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9日，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就中国陕西冯建梅遭强制堕胎事件举行听证会。其间，逃亡曼谷的中国难民郭燕玲在电话中讲述了她的计生经历，她的悲惨遭遇震动了美国议员及众多在场人士。最近，笔者在曼谷贫民区郭燕玲夫妇的住所中，采访了他们夫妇。

杜意亮约60岁，郭燕玲50多岁，虽然常年生活在广西省会南宁，户口也在这个城市，可以算是大城市的人了，但他们形容瘦弱、衰老、枯槁，颇似一对在乡村田野长年劳作的苦人。如果不是多年的艰辛挣扎、迫害、折磨，我相信他们不会是这番模样。而这么多年的苦难仅仅是为了想多生个孩子。为此，他们在自己的祖国逃了23年，最后竟又逃到泰国，在曼谷向联合国难民署申请庇护。

1984年，杜、郭二人结婚，杜是城市户口，郭是农村户口。1985年，他们生下第一个女儿杜洁，随后就被计生站强制安放了节育环。之后，郭燕玲时常感到身体不适，并引发体内炎症，便去私人诊所取掉了节育环。1989年，他们生育了第二个女儿杜欢，由此他们走上了受难之路。

第二个女儿出生后，他们便算是超生户，面临强制结扎和超生罚款。于是，他们开始逃亡。他们离开家，出外打工谋生，数年间曾辗转广西、广东、江浙多地，含辛茹苦。可无论逃到哪里，都有人盯查计生证；而他们还是想再要一个儿子。他们向上帝祈福，望能如愿。

1995年，郭燕玲怀上了第三个孩子。夫妇二人天天在祈祷，但愿能躲过追查，生下这个孩子，并期望是个男孩。

一段时间中，郭燕玲躲在南宁市江南区妹妹家，和妹妹、妹夫一家挤在临街理发店——妹夫开的——狭小的后屋。可是，灾难还是降临了。在她怀孕到第八个月时，一天早晨去买早餐，被一个居委会大妈盯上了，强查她的准生证。随后，计生人员赶来，她被强行推上面包车，载到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被按上了产床。医生摸准胎儿头部位置，将长长的毒针刺入郭的腹中。约1小时后，一个死婴被拖出母体，摆在离郭不足三尺的小台上。郭燕玲伤心地看到，这是一个男婴，全身青紫，没有哭闹，没有呼吸，他还没来得及与母亲相见，就被残忍杀害。这一幕，令郭燕玲终身难忘，时隔多年，每每想起，都不禁会流泪、哭泣。她始终难以忘怀自己这个没睁开眼的儿子。

死婴连同胞衣一起被护士拿走了。郭燕玲探起身，看到邻床的小台上也晾着一具男婴尸体，她对那个躺在床上的妇人说：“你生的是个男孩。”那妇人说：“这孩子再过一两天就出世了。”她告诉郭，自己是从农村家里被捉来的，本来是可以生下来的，但婆婆去问仙，回来说怀的是女孩，便叫她去打胎。她犹豫不决，这才被计生办抓来，现在想起来十分后悔。

出了产房后，郭燕玲很想看看死去的儿子。她找到放死婴的地方，一个大筐里堆放着一大堆死婴，她惊呆了，这些母亲们心尖肉的孩子，竟被白衣天使像垃圾一样地丢弃！郭燕玲非常痛苦、愤怒，她无法判断哪个死婴是自己的孩子；她本想找到死去的孩子，带回去埋葬，现在只好放弃。她流着眼泪离开了这个杀人工厂。

夫妇二人不服输，坚持还想再要一个孩子。1997年，郭燕玲怀上第四个孩子。为了逃跑方便，二人将两女儿留在家里，由哥嫂照看，他们自己在外做工。但有时郭燕玲禁不住想念孩子，就偷偷跑回家去看看她们。但每回去一次都是冒险，一旦被捉，就是强制堕胎。

