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5日，贵阳地区的部分民运人士在河滨公园就“六四”20周年举行座谈会。座谈会原拟定由陈西先生主讲“我与六四”，但陈西在到达河滨公园后被警察带走。申有连也在进入公园时遭到警察拦阻，他因坚持前往会场被警察强行扭住手臂，警察下手太狠，将申的手臂扭伤，大块青紫的伤痕令与会人员看后都非常气愤。

当天参加座谈会的有20余人，到场监视的警察人数并不比参加座谈会的人数少。他们分布在会场各个路口和周围的房屋内，从不同方向对会场和参会人员拍照和摄像。会议因为警察的骚扰而被推迟，于下午3点20分才正式开始。因陈西被带走，会议由申有连主持。

李任科首先发言，他说：“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大家也感到了来自各方的压力。但我们不怕，真正害怕的是他们（他指了指分布在周围的警察）……‘六四’已经过去了20年，我们每年都为‘六四’的死难者举行祭悼活动，但举行以纪念‘六四’为主题的座谈会意义更大。”李任科从80年代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及“八九”之后的社会格局阐述了“六四”的重要历史意义。他以自己的亲身感受指出，共产党在一切领域插手太深，是导致中国社会官商勾结、全面腐败的根本原因，而底层人民的疾苦却被掩盖。

申有连发言说：“我们今天举行以纪念‘六四’20周年为主题的座谈会，既是为了纪念在‘六四’镇压中死难的烈士，更重要的是铭记‘八九’这场伟大的学生运动。中国社会近百年来发生了多起以学生为主体的爱国运动，影响最大的两次一是发生在90年前的“五四”运动，另一次就是20年前发生在北京并波及全国的‘八九’民主运动。”

“‘五四’运动提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运动虽然也遭到了镇压，但政府并未杀人，学生们的政治诉求也基本得到了答复。当时的北洋军政府相对今天的共产党政府要开明，更懂得尊重民意。发生在20年前的‘八九’民运，共产党却用坦克和机枪杀戮学生、市民，并在事后大肆抓捕。这种对国民的血腥镇压在中外史上是罕见的。‘八九’民运提出的口号是‘打倒官倒，反对腐败’，要求重新评价胡耀邦，表现了一定的民主要求，它并不像‘五四’运动提出的口号那么强烈。这种在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都会被接受的要求，却遭到了中共的血腥镇压。这一事实表明了当代专制的严酷。‘八九’运动正是对当代专制的一次冲击，它将推动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永远激励着争取民主、自由的人们。”

张明珍说：“‘六四’学生为了反对官倒，要求民主，被共产党政府杀害，他们虽然不是我的儿女，但和我的儿女一样，他们的死使我非常悲伤。20年前，当得知学生被镇压，很多学生死在机枪和坦克下时，我为他们流泪，我很想安慰他们的母亲，我更想要感谢他们的父母，是他们为我们国家育养了最优秀的儿女。”

张明珍女士已经60多岁，因为家庭成分，工作权一直受到歧视。她说，她年轻时受尽了一切苦难，到了这个年纪，已经不会再害怕任何苦难来临，更不会惧怕威胁和恐吓。她说她会永远记住‘六四’，记住死去的学生。她是个基督徒，时常为死难的灵魂祈祷。

莫建刚说：“今天，我们在这里座谈纪念‘六四’，讨论如何继承‘六四’精神，实质就是要在中国建构一整套的宪政与法制、自由与民主的政治制度。1989年掀起的反专制反独裁的民众运动，充分地说明了只有在宪政与法治、自由与民主的政治制度下，中国人才能建设自己幸福的家园。”

莫建刚先生简单回顾了贵州争人权、争民主、谋求实现宪政制度的艰难历程，从70年代的启蒙社运动一直到‘八九’民运。他指出“专制政权是不可能向人民释放丝毫权利空间的，中国要实现宪政民主，只能通过顽强的抗争。‘八九’就是一次抗争，它虽然被镇压了，但不是失败，而是学生、民众为实现民主宪政制度的一次最顽强最有成就的抗争。它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嘹亮、最悲壮的史歌。”

莫建刚先生最后谴责军队向人民开枪，他说：“‘六四’这一天是血腥的一天，同时也是中国民众彻底醒悟的一天。它昭示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反专制、反独裁的革命气慨。”

吴玉琴说：“我很想忘掉‘六四’。因为每年‘六四’周年临近，我的心就无法平静，内心的凄楚之感时常使我莫名地悲恸。实际上，我根本无法忘掉‘六四’，特别是每逢‘六四’周年临近，我的身边就会出现一些国保警察，他们也在提醒我，让我无法忘掉‘六四’。”“‘八九’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悲壮、最伟大的一次学生运动。它是在残酷的专制制度下爆发的。‘八九’民运表明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反专制争民主的勇气。”

座谈会最后围绕“八九”民运中提出的“打倒官倒，反对腐败”的口号和“六四”镇压后愈演愈烈的官僚腐败展开了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如果没有“八九”运动的冲击，中共的腐败会更加猖狂。有的与会者从他们维权上访的痛苦历程诉说今天中共已经撕去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伪装，暴力镇压是他们维持政权的唯一手段。

2009年5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