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第50期）

第三节 毛泽东时代的“特供”

中国共产党时期的真正的“特供”制度则建立在毛泽东时代。这个时期的“特供”制度既是专制社会等级制度和皇权思想的结果，同时也是供应短缺的产物。

一、毛泽东时代的等级制度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可以看出其早期历史的一个典型特征即是通过战争，或所谓枪杆子取得政权。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其历史开始从取得政权到治理国家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原有的流行于军队中的等级分级制度扩展到行政机关及其他社会各个领域，军事级别之外产生了与军事级别相配套的严格的行政级别制度。

等级分级制度不仅没有削弱，反而被进一步强化，出现了新的如中央国家级、省部级、地厅级、司局级、县处级等的新的级别称呼。所有官员被分成县管干部、市管干部、省管干部、中央管干部。同级干部则有严格的排名顺序。谁属哪级管干部及排名先后并不单纯由职务决定，而是由本级党委向上级组织部门申请，经批准形成。同时，在行政机关之外的社会领域，也产生了配套的等级排序。如省级医院、局级公司、师级歌舞团等等。举凡工厂、矿山、学校、商店、公司、银行、科研院所、社会团体、“民主党派”，甚至寺庙等一切社会组织都被划定相应的等级。

而中共建政以后分配制度从供给制转向职务等级工资制的混合型分配制度（1949-1955年）、再到职务等级工资制的全面铺开（1955年）的过程中，供给制和工资制的配套参照过程则又强化了非军队领域的等级分级制度的普及和制度化。也就是说，在薪俸制（工资制）的铺开和普及过程中，非部队系统的国家机关、党派、团体的人员，全部参照原有供给制下的军队系级别进行定级，然后按照级别分配给相应级别的工资。参照1950年11月13日中国政务院下达的“中央人民政府各直属机关新参加工作人员试行工资标准表”，我们可以得知，当时的行政级别一共被分为25个等级。1955年8月31日，中国国务院颁布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部实行工资制和改行货币工资制的命令。按照1955年8月的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资标准，国家机关人员则被分为从国家正副主席到科员、办事员、勤杂人员等30个等级（注1）。

石巍的文章对这种等级制度的实质做了分析（注2），他指出：级别的不同不仅决定工资额的差别，也是身份、地位和权力的象征。在等级结构中，人身的递进式依附是普遍而绝对的社会规则。社会各等级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甚至事实上互不通婚。男女青年谈恋爱首先要问对方的家庭成份。这种等级差别终生不变。只要爬上某个等级，就可以享受该级别的待遇直到死亡，不论是否在职。等级身份甚至带到死后。等级制带有明显的世袭的特征。这种等级制长期实行的后果是广泛的身份划分合理化。中共成功地利用了中国固有的君臣尊卑的传统观念，并以国家力量严密封锁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传播，而攫取了大众对等级观念的认同。面对大量的、无处不在的等级歧视，公众采取了默认和逆来顺受的态度。

二、等级待遇与严格的职务等级工资制度

“特供”制度，简单地说是一种特殊的供应制度。就其本质来说，是基于上述社会等级制度而建立起来的体现在实物供应方面的等级待遇。其原始或初生形态，即实施于战时状态的等级供给制度。如前所述，如在伙食上划分大、中、小灶，在着装上规定干部服区别于士兵服，另外还开始按级别为资历较深的干部每月提供从一斤到八九斤猪肉钱不等的实物或相当于实物的保健费等。

但是，建政以后中国共产党走入城市，开始掌握政权。原有的简单的完全实物形式的供给制度已经不能适应城市生活。同时，该种完全实物形式的供给分配制度也带来了巨大的浪费和非效率。由此，等级待遇由依据等级的差别性的实物供给制度，转变为依据等级的差别性的工资薪俸制度为主，以针对特定领导阶层的特定的实物供应（特供）为辅的内容形式。

其中，差别性的职务等级工资制度对供给制度的取代，始于中共建政之初，并逐步铺开，最终完成于1955年左右。历史学家杨奎松对此进行了专门的研究（注3）：

1950年4月政务院出台了“中央级行政人员工资标准（草案）”，开始推行工资薪俸制度。根据该规定，将行政级别定为27级，并按不同行政级别规定了不同的工资标准。按照该规定，党政人员最高一级的工资收入是最低一级的28.33倍。而原有的供给制度则与工资制度并行，供给式的分配制度转变为供给和工资双轨制。受等级工资制度的影响，原来的供给制的标准也进行了大幅改变。比照等级工资标准，小灶的津贴平均一下子提高了约19倍；中灶的津贴平均提高了4倍；大灶的津贴只提高一倍。供给制下，从主席至勤杂人员，分为10等24级，工作人员执行哪个津贴标准，按其职务评定。如此大幅度拉开差距之后，最高一级的收入分配较最低一级扩大到了21倍以上。

