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见到司徒华先生，是在1992年7月。

那年6月，香港支联会派人潜入成都，带领我和小雨，经由地下通道，到了香港。在找到藏身处和获得居留证前，暂时住在立法局议员张文光先生家中，备受礼遇，感激铭心。后来搬到一个海边渔村，基本上与世隔绝，只有从电视和报刊上，可以得到一些外界的消息。

赛马影艺八卦、商业广告国际新闻丛中，夹杂着一些内地军警镇压、本地游行抗议的报道。总的感觉，“六四”前大陆人政治挂帅不问经济何物；“六四”后香港人政治热情高涨，大陆人变成了经济动物。两种生态，两个物种，交相变换，很魔幻。

时或有知情者来访，如有便车，也偶尔进城看看。觉得原乡本土的香港人，四九年前后从大陆来的香港人，与八九年后被营救出来的我们这些人之间，总有些沟通障碍。有时甚至，你以为不言而喻，人家莫名其妙；人家自然而然，你会觉得奇怪。很隔膜。

“我们这些人”呢，在国内同一战壕，生死与共，域外相逢，忽成陌路。似乎凡逃亡者，都是英雄先知领袖黑手。在报刊杂志上互相扯皮抹黑，仇恨比共同的敌人还深……似乎历史的巨浪回归大海以后，那顶端飞溅出来的泡沫，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很困惑。

民运领袖之一、某基金会主席来访，看了我带出来的字纸，说是劳改资料，要拿去保存展览。我说我还有用处，他紧紧抓住不放，说“这已经不是属于你的了，是属于历史的了”，义正词严。直到我说“你最好还给我，否则走不掉”，才把东西放回桌上，宽容地推了过来。很惊憷。

这种情境下见到先生，特别觉得亲切。见面之前，我们已经在电视上看到过他，知道他是民主党党鞭、支联会主席，主张结束一党专政，建立民主中国。形象熟悉，观点也同，虽是初见，不觉陌生。他注意到，话题一涉及政治，我的声音就会低些。他说：到了这里，可以大声说话了。

那是他和支联会几位同仁，来渔村看望我们的时候。我感谢他们的营救，说起黄雀行动。先生说，他取这个名字，是借用曹植的诗意：“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我原本喜欢汉魏诗，念了接下去的两句，“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说：我们真的很感谢。

先生对古诗词特别熟悉，谈话中随意引用，都很贴切。从陶渊明到龚自珍，说起来兴致勃勃。在这陌生的情境里，听到有人谈论我从小喜爱的诗人，真有“相识虽新有故情”的感觉。可能是话题投缘吧，别后他常来信。一年一度的贺卡，从未少过一个。

每次来美，总要见个面。第一次是1993年，我们在洛杉矶，租住在一户人家的后院小屋。一位关树越先生开车送他来，照相留念。接我们走，请我们吃饭，又送我们回来，盛情可感。席间交谈，才知道先生独身。年轻时女友病逝，他一往情深，终身未娶。铁骨衷情，更使我们钦敬。第二次是香港回归以后，先生到美、加募款。从纽约来电，约在中央公园旁边他的外甥女家见面。我们在新泽西海洋郡，离纽约很远。清晨去，入夜归，只赶上一同吃了顿午饭。外甥女家窗外，绿荫起伏连绵，很美，但只一室一厅。先生就在厅里，开地铺过夜。省下每一分钱来，给支联会开展工作。我想清廉无私如此，也是在海外民运低潮时期、支联会能够一枝独秀的原因之一吧？

他说香港回归后，终会中国化，许多人劝他移民海外。但是他要回去，和香港市民一起，反对专制，争取民主。我说，惹不起躲得起，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他引用了林则徐的两句诗作为回答：“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我听了，颇觉惭愧，无言以对。

那时一些民运领袖，呼吁同专制政权“沟通”、“互动”，毫无实力本钱，只是单向意愿。相对而言，我更欣赏先生毫不妥协的抗争精神。临别，送他两本我的书，台湾版文选。在第二卷上写了两句话，表示敬意：“香江万古英雄气，愧煞和议白脸郎”。

先生说：“白脸郎”这个词，是陆游用过的吧？我说是。先生说：我们不是“无奈和戎白脸郎”（陆游原句），我们会和专制政权抗争到底。那是我们和先生之间，不多几次短暂见面中的最后一次。

2004年花城版《寻找家园》出来，给先生寄了一本。先生说：有幸相识，不知道留下什么剪影？我说我也想到过写一写先生，无奈所知道的，都已家喻户晓。之后，先生的助手寄来一纸箱书，都是他《明报》专栏的结集。电谢先生，先生让检查一下全不全，然后又寄来缺少的几本，前后共十六本。

