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曾节明

受访者：周晓萍

地点：泰国曼谷市帅利瓦里附近的贫民窟

时间：2009年8月20日

采访缘起：我携家带口流亡泰国近10个月，一直找不到工作，靠一点微薄的稿费根本入不敷出，从中国带来的积蓄日渐窘迫，因此急欲找处廉价的栖身之所。浙江来的政治难民老高夫妇热心肠地帮我找了一处地方，并不顾退休的年龄，冒着热带亮白刺眼的骄阳，亲自领我去看房。

从安鲁萨瓦里广场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在一个叫帅利瓦里的地方下了车。一眼望去，此处仍是市区，曼谷大得可怕。8月底曼谷的晴天的中午，热浪蒸腾，街上热得就象烤箱，白花花的太阳低得好像就罩在你头上。老高拨了好几次手机后，接我们的人终于到了，是一个单眼皮的年轻中国女人，她身高不到一米六，身材瘦削，瓜子脸，皮肤偏黄，典型的中国南方女人特征。她穿着一件旧得辨不出原色的汗衫和一条皱巴巴的短裤，这样的落魄和寒碜相，在中国来的申难女人当中十分少见。这个叫“小周”的年轻女人领着老高夫妇和我向公交车站附近的一个巷口走去。

“她是法轮功吗？”我问。老高低声告诉我：她是因为“计划生育”逃到这里来的。我来泰国10个月，接触的中国申难者也不少了，但因“计生”而申难的人还是第一次碰到。我决定借着看房的机会问问她的事情。

到了巷口，她非常热情地叫了两辆人力三轮，我这才意识到还有好一段路要走。又经过十多分钟，抵达巷子深处的一幢六层高的旧楼前面，她执意地为我们结了车费、又执意地为老高夫妇买了两瓶矿泉水，用几句简单的泰语向房东——一个中年泰国妇人——说明我们的来意，随即跟在房东后面，陪我们去看房。

这幢楼没有电梯，每段转折的楼梯口，堆放着泰国市场上串烤肉和水果用的那种尖头竹棍，以及大卷大卷的、成堆的竹屑，衣衫褴褛的大人和小孩都蹲坐在地上削制竹棍，几乎每层楼的走道都弥漫着生竹的气味和霉味。上到五楼，一个高大的黑人用英语热情地与我寒暄了几句，原来他是索马里难民。住在这幢楼的人，大抵是曼谷最穷的人。这幢楼的出租房总的来说条件很差，有的不通风，有的则整天见不到阳光，但1000泰铢左右的月租金，对于曼谷最穷的人来说，已经是价格颇高了。

顺便去看小周的房子：不到二十平米的单房内，竟有三双好奇的眼睛打量着我们——一个十一二岁的秀气女孩带着两个六七岁的小男孩。这个住处没厨房、没阳台，只有一个站不下两个人的卫生间。骄阳下翻腾的热带暑气，透过小小的泰式百叶玻璃窗无声无息地渗进来，天花板上的旧吊扇哗啦啦地向下扇着昏昏欲睡的热风。但是瓷砖地板擦洗得很干净，房间里还算整洁，这与刚才看房时路过的黑人、越南人脏乱的房间对比很鲜明。

在妈妈的吩咐下，小周的女儿很懂事儿地帮着母亲张罗，请我们吃西瓜。我正思索间，一双小手憨憨地把一大片西瓜递到我面前，原来是小周的小儿子。看到这可爱的孩子，我禁不住地冥思：究竟是什么原因，偌大中国弄得连小孩都容不得的地步呢？难道有计划地消灭孩子，可以带来民族的发达和强盛？

闻知我没有吃午饭，小周要请我在她家吃饭。她煮了饭，并执意下楼买来丰盛的熟菜，有五只烤鸡腿、四条烤鲢鱼、一碗泰式清蒸酸辣鸡。已经吃过午饭的老高夫妇难却盛情，就各吃了一只烤鸡腿。小周那种湖南式的厚道热情待客之道实在久违。看得出，她平时根本舍不得这样吃。小周的两个儿子一个啃鸡腿、一个嚼烤鱼，都吃得口角流垂涎，如痴如醉，显然是多日未吃肉了。这餐饭，直吃得我心里发酸。

