场，得到的将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安全的世界。

　　何乐而不为呢？

　　2013年3月21日

来源:影响力中国网    

编辑:王龙

 转自影响力中国网，2013-0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