这十六本书，杂学旁收，古今中外，国事家事，天文地理，文艺兵法，正稗志怪，民俗方言，气功风水……无不涉及。个人经历，更细节生动，可以详尽地踪迹出一个真理追求者光明磊落的一生，读之益增钦敬。给先生说：有这些书，可以试着写了，但不是现在。先生回信说：“翘首以待”。

两年后，先生因“非法支持了某无牌照民间电台”，被法院传讯。来信说：告票概念混淆，语法错乱，显然是没事找事。我相信这是回归后的当局，对民主力量下手的信号。匆匆草成一文，经先生逐字逐句订正以后，发表在香港的《动向》杂志2008年4月号上，题目是：《我所知道的司徒华》。

文章强调的是，先生一贯追求民主的战斗精神，和坚持在下层地区办学的献身精神。特别提到他退休以后，在拒绝一位富豪建立“司徒华学校”的建议时说的话：“我以前在下层地区办学，是为了服务于劳苦大众，以有教无类为宗旨。现在来办私立学校，已没有了那个意义”。

该文写道，这种有所不为的尚志精神，不是他有意识地“立”起来的。“心有大爱，而又无家无后。泽被劳苦众生，成就了他始终一贯地站在下层人民一边的政治人格；泽被青少年一代，成就了他把所有的孩子都当做自己的孩子看待的、大教育家风范。他在爱情上守真志诚、执一不二的态度，与之完全一致。”

该文写道：“慈故能勇，俭故能广……有诸内而形诸外，自然就有了‘德’。深知底层的需要，自然就有了‘智’。和大家风雨同舟，自然就有了‘体’，被大家视为自己人，自然就有了‘群’。德、智、体、群互补，自然就有了人文之美——那十六本书中一以贯之的东西。”

该文最后写道：“此刻，听说回归后的香港当局……要以言治罪，传他上法庭受审了……急就此文，以示声援。也希望有更多的人们知道，站在被告席上的司徒华先生，是一个怎样的人。”

两年后，2010年，香港泛民讨论“五区总辞”的时候，我第一次感到，我的那篇文章，可能话说得太满。

又一年后，2011年6月，先生与世长辞。留下一本五百页巨著——《大江东去——司徒华回忆录》。读后才发现，该文不仅话说得太满，也不尽符合事实。我完全不知道，1949年后先生参加共青团（当时叫新青团），在党领导下以教师身份做地下工作以来，一直和党保持沟通的历史。有地下党史，本不是问题。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烈士仁人，参加过帝党后党黑道的，大有人在；内地许多老共产党员，“六四”后成了民主派，甚至“民主派领军人物”。探索就是试错，不能要求“一贯”。先生“六四”以后觉醒，成为民主旗手，总比“倾共”到底要好。

问题在于保密。这段长达40年的历史，不单是我不知道，先生的许多身边的人都不知道。香港《东周刊》在采访先生的妹妹司徒婵的文章中写道：“这个秘密，华叔足足保守了一生，直至回忆录面世，才首次披露”（2011年7月号）。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必要？

《大江东去》，和以前的十六本书之间，无论内容还是语气，都感觉不到内在的联系，几乎不像是出于同一作者。特别是，书中价值观的错位，没有时间差。人可能改信宗教，可能转换道路，但是没有可能，在同一时间，奔向两个相反的方向。而这正是，《大江东去》和那十六本书的矛盾所在。

该书中，先生写他做地下工作时，因偶然误会影响了入党，直到八十年代新华香港分社（中联办前身）社长许家屯让他参加“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仍未予以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甚详，失望委屈之情，溢于言表。但他仍然愿意，做党外布尔什维克，为党工作。“许家屯对我是有厚望的。”“每次会议完毕，许家屯都约我谈话，要我怎样怎样做，又要我做到各方面各阶层的人都接受我……说我很有群众工作经验，但没有政治斗争经验。”“李启新（许的副手）曾有一个内部讲话，香港将来找什么人做行政长官……司徒华应该可以成为香港的李光耀。”（103-104页）

我读之，更觉得，不像先生的话语。联系到新世纪以来“大国崛起”、软硬实力骤增，香港民主力量受到空前和越来越大压力的背景，我宁愿怀疑这个矛盾的出现，是步入晚年的先生，精神超负荷、心理疲劳过度的结果。就像大桥的钢梁，载重车辆来来往往，久之产生了金属疲劳那样。

