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今年4月，我第一次来武汉看永敏，发现我们的周围总是有许多双眼睛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之后，我再来武汉，办理和永敏的结婚手续及婚礼，前前后后也是如此，婚后的情形尤为加重。

如果仅仅是暗下监视倒也罢了，问题是我的麻烦不断。前次，在由武汉返回大同的火车上的事情，至今使我感到异常恐惧、悲愤和纠结。火车启动不久，国保和乘警就开始盘查，自然他们对别人只是例行公事，做个样子，轮到我却如临大敌，对我随身带的每一件物品都仔细检查，甚至连我的润唇膏，都要打开看个明白。更令我恐惧的是，他们竟然对我的身份证多次拍照，当时我想：难道这真的是因为我看望秦永敏的缘故吗？在这之前，我已听说过他人拜访永敏遭遇的种种非难了。

回到大同，我即向单位辞职，但单位仅让我办停薪留职，当然这也许是好意。可是当我办理手续时，各相关机构总是以种种理由搪塞，设置障碍。在此时，我得知山西省某部门已经强力介入我的私事，调查我的所有情况，甚至包括我死去的父亲五十余年前离婚的前妻。惊恐中，我又匆匆地赶回武汉。

2

之后，我和永敏带着户口、身份证去办结婚证，虽然我们完全符合条件，但对方却拒绝受理，非要求我出具大同的“户籍证明”。不得已，我委托家乡的姐姐在当地办理，而她去开“户籍证明”时，主管人员明明已在办理手续了，却横插来一杠子：“必须王喜凤本人到场！”于是，就是无穷无尽的刁难。作为女人，总是希望能过上安宁的日子，可自从我来到永敏身边，就没完没了地受到各种威胁和骚扰，让我笼罩在恐惧中。办结婚证事件只是一个前奏，随后我的种种遭遇，更加离奇。

我们从4月30日开始着手筹备婚礼，每天都要上街采购物品，而每次出门时，总有人跟踪。5月7日，我和永敏预定上午出门买结婚用品，下午去公安局递交《婚宴告知书》，顺便给国保送喜糖。然而，我们一出门就被贴身跟踪，跟踪者毫不掩饰，寸步不离。我们到一家银行取钱，跟踪者居然当着我们的面，用手机汇报我们所在的地点。我们刚取钱出来，就被三个国保当街拦住——包括恶警王辉，带往派出所，那意思是要抓永敏去坐牢了。

在派出所，负责审讯永敏的正是王辉，他以“刑事犯罪调查”为名，要永敏全面交代他和我认识的每一个细节，声称永敏处于剥权期，警方有权掌握其一言一行及思想动态，如果永敏不配合，就要面临严厉惩罚。对此，永敏气愤地加以回绝，他把袋包和钥匙交给我，说不会回答他们的任何问题，直接去坐牢算了。三四个小时后，王辉黔驴技穷，只好甩手而去。此后，市国保负责人找永敏，理性地对我们的婚礼提出了几项要求：尽量减少社会影响，控制来客人数，不得搞成政治集会，宴会后不得让来客到家中等等。

对于这些，我到现在都是百思不得其解，按照中国法律及国际惯例，剥夺政治权利只限于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然而在现实中，我们的基本生存权乃至日常生活的细节都受到剥夺和限制，这让我们的生活终日笼罩在威胁和恐惧中。

3

结婚是人生大事，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婚礼却与众不同——监控、威胁、骚扰、拦阻……波澜起伏，这不仅让我无奈、恐惧，同时也感到啼笑皆非。

5月13日，我们按照和当局商定的时间，于上午10点准时来到醉江月酒楼，迎接那些冲破了重重阻碍，赶到婚礼现场致贺的各方宾朋。几天来，我们分布在全国各地的至少有几百位亲朋好友遭到威胁、控制，被禁止前来参加我们的婚礼。上百位朋友买好了车票，前往车站时却被堵截回去；几十位友人在赶往武汉的途中，被警方追上拦截，关押或者带回原籍；还有多人已经赶到武汉，但其住地警方闻风追来，将他们带上飞机押回去，如山西吕梁的独光达、哈尔滨的陈慧娟。可想而知，每一位到场的嘉宾，克服了多少困难，冲破了多少围追堵截！