饭后，老高夫妇先回去休息，我抓紧时间展开我的采访。小周名叫周晓萍，今年36岁，来自湖南祁东县。

曾节明：你为什么带着三个小孩，跑来泰国吃这种苦？

周晓萍：就因为我们超生喽（边说边递给我她的户口簿）。他们抄我的家，追着我们罚款，还要强迫结扎，到处追我们，实在没法子呀！

我的老家在湖南祁东县灵官镇宏发村，我和我丈夫都是农民。我们以前哪有什么出国的想法，只求安安稳稳地过日子。1997年，我们生了第一个小孩，就是我的大女儿胡利君。女儿出生没多久，我就按照计划生育法的要求，去上了节育环。4年以后，我向本村递交了生第二胎的申请，因为计生法规定，农村户口的人第一胎如果是女孩，4年后可以生第二个孩子。

当我怀着第二个孩子去领准生证时，他们却说我的申请书还没有递交到上级部门。这下我的事就难搞了，因为政府规定，凡是没有准生证而怀孕的，一律强制流产或者引产。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孩子被他们弄死在肚子里。实在没有办法，我只有和丈夫带着女儿逃到外地去打工。

当我们在外的时候，计生的几次抄了我的家。一次，他们开来一辆卡车，把我家两千多斤稻谷、电视机、缝纫机、自行车等稍微值钱的东西统统拉走，搬不走的东西就全部砸烂。他们还要拆我的房子，邻居对他们说，那房子是属于我哥的，他们才没敢拆。

逃出来后，我一直不敢回家。2002年5月，我在外面生下第二个孩子，就是我的儿子胡耀文。老二出生没多久，我又意外怀孕，在2003年10月生了第二个儿子胡耀武。第三个小孩出生后，我们回宁关镇住了一段时间。哪里想到计生部门一直在追查我，有一天我倒霉，在街上撞见了他们，他们十多个人围上来抓住我，把我捆起来送到宁关镇政府，强行将我结扎了。

他们还要我们缴一万五千块钱罚款，不缴就不准我的小孩上户口，不准我们回家。我不想让小孩当一辈子的“黑人”、一辈子这样东躲西藏也没有意思，我和我丈夫只好东借西凑地凑足了一万块钱交给他们。剩下的五千块钱实在缴不起，镇政府就给我们半年的期限，如果半年内还不清，就要双倍偿还，还要抓我丈夫去结扎。我们是最穷的人，能求的人都求完了，半年内哪里搞得来五千块钱？我丈夫自尊心又很强，哪里受得结扎的侮辱？我们只有再逃到外地去，再不敢回去了。

曾：你要是不回去，怎么会被抓去结扎？中国这样大，你们可以在外地打工嘛！据说广东和江浙“计生”管得比较松，桂林“计生”也不象湖南那样野蛮。

周：桂林我们去过，在铁西菜市住过、观音阁也住过，照样查得紧，我们东躲西藏……。广东“计生”是管得比较松，但是广东查暂住证查得紧，另外打工的多，告密的也多。我们曾经在广州塘湖镇住过，谁知道湖南来的民工中间有人知道我们的事以后就去告密，还带着老家的计生干部来抓我们。在中国这七八年，我们就这么一直躲躲藏藏，没有过上一天安稳的日子。我想不通，我不就是超生了一个小孩吗，究竟是什么了不得的大罪呀？这个国家这样大，为什么就是容不得我们呢？（周晓萍的眼眶湿润了。）

曾：啊！有这样的事？同样是做苦工的可怜人，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周：就是嫉妒喽！他们看见你有三个小孩，而他们自己只有一个，他们心里就不舒服，就要搞你。现在的风气坏了，湖南民工很多人就是这个样子，一点不团结。

曾：你们怎么想到要出国申请难民的？

周：是我老公想到的。我老公比我有头脑一点，他说：我犯了什么罪，当官的到处追着我结扎，在这样的国家待着有什么意思？听说外国没有这种事，美国还保护中国超生的，他就跑出来了。

曾：你们什么时候来到泰国？请说说你们申请难民的情况。

周：我是在2008年正月初五来的曼谷。我丈夫比我来得早，他是跟旅行团出来的，护照押在领队手里，到曼谷后，他脱离旅行团逃跑了，所以身上没有护照。

我丈夫来到这里没多久就被抓了。他一点经验都没有，图方便去租联合国附近的房子住，那一片警察是最多的，结果有天晚上警察查房，就把他抓去了，关进移民局监狱一年多，一直到2007年9月才放出来。