他在“五区总辞”中与中联办秘密谈判，接受鸟笼政改，泛民反应强烈的情况，我的认知只限于媒体报道，不敢多说。但是从《大江东去》来看，我觉得先生关于这个问题的说辞，同《黄雀行动的秘密》一样，闪烁得让人难以理解。从纯私人、微观心理的角度来看，发生这个突兀的政治事件，但愿也是，先生心力交瘁的表征，和价值观没有多大关系。在《黄雀行动的秘密》中，他说：“对于这段历史的真相，要视乎历史的发展，才能够公诸于世”，似乎要将来再说了。又说“这件事…没有必要十分清楚交代…做过了，也就让它过去好了”“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339-348页），又似乎将来也不会说了。

怎么会是这样呢？我读之，只有遗憾。一项伟大的人道主义行动，叫什么名字和谁命名的，都不是最重要的问题。相信支联会和支联会之外，无数留名和不留名的救援者，都会被获救者感激地记取。只怕紧张和混乱之中，会记录荡然。大江东去，后人已经很难整理出一份完整的香港版辛德勒名单，也更加无从辨认，那些乘逃亡潮被委派出来的特殊人员。

在“救出……共三、四百人”之中，先生唯独赞美了一个，来美后奇迹般暴发的亿万富豪，用了“有情有义”四个字。书中写道：“我们为了救他，花了特别多钱”，“我在美国，见过他两次”，第一次是在一个募款餐会上，“他跟另一名侨胞，竞投我的一个寿字……捐出了三千美元”，“几年后，在一个同样的场合，他又捐了三千美元”。

应该说，流亡海外的华人，财富远不及此君，而捐款更多者，众矣！应该说，那些谋生不易的游子，所能捐出的几十、几百元，都是血汗钱。其真价值，岂是亿万富豪的九牛一毛可与伦比？厚此薄彼，又岂是可与十六本书中呈现出来的那个心存底层劳苦大众、清高孤傲、毫无奴颜媚骨的先生伦比？

在附录中，收入了先生一位老友的悼文，文中“信仰和党纪的冲突”一节，揭开了先生终身未婚的秘密：他的女友临终时，要求他信基督教，他答应了。“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老友写道，“这个交替应是1985年8月他到尖沙咀浸信会受洗那天”（496页）。先生的大妹司徒婵在接受《东周刊》采访时，证实了这个说法。她说先生和女友“拍拖”多年终未结婚，是因为对方信教，跟他的“政治信仰有冲突”。这些事实，只见之于妹妹和老友的陈述，而未见于本人的文字。

先生本人是这样写的：“我一直没有成家，究竟有没有爱情故事呢？多年来，我都没有谈及。我觉得，曾经有过的爱情，足以温暖一生……何必一定要结合呢，这样的感情不是更可贵吗？我选择了终身不娶，至今没有后悔”（423页）。这“青春无悔”的话语，很柏拉图，但没有“意义”的支持。先生的自我，对方的自我（以及那些当年听先生话，北上建设祖国饿死在那边的人们），就这样成为了某种道德崇高的牺牲。当然，牺牲和被牺牲，绝不是先生的本心。先生的本心，是“原则重于生命”，只是重于的结果，与当初预期的不同。附录中我们看到，先生如何在给老友的信上诉说“遍体鳞伤”，如何在逝世前弥留之际，拉着两个妹妹的手大哭（详见司徒婵答《东周刊》）。这悲剧英雄人性的一面，反衬出生活在别处的艰难，也使得大江东去的潮声，听上去如此悲切，让人动容，也让人警省。

特别是现在，书中提到的许多地下党领导的群众组织，某协会、联谊会、同乡会、同学会、同业会、舞蹈班、美术社、歌咏团、报刊编辑部、读者俱乐部、长者福利中心……已遍及全球各地华人社区。放眼世界，逆风倒吹。红玫瑰凋谢了，茉莉花凋谢了，罂粟恣意开放，望中一片混沌。“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前人的价值错位，更值得我们警省。

警省之外，我们更不能不，记取先生的启蒙之功。今日香港，争取普选特首、反对鸟笼政改、反对修改教科书洗脑下一代的进步运动，主体已经是80后和90后。年轻一代权利和责任至上的公民意识的觉醒，与当年先生缔造民主党、创立支联会，号召千百万人上街、坚持纪念六四烛光晚会至今的历史分不开。不朽的启蒙之功，已经超越了他的历史局限。

大江东去，千回百转，一入沧海喜浩茫。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17期    2013年11月1日—1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