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一段长期的驯化公权力的路要走。面对着权力精英对权力的执迷，传统的“官本位”文化和专制极权文化的猖獗，驯化公权力，把权力者关进“笼子”，实践宪政民主制度，这是我们人权捍卫者（驯兽师）必须承担的责任。

贵州人权研讨会成员长期遭受公安人员的打压，或坐过强权者的大牢，或被拘押，或被抄家，或被软禁，或被旅游，或被公安逼得难以为生、家破人亡。但是，我们仍然坚持不懈地努力，去直面公权力的迫害，去考问公权力、监督公权力，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驱赶公权力，捍卫着私权、人权、公民的政治权。他们承担着一个人权捍卫者、驯兽师必须承担的苦难、风险、痛楚、灾难、动荡不安的生活，以及人类自我驯化先驱者必须承担的职责。

历史上，人们大都关注对动物的训练以及对人体技巧和脑力工具性的训练，却忽略了对人及其兽性的驯化，更忽略了对公权力的规训。贵州人权研讨会立志于一个公民社会的建立，所以，对公权力侵犯公民权的事件特别关注，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我们多次主动到公安派出所维权。其中到过贵阳市北京路派出所、头桥派出所、三桥派出所、新华路派出所、市西路派出所等。下面记录下这些鲜为人知的与公权力直面较量的情节，与其他驯兽师交流。

到头桥派出所、北京路派出所

2011年2月12日，贵州人权捍卫者知道糜崇标先生在7日因散发“北非之春”的资料被公安殴打并且资料被抢后，我们一行十多人决定前往派出所寻找打人凶手，规训兽性实足的公安。一同前往派出所的有糜崇标、田祖湘、范厚成、小王、雍志明、李老伯、李林华、曹师傅、孙国庆、欧阳、姚飞、张文忠、陈西等。

下午2点30分，我们来到贵阳市头桥派出所。我们找到该所的教导员，我递上自己的名片，名片上写着“陈西，基督徒、民间反对派人士、自由撰稿人、绿色文化者”；中间的白底红字是“尊严公义你我有份”。我说：“有警员在执行警务时随意殴打公民，侵犯了公民的人身安全，请教导员给个说法”。

该教导员看了名片说：“陈西，早就知道你，但是，所里负责国保的周副所长现在不在，我不了解情况；你们可以到警务公开栏寻找是谁打人，发现后我们再说”。当我们没有发现对象后，他说：“我会查找7日以内的出警记录，核实有无出警，再给你们一个答复”。同时，他建议我们去北京路派出所找找，或许是北京路派出所出的警。因该地段是一个三角地带，既属于北京路派出所，也属于黔灵公园派出所和头桥派出所管辖。

随后，我们前往北京路派出所。在北京路派出所，我们先在“警务公开栏”寻找犯罪嫌疑人，我拿着相机对着公开栏拍照，有一位穿便服的警员不准我拍照。他粗暴生硬的态度激怒了理性的驯兽师；于是，我们让他拿出证件、穿上工作服再说话。

我们责问他道：“‘警务公开栏’里的资料不能公开，还设置‘公开栏’干什么用？居然不能公开，不能拍照，请你把相关规定出示来看看！你知道吗，你禁止我们记录拍照是违反‘国家信息公开管理条例’的”。

在经过对该公安的驯化后（或者说是“一场争吵”后），他无话可说，退到了一边。看到人权捍卫者与公安产生冲突，警号为ZA0086的警员接待了我们。他说2月7日上午他们没有出警，要我们离开派出所。我们要求出示书面的东西足以证明，如果不能出示没有出警的证据，我们要见当日值班的负责人。经过争取，一名自称是负责人的姓蒙的女警官（警号：00988）从楼上下来，她要求我们选两位代表与她谈。我与糜崇标先生走进了有10来名公安在场的警务室，门随及被关上。

我递上我的名片，说明我们关注中国人的人权。糜崇标先生提出自己的人权受到侵犯，要抓住打人凶手。该警官要其他警员拿出警记录簿来查，翻阅过后说：“那天是有这么回事，但是，我们所没有出警”。

我们坚持要看证据，不然我们决不离开。她只好把出警记录簿递给我们俩看。出警记录写着：“7日上午10:36，市110报警中心转来：有人报警；事项：在黔灵公园门口，有人正在散发反党传单，请本所处置”。处置一栏写道：“经与报案人联系，案发地点不属于本所管辖，报中心转处置”。

到三桥派出所

4月某日晚10点，接到糜先生夫人李阿姨的电话，说糜崇标被三桥派出所绑架已经10多个小时，到现在还没有回家，她叫我明天同她去派出所问问。

第二天一早，我独自一人前往三桥派出所（如果说还有人随去的话就是长期监控我的保镖中其中的一个）。到了派出所，与李阿姨碰了面，问明情况，得知糜被关在二楼一房间内，身边有人看守，而二楼楼梯口有道随时上锁的铁门，外来人员不知道开锁密码进不去。我到警务公开栏查看，知道该所所长叫王平，教导员是刘小玉。我抓住机会进了铁门，直接去找所长教导员的办公室。得知刘小玉在四楼会议室开会后，我就上了四楼的会议室。进门我就询问谁是“刘小玉”，并说明是为糜的事情而来。正在讲话的一个矮胖子警官说：我就是，但是现在我们正在开会，请你在外等半小时。我出门后，在二楼找到关押糜崇标先生的小房间，进了屋。看到糜先生满脸疲惫不堪、病态的样子坐在椅子上。他说他们不允许他休息，他已经一天一夜没有睡觉。