我那时还在中国，怎么晓得我老公被抓了？我带着孩子来泰国的时候，还以为老公一切都帮我们办好了，天晓得他在牢里，什么都要靠我这个女人家去跑！我人生地不熟，没有几个钱，语言又不通，没有文化，也没有申请难民的一点经验，急得搂着孩子哭，这样的日子好难过哇！（周晓萍的眼眶再次湿润了，声音颤抖了起来。）

我老公被抓之前，已经去联合国难民署办了申请难民的登记，因为坐牢不能去面谈，我只有自己去难民署解释，重新递交申请。结果一年多下来，第一次申请和上诉都被拒绝了（她把英文拒绝信和上诉拒绝信递给我看）。

曾：你们从中国带了证据过来吗？比方说“计生”处罚单之类。

周：没有喽！我们从湖南老家逃出来好几年了，原来根本没有出国的打算，哪里想到要保存证据呀！原来家里有一张一万五千块钱的罚单，又不知被我婆婆塞到哪里去了，现在找也找不到。去向政府要证据，当官的怎么会开给你呢？我亲戚告诉我，宁关镇政府已经知道我们逃到泰国来了。

曾：并不是只有政府开的东西才算证据。你们身上就没有一点别的证据吗？

周：没有。我和我老公都是没有文化的人，又没有那些个心眼。

曾：（指着申诉书和上诉书）你说你们被政府追讨“计生”罚款、你丈夫被政府计生部门追捕，有遭强迫结扎的危险，这些情况你怎么没有写进申诉书和上诉书里？

周：没有喽！别人也说我递给联合国的东西没有抓住重点。我什么也不懂呀！

曾：你们出国之前，被政府追着要强迫结扎、追着讨要“计生”罚款，这些情况，在联合国官员找你们谈话时说了吗？

周：没有说。

曾：这么重要的情况你们为什么不说？

周：（哭腔）忘记强调这点了！只晓得讲以前的事情。我和我老公什么也不懂，不晓得联合国的规矩，申请难民的时候也不晓得找机构帮忙，我们现在后悔得要死！

曾：你老公现在去哪里了？

周：你不知道？我老公又被抓了！现在关在移民局里。

曾：啊？！你老公是谁？为什么又被抓？

周晓萍：我老公就是今年6月4日去中国大使馆抗议时被抓的。我老公叫胡汉民，你认得没有？

（我立时想起那个与国民党元老同名同姓的黑黑瘦瘦的南方人，他和我一道参与了在中国大使馆门前的纪念“六四”屠杀20周年的行动。那天中午，当我背着照相机落荒而逃时，他和于圣、丁庆安、王小春一起被押上警车。）

曾：认得、认得。你老公又被抓了，你们靠什么为生呢？

周：我现在没有工作。这么长时间全靠基督教会的一点施舍过日子。老高参加的那个基督教会每个月给我一点钱和米，去年天主教的慈善机构——就是那个JRS每个月给我三千泰铢，给了两三个月，但是教会的东西我不好意思要。我做了三个月削尖竹棍的工作，就是你刚才在楼里看到他们做的那种工作，每个月能挣到两三千泰铢，够一家人吃饭。谁知道那个泰国老板后来嫌我们不会说泰语，就不让我们做了，其他的那些越南难民、缅甸难民会说泰语，所以他们现在还在做……

去年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没办法去做了半年的乞丐。我老公去年头一次放出来的时候，因为在牢里不见阳光，白白胖胖的，结果乞讨了半年下来，整个人又黑又瘦……

曾：你们现在这样困难，还愿不愿回中国去呢？在这里语言不通，回中国至少容易谋生，反正你们又不是因为政治问题出来的……

周：我是不愿回去了！在中国跑到哪里都有人来查你、还要防人告你，老是要东躲西藏，我再也不愿过那种日子了！在泰国苦是苦，至少不用提心吊胆地过日子。

曾：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

周：我也不晓得怎么办。我打算去一趟联合国难民中心，问问那里的律师再说……

饭后，12岁的胡利君很自觉地帮着妈妈收拾碗筷、洗碗、打扫房间；忙完后又教两个弟弟认字。墙角的地铺上，整齐地叠放着从中国带来的小学课本和练习簿。胡利君告诉我，她随母亲逃来泰国之前，在中国的一所农民工学校上小学五年级，来到这里后一直未能上学。凝望着她那不识愁滋味的眸子，我实在不敢想象他们一家的未来，也不忍心再和周晓萍当着她的面谈下去，因为害怕这如烈焰炙烤一般的现实，焚化了她无忧无虑的未泯童心。

成稿于2009年8月23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