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一首歌和一百首歌》——这个诗情画意的书名，源于一次监狱暴行。  

某一天我不由自主唱歌了。我不由自主忘记我在重庆看守所坐牢，四周还有二十来位犯人。我凝视铁栅门，外面有被水泥格子分割的天空。我已经有几个月没看见过完整天空啦，于是我随口唱起小时候妈妈教我的一首童谣：小羊儿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开开，外婆要进来。这是中国妇孺皆知的童谣，讲一只狼扮成外婆，乘老羊妈妈不在家，来骗小羊儿吃。  

就这样我违犯了看守所不准唱歌的《监规》，被狱警叫出监室。这是号称火炉的山城重庆的盛夏，毒日头射得墙面起泡，地面发烫。我蹲在屋檐外，狱警坐在屋檐内冲我笑道：“既然你那么喜欢唱歌，那就唱一百首给我听吧。”  

我浑身臭汗，喉咙乾涩，但不得不开口唱。我非常卖力，我以为卖力唱歌会激发狱警的善心。一首接一首，我唱了近三十首，声音就突然没了。喉咙快裂缝了！狱警喝问“为啥不唱了”，我答“唱不动了”，狱警没听见，因为我的声音比蚊子呜呜大不了多少。于是狱警笑了，牙齿挺白，他说：“给你机会表演，结果这么不争气，那就别怪我啰。”  

接着几个劳改犯扑上来，眨眼我就被按倒在地，扒下裤子，露出屁股蛋。两根半米长的电警棍，从一头一尾，同时烙过来。我惨叫着，狱警又笑道：“你不是没声音了么？咋个又有了？”我大吼道：“我和你无怨无仇！”狱警道：“那就接着唱嘛。”  

我动弹不了，感觉一层皮被活剥下来。接着一根电警棍“嗡”地一下，捅进我的肛门。我像被大头皮鞋踩爆的癞蛤蟆，猛地扑腾。由于屁眼儿被电警棍顶着，撕裂般的剧痛中，我居然以变形的嗓子，尖叫出一首文革中流行的反美歌曲：“东风吹，战鼓擂，现在的世界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  

从此我没有了声音，许多天；我没有了唱歌的胆量，许多个月。直到我转到第三个监狱，也就是服刑的劳改监狱，遇上教我吹箫的老和尚。  

我小心地练习“气沉丹田”。唱歌于我，真是一场噩梦。可是有个老犯对我讲，看守所不准唱歌的《监规》很有道理——曾经有人通过唱歌串通案情，因为他的同案犯就关押在隔壁。我争辩道：“这是第二次被搞，第一次是筷子捅屁眼儿，在我刚进收审所搜身时——难道也有道理？” 

“当然有道理。”那个老犯道：“曾经有个越狱的，将一颗钉子塞进肛门，带进号房，结果几年下来，大墙被钉子给戳出个大窟窿。”  

监规都是有道理的。独裁和暴行也是有道理的。唯有追求自由很没道理。在1989年的天安门大屠杀之前，我是个无政府主义诗人，我热爱写《嚎叫》的美国诗人艾伦∙金斯堡，我曾经反反复复，坐几天几夜的缓慢火车，只为认识另一个无政府主义诗人——就如金斯堡在旅途中认识写《在路上》的格鲁亚克和吟唱《答案在风中飘》的鲍勃∙迪伦，然后一块做文学盲流。 

可大屠杀发生了，近三千人倒在射击之下。我像朗诵《嚎叫》那样，于“六四”当晚朗诵了《大屠杀》，于是自由嘎然而止，我沦为国家敌人。接着我开始写狱中经历，我的手稿被搜走两次，2011年春天，警察警告我，如果我非要在西方出版，就将面临十年以上监禁。  

这就是《一首歌和一百首歌》。一本几乎毁掉作者的书。一个表面充满诗情画意的噩梦。                                                

2013年4月25日于柏林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15期   2013年10月4日—10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