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大家聚在一起，追思和纪念我们的亲人、同学、同事、朋友、战友刘迪。

刘迪一生淡泊名利，甘于平凡朴实的生活。他几乎从来不写文章，也拒绝记者的采访。但是在2006年编纂《四五运动：中国二十世纪的转折点——三十年后的回忆与思考》一书，我请张平找他访谈的时候，他说：“对三十年前的四五运动，我就破个例”，他推心置腹地谈了许多。我根据他讲的一句话，把这次难得的访谈的题目定为《四五运动是中国人正气的表现》。在这里，我想解读一下刘迪在访谈中所表达的三个主要意思，一个是“本分”，一个是“牺牲”，一个是“正气”。我认为，这正是刘迪留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遗产。

（一）

刘迪说：“在当时，各个单位和个人总共送了至少几千个花圈，甚至有一吨多重的铁花圈，这是单纯的悼念行为么？再看看上万首诗词里面指桑骂槐、借题发挥的大有人在。我只是他们中的一员，我也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分内的事，这是我的本分。什么叫做本分？好好学习就是学生的本分，种田是农民的本分，做工是工人的本分，而面对封建法西斯这样的‘文化大革命’，奋起造反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的本分。”刘迪在这里所说的“本分”，与吴思所诠释的“分”或“本分”，是一致的。

吴思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洋人的“权利”，我们的“分”》。洋文“right”的意思是“一种正当或合法的要求——拥有或获得某物，或以特定的方式行为举止。”中国人、日本人和外国传教士曾先后用“道理”、“权”、“权利”、“权理”、“直”、“义权”、“利权”来翻译“right”。吴思认为：最好是用“分”来翻译“right”。为了区分权利与义务，可以围绕着“分”字添字造词，以“权分(第四声)”指理应享受的“权利”，以“义分”指理应承担的“义务”。刘迪说“奋起造反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的本分”，这里所谓“本分”，既是一种“权分”（“权份”），也是一种“义分”。

刘迪引用了毛泽东的一句名言：“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他又说：“中国是自远古时代起就有平等传统、民主传统的，尧、舜、禹都是禅让继承，中国传统文化里也提倡反抗暴君，反抗暴政，武王伐纣就是一种正义的行动。孔孟之道也鼓励反对暴政，从这个角度说，造反有理这句话是对的，具有长期的真理性。”孟子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刘迪对于西方政治学经典著作是很熟悉的，他当然熟知美国独立宣言中的名言：“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其赖以奠基的原则，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可能获得他们的安全和幸福。……但是，当追逐同一目标的一连串滥用职权和强取豪夺发生，证明政府企图把人民置于专制统治之下时，那么人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推翻这个政府，并为他们未来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孟子、杰斐逊、马克思、毛泽东、刘迪，古今中外的伟人和隐士都认为民众推翻暴政有理，可见这是一种普世价值观。

（二）

公民有公民的本分，政府有政府的本分，如果政府逾越了自己的本分，那就是实行暴政。在这个时候，公民仅仅“安分守己”是不够的，要推翻暴政，还需要有一点“血性”和“牺牲精神”。过去供奉祖先的“牺牲”，是要活着宰杀刀下见血才算数的。

刘迪说：“我是出于一种义愤参加到四五运动中去的。当时有许多北京的青年和我一样是出于一种义愤，一种血性参加到运动中来的。我就是要借助悼念活动，借题发挥，反对‘批邓’，反对毛泽东搞的‘文化大革命’。当时并没想那么多，也知道肯定要失败，失败了也没好果子吃。当时许多参加四五运动的人他们把自行车的车牌子都摘掉，这种行为本身就表明了他们意识到这种抗议行动是要失败的，如果要认为是会胜利的话那还摘车牌干什么？”正义的事业必胜，我们一定要有这个信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每一次正义的行动都会取得胜利。失败是成功之母，多少次的失败才会换来一次成功。投身正义事业的人，一定要有失败的准备，要有百折不挠的韧性，要有自我牺牲的精神。自由民主宪政，是每一个凡夫俗子都可以享有的，但要把它争取到手，却需要仁人志士的付出与牺牲。

严家祺悼念刘迪的文章，题目叫做《刘迪参与了两次“天安门运动”》，文章写道：“我在想，刘迪为什么要参加两次‘天安门运动’？唯一的‘答案’是，刘迪的胸中燃烧着一团‘正义’的熊熊烈火，他相信在中国的大地上，正义一定会得到伸张。”当然，严家祺本人也参与了两次“天安门运动”，在座的不少人也参加了两次“天安门运动”。但是我要说，刘迪确实是一个最富有正义感，最具有牺牲精神的人。