1952年7月，政务院进一步出台办法，将供给制标准和工资标准统一起来。调整后的两种分配标准均统一为29个行政等级，其最高最低的收入分配差距，即级差最大系数，也都统一为25.88：1。值得一提的是，新标准更加注重等级的细划与待遇的区别。如原标准中国家正副主席与政务院总理副总理同等待遇，新标准则改为国家主席副主席为最高等，政务院总理副总理为次一等，等等。

到1955年8月，中国最终取消了供给制标准，统一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新标准进一步提高了高级干部的工资待遇，而且将工资等级进一步增加到30个级别，最高一级560元，最低一级仅18元。以北京为例，最高等级工资加上北京地区物价津贴16%后达到649.6元，最低工资仅为20.88元，两者工资差距为31.11倍。而此次工资改革，13级以上干部，除行政1级外，平均增幅达14.35％，而14级以下干部平均增幅仅2.26％。如果从绝对数来看，低级工作人员最少的月收入增加只有0.23元，而高级干部增加最多的达到95.67元，相差几达416倍。

与此严格的等级工资待遇形成对比的是，前国民党政府下的工资标准（1946年颁布的标准）为：除总统和五院院长等选任官外，其文官总共分为37个级别，最高一级的收入仅为最低一级收入的14.5倍。

三、供应短缺与“特供”制度

中共建政以后，针对高级干部的等级待遇，除了逐步制度化、严格化的等级工资薪俸制度以外，还包括传统的主要以特定的实物供给形式表现出来的享受和待遇。这里所谓“特定”，是指针对特定的人供应特定的实物物资。特定的实物供应制度，一方面是原有的战时状态的实物供给制度的延续，另一方面，也是对中共建政以后物质供应短缺状态应对的结果。

中共建政以后，有关各级干部在工资以外的待遇和享受问题，很大程度上参考了苏联人的做法，制定了相当细致复杂的具体规定，并有严格的官本位体制式的等级划分。比如几级以上可以配厨师，几级以上可以配勤务，几级以上可以配警卫，几级以上可以配秘书，几级以上可以配专车，包括不同级别的干部享受何种档次和牌子的专车等都有具体规定。

以特定实物——房屋待遇为例，上海市1956年工资改革时就按照行政级别将各级干部住房划分成了十几种待遇标准，明文规定（注4）：特甲级可享受200公尺以上的“大花园精致住宅”；特乙级可享受190—195公尺的“大花园精美住宅”；一级可享受180—185公尺的“大花园精美住宅”；二级可享受170—175公尺的“独立新式住宅精美公寓”；三级可享受160—165公尺的“上等住宅公寓”；四级可分得“半独立式普通住宅中等公寓”；五级可分得“120—135公尺的新式里弄住宅”；六级可分得100—115公尺的“有卫生设备的普通里弄住宅”；七级可分得80—95公尺的“无卫生设备的石库门房屋”；八级可分得“老式立柱房屋”；九级以下只能分得“板房简屋”，如此等等。

除了房子为主要形式的特定的实物供应以外，最重要的特定的实物供应体现于针对高级干部的以紧俏和优质商品为中心的特殊物资供应方面。如前所述，早在延安时期，延安政府就仿照苏联的做法出台了针对高级干部特殊需要而进行的保健措施提供制度。同时实施体现于供给制度方面的大、中、小灶的待遇区分。这都是针对高级干部特殊需要的紧缺物资供应的体现。

中共建政以后，虽然中国共产党夺取了政权，但是由于并没有实施市场经济体制，关于食品等实物的供给完全采用了计划经济的模式。一方面这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关于资源配置制度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这也是短缺的商品供应状态的结果。在商品供应长期短缺的状况下，食品的供应，包括如粮食、豆油、肉类、糖类、鸡蛋、烟酒类等的供应，实施的是按照人口实施配额，再用现金进行购买的形式。也就是说，普通市民凭借作为配额的票证购买食品类商品。

但是，在大跃进、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以及十年文革的年代，无论是生产、还是商品流通都处于落后状态下，既然实施配额式的购买限制，显然所分配额完全满足不了生活的需要。于是，就产生了针对一定等级以上高级领导干部的特殊物资供应制度，即所谓的“特供”。在这种制度下，领导干部严格依据其等级，一方面获得超出普通市民配额以上的配额供应，同时也享有普通民众所不能获得的紧俏和优质商品的特殊供应。

因为涉及敏感领域，公开发表的可以作为研究依据的资料和文章并不多见。原北京二商局（专门负责北京“特供”的商品供应机关）的高智勇的回忆文章(注5)，对三年困难时期的北京市民一般供应与特殊供应进行了对比描述。关于对普通市民的供应情况，该文章表述道：

