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第117期）

中共党专制逻辑之命题17：官方意识形态的彻底堕落和社会价值系统的崩溃，构成威权主义社会特有的精神景观。

马克思主义本来是作为为穷人伸张正义的理论获得其巨大道义力量的。“阶级专政”说虽然逻辑上必然导致党专制的形成，但在政治上强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经济上奉行“平均主义”的年代，官方意识形态本质上的虚假并没有暴露为事实上的虚假。威权主义时代则完全不同了。当工人、农民等昔日的“明星”重新沦为社会的最底层，处处受人盘剥而又缺乏制度性的自我保护（他们不可能被允许成立独立工会之类的组织）、甚至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揭露现实的黑暗（“党”当然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剥削”）时，仍然以“阶级专政”说事儿的意识形态，其虚假性已经完全变成赤裸裸的。从根本上说，继续乞灵于“阶级专政”说的党的意识形态在威权主义时代必然逻辑性地走向堕落，它的现实功能只剩下了两条：一是顽固地（同时又越来越不能自圆其说地）为一党专政的合法性提供辩护性论证，二是在进行这种论证的同时，事实上充当特权利益的保护伞和遮羞布。 

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在极权主义时代，“党”的意识形态本来发挥着为臣民提供信仰支撑的巨大功能。这种功能的退化乃至彻底丧失是威权主义社会的重要现象。如果伴随着“共产主义”信仰退隐的是理性的自由主义信仰的上升，这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但在党专制语境内，这又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党”会出于本能地误导社会，把理性自由主义故意读解为“西方资本主义”的东西，然后加以排斥，不允许学校系统传授人类的普世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这样，当极权主义时代的信仰狂热破灭后，在威权主义物欲膨胀的滔天浊浪中，社会价值系统崩溃、人的精神领域成为一片废墟将呈示为可怕的现实。在这个社会中，人们不再有信仰；除了金钱，人们不再崇拜其他任何东西。生活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态度遍布社会各个阶层，暴富心理和“明星热”成为青年一代鲜明的心理特征（这里的“明星”当然不再是普通劳动者或“毛主席的好战士”，而是“大款”、“大腕”和权贵一族）。与没有信仰、不讲责任、不讲社会良知共存的是可怕的冷漠，人们缺乏正义感和对弱者的基本的同情心。经商者把“假冒伪劣”视为赚钱的诀窍，甚至一向朴实的农民都学会了往出售的棉花里塞石头。社会道德底线的崩塌体现在方方面面，诚信危机的背后实乃一个民族病入骨髓的精神危机。

我们知道，在过去两千年的历史中，儒学提供的价值观曾长期左右普通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儒学价值观中当然渗透了前现代的皇权文化传统，但也有颇具人类普适意义的价值内容。是“党”对“封建主义”的批判，把澡水和孩子一同泼了出去，中断了民族的价值传承。而当党的意识形态感召力发生自身危机的时候，它对仍具普适意义的本土文化传统的中断和对以“西方”面目出现的人类普世文明的拒斥将最终以合力的形式作用于这个民族。这个结果同样是灾难性的。世纪末中国人灵魂的普遍荒漠状态，不但是作为信仰的党的意识形态自我否定的结果，不但是金钱拜物教作为“矫枉过正”的历史力量猖獗肆虐的结果，而且是民族精神传承和世界普世文明引进双重断裂的结果。

中共党专制逻辑之命题18：“党”对公民社会的扼杀，将采用威胁与利诱的双重形式，迫使体制内知识分子接受“招安”，迫使独立知识分子边缘化、无形化。

改革开放带来公民社会的复兴，本来体现了制度现代化的一般逻辑。独立知识分子重新步入历史舞台，乃是民族精神复兴和公民社会重建的基本标志。然而，这股力量的兴起势必与党专制继续维持思想控制的“一统”要求产生巨大的紧张。本质上说，这个冲突是无法调和的，因为它们分别代表着自由与专制水火不容的两极。

但在开放这个新的时代背景下，“党”对公民社会成长的阻遏却有一个从简单的、较为“直白”的方式向更为“精致”、更为隐蔽的方式演变的趋势。如果说，针对“自由化”知识分子的公开批判、组织围剿体现了毛式极权主义的遗风，那么其对象包括所有知识人的暗中收买、巧行招安则是威权主义时代的特色。只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大学教师、科研机构的学者、新闻传媒的编辑和记者都可以获得各种各样体制内的好处。在“一切向钱看”的威权主义社会大背景下，在体制内的各种利益诱惑面前，自由将变得格外脆弱。更何况利诱只是“党”控制知识分子的一手，“党”还有另一手，那就是威胁。从控制与被控制的角度看，不管是极权主义还是威权主义，专制主义条件下“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从来都是猫和老鼠的关系。只要被控制者老老实实就范，控制者和被控制者就可以相安无事，“和平共处”，但控制者随时握有惩治被控制一方“不轨行为”的手段。招安加上威胁，或者说以威胁为后盾的招安，实乃威权主义时代“党”对付知识人、特别是那些有独立（异议）倾向的知识分子的基本策略。

从逻辑上讲，接受招安的知识分子必定导致心理与人格的可怕裂变。他（或她）知道，当权者今天的意识形态无非是一堆谎言，但他（她）必须假装认真地接受这些谎言，并在自己的学生、读者和公众面前堂而皇之地宣传之、“论证”之、歌颂之。在接受谎言、传播谎言可以带来的“好处”和拒绝谎言、揭穿谎言将要承担的后果之间，多数人会本能地选择前者。这样，剧场行为泛滥，犬儒主义盛行，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在被称为“第二次思想改造”的金钱社会的洗礼下，中国知识分子真正的优良传统正在丧失。党专制造成的面具化社会，又把越来越多的体制内“知识精英”变成玩世不恭的庸人。当权者“装模作样的统治”，被治者“装模作样的服从”，各有所需，各有所得。可以断言，威权主义统治是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没有大量被治者参与谎言的传播，威权主义社会就一天也无法维持。但我们必须加上一句话，那就是金钱（及其背后的威胁）才是“党”营造这个面具化社会的真正力量。

至于那些顽固不化的“异议分子”（这样的“异议分子”是永远除不净的，因为植根于公共理性和社会性的人对自由的追求，永远是“异议分子”产生的源泉），“党”的办法则是割断他们与社会的联系，不让社会听到他们的声音。应该承认，与极权时代动辄以“反革命罪”惩处异议知识分子相比，威权时代的当权者已经显示出较多的“宽容”。这与其说是统治者的进步，不如说是环境的变化和时代本身的进步。但党专制的逻辑仍然决定了统治者不会容忍异议者在自己控制的领地内公开地说三道四，于是利用一切监控手段和封锁手段（比如，建立互联网“封锁墙”）把异端主张删除或屏蔽，就成为“党”的宣传部门乃至安全部门的一项常设性“工作”。在这个过程中，独立知识分子将被边缘化、无形化，他们对公众的影响也将减小到最低限度。

（未完待续）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18期   2013年11月15日—1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