1979年夏天，《北京之春》编委中，有几个人准备报考研究生，刘迪也是其中的一人。当他得知当局要取缔民刊和民主墙的时候，毅然把《北京之春》编辑部搬到自己家中，为了操持和保护《北京之春》，牺牲了自己读研究生的机会。

1989年春夏之交，坚守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主要是青年学生，长胡子的人只是偶尔到广场上走一走，看一看，声援一下，但是我知道有两个长胡子的人是一直陪着学生们在广场上，一个是现在在美国的吴仁华，另一个就是刘迪，他们不惜牺牲生命也要和学生在一起。

1989年以来，我和刘迪见面的次数，没有王之虹和我母亲多。刘迪从秦城出来之后，顾不上自己的事情，就忙于安抚照顾我和王军涛的家人，帮助我们打官司的事宜。当你最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刘迪就出现在你的身旁；当你准备感谢他的时候，他就从你的身边消失了。这就是刘迪，这就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侠义之情。

秦晖说：“一些宗教中的圣徒具有这样的品格：为了拯救众生，他们基于信仰而愿意戴荆棘冠、钉十字架、上火刑柱，但他们并不要求别人也这样做，不要求别人与自己一样付出代价，也不要求他们回报自己的付出，甚至对别人的不理解、别人的敌对也以德报怨……在逆境中圣徒勇于舍身殉道，但在得势时他们通常并不以势压人”。“圣徒并非神学家……他们主要不是信仰的论证者，而是信仰的实践者。但在基督教历史上圣徒的贡献决不亚于神学家，而圣徒之难得则远过于神学家。”“自由主义当然不能说不需要自己的‘神学家’，但更需要‘圣徒’，它的这后一种需要超过任何具体的宗教信仰。”我认为，刘迪就是这样一种实践自由、勇于牺牲的“圣徒”。

（三）

如果人人都按本分行事，这个社会就会充满正气；如果政府只要求老百姓本分，自己却不本分，纵容和保护权贵贪污腐败，这个社会就是邪气侵身。正邪之争，写满了整个的历史。专制、皇权、党国，就是中国邪气的总根源。

刘迪说：“腐败不是后来才有的，共产党一建国毛泽东就住进中南海，这就是腐败，如果真是人民领袖那你住中南海里干什么？上梁不正下梁歪，上边在中南海里养尊处优，让下边艰苦朴素，那不是很可笑吗？这些年最大的悲哀是中华民族的民气没有了，前几年江泽民提倡讲正气，这是很可笑的，民气都被枪杆子打掉了，还有什么正气可言？看看中国的现状，这样乌烟瘴气的，举国上下就一个钱字，钱是人们追求的唯一目标，世界上发展中国家很多，某些伊斯兰国家搞原教旨主义，搞伊斯兰复兴运动也有一种理想、追求和价值观，但是除了钱其它什么都不认的国家恐怕只有中国了，这样下去是非常可怕的。如果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只认钱，那和羊只认草，狼只认肉没有本质区别，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中国就成了动物世界、动物社会了。”

共产党上台后，一个是用枪杆子压，一个是用笔杆子骗，造成了空前的“乌烟瘴气”。拿中国大陆与香港、台湾、新加坡比一比，与日本、韩国比一比，与英国、美国、德国比一比；拿专制社会与民主社会比一比，就知道哪一种社会的道德更加低下。

但是我们也不用太悲观，正气是人的一种元气，是存在于人性深处的，在民间有着无穷的蕴藏。刘迪说：“当年发生的四五运动就是一种民气，一种正气的表现，所以应该纪念它。”民气和正气是取之不尽的，它正在积蓄之中，说不准哪一天就会爆发新的“四五运动”。我们纪念四五运动，纪念刘迪，表彰本分与牺牲精神，就是提升正气的一种方式。

一个刘迪离开了我们，但是我们还有许许多多的刘迪。在座的人就不提了，这里仅举一个武汉的秦永敏。秦永敏比刘迪小两岁，1979年他主编民刊《钟声》的时候写给《北京之春》编辑部的信，现在还保存在我这里。他和徐文立、王希哲等人在1981年春同一批被捕，判刑8年；1993年起草《和平宪章》，判处劳动教养两年；1998年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党，判刑12年；2010年11月刑满释放后，继续战斗在争取宪政民主的第一线。刘迪、秦永敏这一代的民主志士，现在还有很多人；比他们年轻十岁、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的民主志士，现在也已经成长起来。我相信，只要中国的民气尚存、正气还在，刘迪为之奋斗牺牲的理想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注：本文是为原定于2011年10月30日举行的“刘迪追思会暨家属答谢晚宴”准备的发言稿，此活动被“河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