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初，曾在酒吧遇见一名相识的某轻工学院学设计的大三学生。酒吧墙壁上悬挂一幅当作艺术品的陈旧毛泽东图像相框。在座几人的话题自然而然谈到毛泽东、“六四”。这名学生说他崇拜毛泽东，他知道“六四”，不就是1964年嘛，他父亲就是那年出生的。作为“六四”参与者、入狱者，我顿时无言以对。

第23个“六四”国难日临近，作为仍在大陆苦苦坚守的八九一代，简单梳理自己的思路。

真相，还是真相

“八九”作为一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其真相在23年后仍被当局严密封锁。也是在今年5月份，笔者曾在新浪微博转发一幅某流亡海外“八九”学生领袖声援陈光诚的图片，只写了一句博文“有谁记得她是谁？”，我的微博当即被第四次封杀删号。

1989年民主运动，对中共专制体制造成直接冲击，反贪污、反官倒、争自由是这场民主运动的主流诉求。大小城市的所有社会阶层都被动员起来，学生、工人、政府人员和普通市民，参与者广泛；其对东欧和台湾民主转型提供了道义资源和运动范本，为他们输进对抗专制的勇气和胆识。虽然最终政府军开枪镇压，“八九民运”以失败告终，但是其在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其最大的意义是涌现了大批公开的反抗者，为中国制度转型培育了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反对者。

开枪镇压，真相未明

首先是官方决策内幕。“六四”迄今整整23年，有关影像、书籍在海外比比皆是，但最为重要的官方档案仍未公开。邓小平、李鹏、杨尚昆等实权者拍板军队戒严，开枪屠杀命令直接来自时任军委主席邓小平，这已无秘密可言，可是命令是如何层层传达到戒严部队？“六四”镇压主要决策者李鹏虽有网络版《李鹏日记》流传，披露了部分信息，但是缺乏来自官方其他决策者的交叉印证，不可全信；时任北京市市长、戒严总指挥陈希同，近日在香港出版《陈希同亲述：众口铄金难铄真》，已披露的信息显示，他称自己在“八九”事件中仅是一个“傀儡”，不是戒严正指挥，撇清罪责。除了已死亡的邓小平，尚在的“六四”屠杀者都在试图推脱罪责，洗白自己。将“六四”屠城罪责归咎于邓小平一人，显然这不符合史实，不是全部真相。集体参与决策，戒严部队参与执行枪杀，这关乎历史评价和对责任者的清算。

其次，军队调动、开枪，具体是谁实施枪杀，地点和人数，仍然是谜。尽管流亡海外学者、“八九民运”亲历者吴仁华、封从德等人，考证撰书，但限于官方档案残缺，未能提供完整确凿的答案。“八九民运”参与者零散的回忆，同样未能勾勒出完整的屠杀细节。东西德统一之后，东德秘密警察“斯塔西”档案得以保存并公开，真相震惊整个社会；台湾“2∙28事件”、韩国“光州事件”都是民主化之后，真相才得以大白于天下。

第三，死伤人数。官方公布仅有两百多名死难者、伤者数千人，包括军警、学生、工人、市民等，这个数据普遍受到质疑。现在普遍认同来自前苏联数字，“六四”死难者高达三千人，但仅是一个概略数字。二十多年来，坚韧查找死难者身份的“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在她的统计名单上也仅找到数百名。这并非全部罹难者数字，而是地下调查限于线索短缺、家属避讳、分布广阔等原因，难以取得较大进展。

“六四”反思

在寻找“六四”真相过程中，参与者的反思也在同步进行。“政府有罪，学生有错。”这是八九一代的共识。“八九民运”值得深刻反思和吸取血的教训。最大的教训：第一，人们普遍对独裁专制者的血腥镇压认识不足；第二，参与者的民主训练普遍不足，没有适时诞生民间灵魂人物；第三，温和、同情民主运动的最高权力者赵紫阳，优柔寡断，被垂帘听政者邓小平去职、软禁。