头一次回家看女儿，她正给久别的女儿煮饭，居委会和计生办的人突然来了，强要她去结扎。被逼无奈，她借口换衣服，从后窗跳出逃走。第二次，她已怀孕三四个月了，又被十几个人堵在家门，她再次从后窗跳出逃走。第三次，她怀孕五六个月时，不顾丈夫劝阻，又冒险跑回家看女儿。她到家不久，一下子来了一二十人，将她家四面都围住了，连对面屋顶上都站着人。她慌忙跳出后窗，躲到隔壁邻居的柴房里。她从柴缝间听到一个公鸭嗓子的人说：“咦，怪了，明明有人报告说回来了，咋找不到呢？”自此，郭燕玲才明白，自己每次回来都有人举报……

杜意亮、郭燕玲逃来逃去，四处借住，但总是遇到盯梢、查问，多次险些被抓。郭燕玲的肚子越来越大了，肚子这么显，只要上街准会被捉。夫妇商议后，决定去山区乡下妹夫家躲藏。为避开人耳目，他们住在鱼塘边的养鸭棚里。塘水不能吃，又不便去村里，就在塘边泥地里挖了一个小水潭，汲水饮用。

孩子终于出生了，还是个男孩。为了安全，他们在这里又住了1年多，才抱着孩子回家。可是，这是个什么家呢？因为常年四处流落，家徒四壁。但尽管穷，只要家人聚在一起，就是温暖。

生这个孩子不容易，养他更不易。居委会、计生办、公安常在半夜三更前来踢门敲窗，把他们押去街道办，进行“教育”，催缴罚款，有时还要体罚，仿佛生了孩子就欠了党国的债。

郭燕玲虽与丈夫结婚十几年，但上不了南宁市的户口，超生的孩子也不给上户口，因此也就不能上学读书。因为忍受不了不断的骚扰，夫妇决定还是外逃谋生，将3个孩子交给哥嫂照看。

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1999年5月4日，郭燕玲熬不住想念孩子，尤其是才两岁的小儿子，偷偷潜回家去。但她又被告了密，被一群计生人员捉去，强制结扎。术后第二天，刀口发炎红肿，血水外溢，并自此埋下了病根，她的腹部常常发炎、疼痛。郭的身体每况愈下，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也不能长时间干活，这对本来就艰难的家境无异是雪上加霜。她曾向政府有关部门哭诉，但冰冷的衙门无人理她。

2000年，郭燕玲带着3岁的小儿子去邕宁一建筑工地帮人守材料，再次被计生流动工作队抓住。他们将母子俩送到当地计生办扣押，并开出了40,000元巨额罚单。中午，郭趁人不注意，带儿子仓皇逃回家。为了安全，他们夫妇向亲友借了3000元，去丈夫杜意亮户口所在地新城区计生办缴了超生罚款，领取了“超生费已缴清”的证明。但当郭燕玲返回邕宁工地上班，当地计生执法队又一次将她抓住。他们恼于郭在新城区缴了罚款，而让邕宁的罚款落空，便将郭打了一顿，还抢去郭身上4000元的现金，最后还把她投入监牢，关了15天。

2001年，新城计生办取消了原来对他们罚款3000元的决定，维持邕宁计生办40,000元罚款决定。40,000元对他们夫妇二人如大山压头，怎么可能缴得起！缴不起，只有躲，可又能躲到哪儿去呢？2006年9月某日，刚走出临时居所的郭燕玲，就被守候多时的良庆区的3名执法人员截住。因无钱缴纳巨额罚款，她再次入狱。入狱后，她的伤口再次发炎感染，两天不吃不喝，警方害怕出人命，提前放了她。

郭两次入狱，她狱中的伙食费还要自己交，交不清不放人。其间，杜意亮多次给妻子送钱，但郭从未收到。法院还要郭交纳“执行费”，也就是抓她的车油费、人工钱等等，真是荒唐！我采访时，他们夫妇给我拿出一份法院的文件，上面写着：“实际支出执行费用1000元，合计1215元，由当事人交付。”

因为无止无休的迫害，他们夫妇身心俱疲，信奉了天主教，成为虔诚的基督信徒。2011年8月7日，夫妇二人逃离中国大陆，来到泰国曼谷，向联合国难民署寻求庇护。2012年7月9日，在对华援助协会的帮助下，他们在美国众议院的人权听证会上，作了电话听证。目前，他们正等联合国难民署对他们避难申请的审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