看到公安这样折磨73岁的老人，我心中既悲痛，又愤慨。慰问糜先生后，我问看押糜先生的公安：“到底糜崇标先生犯了什么案，你们关押他已超过24小时，既不出示法律手续，又不给他的家人好友一个说明”。该警官却不作回答，只把事情推给他的领导。

我出门再到所长办公室，发现王平已经坐在她的位置上。敲门进去后，我递上我的名片，并说明来意，要了解糜的案件。我说：“我们人权捍卫者很关心糜的事，糜到底犯了什么事，我将就此事要写篇跟踪报道；同时，他家里人想知道糜什么时候可以回家”。“你们这样随意抓人拘留人，而且没有任何手续，是违法犯罪的”，我强调道。

王回应说：“我们是请他来，并且马上可以叫他回家。”

我没有与这位执法者继续追究下去，而是顺着她的话说：“既然是请来的，那么就让糜老师傅回家。他那么大把的年纪，你们不让他好好休息，作为执法者，或一个普通人，想想他可以做你的父辈，你的心就这样残忍吗！”

这位警官被中宣部的党文化洗过脑，刚开始还强调糜受敌对势力指使，长期散发反动传单，不听劝说，有“敌对意图”等等，我直接说道：“糜崇标是我们人权研讨会的普通成员，他宣传《世界人权宣言》怎么就有‘敌对意图’？再说，‘敌对意图’在刑法里算哪一款子罪？‘敌对意图’是犯罪吗？你作为一个执法人员连法律常识都没有，怎么可以以‘敌对意图’乱关押一个公民？如果你确立的这一款罪存在，要抓他不如抓我陈西，我是贵州人权研讨会的发起人和主要联系人之一，还是一个‘老反革命分子’，有什么事情，你们可以问我，没有必要与一个老年人过不去。”

王警官满脑子的是革命党对待敌对势力、对待反革命分子的意识，作为执法者，她完全没有站在法律的立场上秉公说话，而是站在一党的意识形态上使公权力变成了私器；她从来没有接触过当下的反对派人士，总认为我们是来同他们争天下争权力的，心中唯有对权力的看护，而不是护法。什么“公民意识”、“公民社会建设”、“个人正当权利”她完全不懂，她只知服从上级党委官僚组织的指令。这样一来，我不得不给她开个小灶，讲讲我们反对派人士的立场、观点、意识和意图；特别给她强调指出：首先要做公民，要做人，再去做工具，做党和长官的奴仆。

经过近一小时的驯化，她最后只说了句“我说不赢你”。倒是跟随我的“权力保镖”（警方安排跟踪我的人），那位年青的小伙子经过驯化起了作用，他说：“陈老师，听你一番话，我决定不干这个工作了，我不愿意再当这个党的权力保镖”。我说：“你不干这个工作，你怎么办”？他说：“我还年青，我还可以去找其他的事干”。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这位年青人。

到其它公安派出所

人权捍卫者糜崇标、吴玉琴等几十人到新华路派出所维权。2010年12月23日，贵州人权捍卫者在贵阳民权广场开办的“民权橱窗”多次被新华派出所的公安非法收缴，还把在广场散发资料和光碟的谢老伯和小王强行抓到新华路派出所，他们在派出所遭到辱骂和殴打。当人权捍卫者知道这个事件后，数十人义愤填膺地前往新华路派出所维权。在新华路派出所，他们指认出收缴他们资料和光碟的警官，指认出违法乱纪骂人打人的公安——他们的警号是：005984、005649、005914、008473、006103，并指认出在场穿便衣的保安和联防人员。

人权捍卫者找到派出所的教导员，要求打人者赔礼道歉，退回被收缴的资料和光碟，并赔偿一定损失。糜崇标先生告诫这些公安，“不要做政治警察，不要做一家一党的打手，要做国家的警察，为广大公民服务的警察，要遵纪守法。”

经过人权捍卫者的驯化，新华路派出所的公权者们不得不向人权捍卫者赔礼道歉，退还了被收缴的资料和光碟，并给受害者各赔偿了一百元钱。该所还保证，“以后不再发生这类的事”。

到市西派出所维权

2011年9月2日，我们贵州人权捍卫者中多人又遭到了公安的软禁，在被软禁的24天里，市西派出所的周警官当着我和廖双元的面提到一件令我们震惊的事，说我欺负他们所的女民警。我惊愕之间说道：“我怎么记不得有这等事”，“你说说看，我是怎么‘欺负女民警’的”。

原来，2005年，我们举办首届贵州人权研讨会时，其中，我们有一项活动，向社会做人权常识调查。周警官说，那一天，我一个人居然跑到派出所，当着他们众多男警察的面，拿着问答试卷，要他们所的一个年青女民警回答人权问题，“当时，许多民警都不认识你陈西，你的这一举动搞得这位女民警满脸通红，竟不知怎么回答你的提问。”

廖双元、吴玉琴和我同属于市西派出所辖区，我们有着长期的面对面与公权力打交道的经历。 “民不同官斗”，一般的老百姓告诫我们不要与官争，不然，会有麻烦的。而我们把这叫做维权，形象地讲是“驯兽”，是驯化野蛮的兽性十足的公权力，捍卫个人私权和公民权不受侵犯。

今天，我们人权捍卫者的力量还很薄弱，我们面对的多是基层的公权力。随着我们人权捍卫者力量的强大，我们将会去驯化更高一级的公权力，如：市级的公权力、省级的公权力、甚至驯化国家一级的公权力。中国传统的“家文化”只有顺从的臣民教育、奴才教育，或者是走另一个极端的争权夺利、你死我活的农民革命教育，而缺乏公民文化和驯化公权力的教育。认识到这一点，我们贵州人权捍卫者和其他驯兽师们正在走一条新路，在驯化公权力的同时，建设公民社会。

2011-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