最大的反思：传统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根深蒂固，奴性思维仍然主导参与者的言行，极大地局限了参与者的反制度目标。最大悲哀：学生绝食动员了整个社会的广泛同情和声援，但是绝食事实上成为运动的目的，未能转化为有效的社会各阶层参与的反抗行为；学生内部权力争斗，甚至有学生领袖在“六四”前夕风闻镇压而携款逃亡；学生将涂污天安门城楼毛泽东画像的湖南“三君子”交给警方，使得他们遭受重判。

只有厘清这些，才能知道在今日专制的中国，“八九民运”巨大的社会启蒙意义。23年后的今天，纪念“八九民运”最大的意义，是为了社会启蒙，矫正价值观和培育公民意识，从而完成公民自我教育和塑成，形成民间压力集团。

“六四”屠杀被年轻一代忘记，这是最大的悲哀。这有三方面原因：中共权力传递，第二代制造的血债，第三代、第四代，乃至第五代，为维护权力，依然实施谎言欺骗；再者，功利性的社会现实，当局将年轻一代注意力导向物欲追求，人们普遍因为恐惧而远离政治；还有，官方操控传媒，“六四”之后，“八九民运”不曾在大陆的教育、传媒中出现，致使年轻人丧失历史记忆。

政治异议与维权行为同步发育，这可视作“八九民运”启蒙的结果。如果说“八九民运”是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体现，那么随着信息相较以前的开放，公民权利意识觉醒，民间社会走向进步，社会动员更为走向底层。

“八九一代”

这是本文附带的一个话题。今天公开自称“八九一代”，在政治恐怖的现实中是需要勇气的。“八九一代”实际上成为一种自由精神的标签和符号。广义上言，“八九一代”是指1989年走上街头的大中学生、工人、知识分子和其他人士；狭义而言，单指85级至88级在校大中专学生、老师，包括部分中学生。

如上所言，“八九一代”分化、退出也是事实，在未来可见的政治利益博弈中，“八九一代”的分化将会更为明显，这未必是坏事。广义的“八九一代”，绝大多数已经退出民运，甚至不乏在政经领域跟当局合作者。对于“八九一代”的多数人，“八九民运”已经成为他们遥远的青春记忆。大致统计一下，坚守在中国大陆、依然活跃的“八九一代”，不会超过50人。23年来，他们不断遭受政治迫害，入狱、出狱成为家常便饭。相较于当年全国各地数千万热血沸腾的参与者，这是何等可怜的一个数字。

“八九一代”大多已四十多岁，本是人生最辉煌的创造阶段，然而其社会角色的边缘化却非常明显。这固然因为政治隔绝和迫害，但社会冷漠和人们的功利，也是重要原因。他们的言行和事迹，不被社会公众所了解，他们个人及家庭的生存状态普遍恶劣。当局对待不同的个体，采取的监控手段不尽相同。最为不公的是，只有当他们入狱时，才会引起西方社会和媒体关注，或成为经济交易筹码，更多的时候则被冷落、抛弃。流亡海外的“八九一代”，与坚守大陆的“八九一代”，在精神气质上已形成差异，但可能也是有益的互补。

“八九一代”如何与新兴的异议维权群体对接，也是前者面临的现实。维权群体更看重个体和群体利益，利益诉求是维权群体最大特点。他们没有宏大的政治诉求，社会热点事件有效地连接起不同阶层和职业的维权群体，现场围观和声援成为最大特色。职业人权活动人士已经形成，社会也已形成初步的民间救助机制。

在职业分类上，律师、记者、学者和艺术家群体，较为活跃，维权意识强烈，他们往往成为社会弱势维权群体的同盟军，但多出于职业的便利和专业技能的输送；再者，功利色彩、小圈子、省籍意识、热衷个人功名等等，仍是最大的缺憾。

“八九民运”不应该仅仅作为一次历史事件而存在，应该随着社会趋势达致反抗精神和价值观传承。而此，需要更好地利用现代传媒，披露真相——海外人士更具便利条件，深入反思。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79期   2012年5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