大跃进后期全国开始出现饥荒。北京食品全部靠外地调入，从1959年以后开始出现紧张状况。北京市民粮食供应上，首先自1954年“统购统销”后实行的居民“凭证”供粮改为“凭票”供应。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每人按月发放粮票。粮票分为：粗粮票，面粉票，大米票……粮食定量依年龄大小，因人而异，从婴儿降生的3斤、少儿6斤、儿童8斤……至成人21斤不等。此外还依身份不同，指标各异，如在校大中学生、机关干部、特殊工种……略有所增加。其中面粉供应占总定量20%，大米占10%，其余供应粗粮——玉米面、白薯干、有时即高粱面儿、鲜白薯等杂粮。副食品也出现短缺。作为多数居民的“骨干”副食品猪肉自1959年元月起凭票供应。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的，每人每月三张票（分为上、中、下旬各一张），每票供应鲜肉1—3两，依货源状况而定，肉少时供应1两，肉多时不得超过3两。但自同年5月起，把每人每月的三张票削减为两张。后又不断缩减。据官方统计：1961年全年北京市人均肉食消费量是8两半（《北京副食品商业志》2002年版）。

1960年，蔬菜被正式划为“国家二类商品”，对居民实行凭票限量供应。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的，每人每天供应鲜菜2两（100克），但品种不限。萝卜、土豆、白菜等任择其一。但以土豆居多。另外还发放有少量的“葱票”，持票可购买到少许葱、姜、蒜等，主要由“居委会”安排，重点是照顾基层革命军烈属。但有时出现凭票也无菜可买的情况，仍可持票买到腌菜或咸菜（腌酱菜也凭票供应）。鸡蛋自1958年元月起就实行限量供应，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每月供应1市斤，但超过十口人的“大户”，每户每月增加1斤。1960年至1961年，鸡蛋对普通居民停供。仅按中央有关规定，对“特需”人员提供，如在京的领导干部，全国顶尖级的知识分子；驻京外交人员等。食糖供应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人每月供应2两。水果块糖或黄砂糖二者选一。食油供应按在京正式户口，每人每月发放油票一张。凭此票可购食油三两。食盐供应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每月供应1市斤。此外，逢年过节还有粗粉条2两、粉丝1两、花椒半两、大料半两、木耳半两、黄花半两、碱面儿半两，皆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按户供应。茶叶自1959年起被划为“国家二类物资”。1960年中秋、国庆两节，居民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供应茶叶1两（低档）。1961年春节，每户居民凭证供应茶叶1两（低档）。1962年，货源更紧张，市场脱销。北京的餐饮业（各类餐馆、饭庄）则自1960年7月30日实行就餐收粮票制度。

北京作为首都，集中了党中央、国务院、人大、政协、解放军、公安等首脑机关的一大批领导干部。显然，上述低水平的食品配额供应无法满足上述领导阶层的需要。专为满足领导干部“特需”的“特供”制度因此而产生。关于“特供”，高智勇的文章将其与普通市民的供应制度进行了对比描写：

当时负责“特供”的是北京第二商业局。为保障高级领导干部这一特殊群体的日常消费，其提出的特供方针是：坚持“为党中央服务”的主旨，在物资和商品供应工作中坚持确保重点、照顾特需、全力以赴、万无一失。其下管辖和设有专用生产基地，规模较大者是巨山农场，专为中央领导人生产、特制、加工优质的副食品。基地建有专用屠宰厂、肉食加工厂、糕点糖果加工厂、熟食制作车间、检测化验室等专门设施。这些设施当时皆属最先进的，甚至连猪舍、养牛场皆聘请苏联专家设计与建筑。针对领导特需的特供的“特”体现于三个方面，即安全，高质量、高水准，方便。为了做到这些，食物从原料生产、采摘、采购、监测、加工、制作、化验、包装、调运、配送、验收等各环节，皆由专职人员、专门车间、专用设备、专库、专车进行。做到“数量、质量、品种、及时、安全”五个保证。“特需”商品包括：粮油食品、猪牛羊肉、禽类、各类蛋品、各类海鲜、乳品、生猛野味、糕点、糖果、小食品、调味品、罐头、烟酒茶、熟食、鲜菜、干果、硬果、蔬菜、杂货及日用品、招待品等等，丰富多彩，应有尽有，且精华荟萃。

（待续）

注释：

1. 杨奎松. 从供给制到职务等级工资制——新中国建立前后党政人员收 入分配制度的演变. 历史研究，2007.

2. 石巍. 等级森严的社会主义. www.fireofliberty.org/article/7866.asp.

3. 杨奎松. 权力平等，才能分配公平——关于建国以来党政干部收入分配问题的讨论.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0731/15/191190_42731994.shtml.

4.上海市人民委员会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部实行工资制和改行货币工资制的命令的有关文件. 上海市档案馆藏，1956.1

5.高智勇. 北京市困难时期商品供应追记. 炎黄春秋, 200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