就现场情况而论，按照武汉当局和我们的约定，婚礼进行得还算顺利，但是其间还是出现了一些令人很不愉快的事情。

其一：大约10点40分，我们在酒楼大门外的台阶上迎接宾客，突然几个彪形大汉非常野蛮地把我们的好友、来自宜昌的石玉林往外拉扯。我、永敏以及十几名来宾，马上围了上去，质问他们为什么毫无理由地带走嘉宾，并且拉住石不放。后经过与武汉国保负责沟通的人交涉，石玉林才得以参加婚礼。

其二：我们在接待宾客时，忽然得到消息，说胡俊雄、郑酋午、尹振安、赵宝珠、李宇等10余人在进入酒楼之前，被守候在大街上的国保抓到派出所去了。为此，永敏立即向国保提出抗议，坚决要求释放所有来客，特别是作为嘉宾代表发言的胡俊雄先生。在多次和国保交涉之后，他们才应允释放胡俊雄，而其他被扣押的人则直到婚礼后才逐一释放。这种随意限制人身自由，肆意侵犯人权的现象再次强烈地震撼了我的心灵。

其三：大约一点半的时候，酒楼要求清场，于是宴会只得结束。大家（约五六十人）在酒楼门前，合影留念后纷纷道别离去。整个婚礼进行到此，应该说是大圆不以小缺为伤。然而这时，出现了一幕恐惧的情景：十几个便衣在三十米远的地方追打一个人，同时大喊“抓小偷”，那人被他们打翻在地，被围着拳打脚踢。约在两个小时后，我们才搞清楚，原来被打者正是坐在永敏左手边上，最后赶来的客人之一张宏海。后来我们得知，当日尹正安也曾因为拒绝警方无理要求而遭到了殴打。

下午大约五点多的时候，我们同最后被释放出来的刘萍、魏忠平、尹正安等人会合，找到一家酒楼，为他们补办了一桌喜酒。真是“劫后余生”，喜庆相逢，自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啊！

无论如何，我们的婚礼如期举行，并且当局总算“开恩”，允许六七十位各地的好友参加，这是应该感谢的，较之以往，也显示了他们的小小“开明”和“进步”，应予鼓励。但与此同时，我们尚要质问，当局有什么理由在全国范围内对我们的成百上千名宾客围追堵截，禁止他们参加我们的婚礼呢？退一步说，难道我们的婚礼多来几十位宾客，中国的稳定就受到威胁了吗？而且警方还无理殴打了张宏海、尹正安。显然，这不是维稳，而是在破坏社会的稳定和谐，给中国政府在国际上丢面子。

4

5月18日的早上，我和永敏按照惯例，出门去跑步，但我发现有人竟然骑着摩托车寸步不离地跟着我们。之后，大约上午9点半的时候，两名区国保又来到我们家，在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和手续的情况下，把永敏带走了。

永敏被带走了，我的心也一下子陷入了无边的黑暗之中，我想到永敏被带走的千种理由和可能，包括判刑坐牢。恐惧和愤怒交织地袭击着我的心，当局从来就是视法律如敝屣，要抓就抓，要判就判。对之，我能怎么样呢？

虽然，我在武汉人生地不熟，但最终还是去了派出所，并直闯进去。于是，我得知，还是那个王辉居然不准永敏吃饭，甚至不准他上厕所，并且一再肆意辱骂他，威胁要把他千刀万剐！最后，因为永敏没有犯法，警方不得不释放他。但是这种状况实在叫我悲愤至极，难道

警察就有权肆意胡为吗？可以对公民任意侮辱、抓捕？这究竟是政府给他的权力，还是他本人在执法犯法？而我们作为普通公民，难道就只能任由王辉这样的警察宰割吗？

最后，我要顺便指出，由于没有山西的“户籍证明”，武汉方面不给开结婚证，我们得去大同办结婚手续。看来，我们的结婚过程还远未完成，不知随后还要遭受多少磨难，但是，我们必须迎面而上，而不退缩，我们要完成我们的婚程，包括蜜月旅行，这是我们的人权。

2012.5.20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79期   2012年5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