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Rights）、“人权”（Human Rights）等概念，在全球化的今日，已普遍进入到各个国家中，甚至成了各地社会行动者最常使用的改革诉求概念。劳动权利、政治权利、环境权利、消费权利等概念，近20年来以全球为范围大行其道，对于中国，同样也是如此。在中国，社会改革团体多半被称为“维权团体”，社会改革律师被称为“维权律师”，可见“权利概念”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

然而，在倡议权利、人权的同时，我们也观察到，权利的相关概念一方面成为中国社会改革的主流语言，但另一方面在这样的架构下，竟也造成了许多限制。我们观察到，在中国人民获得了越来越多法律保障的“权利”之后，人民的“权力”却依旧薄弱，难以对抗强大的威权国家和资本主义社会。或许，对于各方的社会运动者而言，回头彻底检讨“权利”这个概念的时候到了。

难以落实的劳工权利

“权利”概念究竟有何问题？大体上来说，一方面，有着诸多的外在与内生条件问题，使得各种权利难以落实；另一方面，透过落实权利所能改变社会现实的效果，往往也有所局限。关于这种“失落的权利现象”，我主要有两个例子：

自2008年开始，为了改善中国劳工长年来受剥削的诸多问题，中国政府颁布了《劳动合同法》，同时修正或公布了诸多劳工相关法令。这一连串的法律里头，对于劳工的法定工时、最低工资、加班费、假日加班工资、资遣费等，都有了相当详细的规定，也等同于赋予了中国劳工许多工作上的法定“权利”——这些内容是雇主不可侵犯的，劳工如果受到侵犯，可以请求政府介入或上法院诉讼，最终可以讨回法律上应有的权益。举例来说，雇主如果要工人超时工作或在国定假日时来上班，却不给予他依法加倍的工资，就是违法，受害劳工可以到政府劳工局或上法院，争回这些法定“权利”。甚至，不只是法定保障的权利，如果劳工和雇主约定好雇主要提供哪些薪资或福利，这些也就成为劳雇契约上“劳方的权利”——雇主不遵守，劳方可上法院告他。

然而，我们在现实中发现，许多劳工倘若这些法定权利受损了，却也只能摸摸鼻子认栽，诸多劳工（特别是非重点大城市的劳工）根本从未真正享有这些法定劳工权利。法律上规定的加班费、资遣费、假日加倍工资等，对他们只是“纸上谈兵”，尽管法律要保障这些权利，劳工却未必享有。

现实的状况几乎是，法定权利受损的劳工有万千，但能真正争回完整权利的劳工，可能只有千百。为什么会这样？原因无它，“程序成本”太高！劳工为了确保工作无虞，避免受到雇主报复，就是权利遭到侵害，往往也只能隐忍。就是被逼得要上法院，在没有足够费用聘请律师的状况下，要怎么和各个有规模的公司缠斗，判决决果如何，仍是未定之天。最后，真能争回法定权利的劳工，当然是少之又少。

而且，我们会发现，就是这些法定权利真的比较能被落实了，这和“劳工被剥削的处境”被改变，仍有着根本的差距。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工因为缺乏生产工具，被迫要将自身的劳动力作为商品，贩卖给资本家以换取工资，而让自身的生产成果归资方所有。这一套将劳工视为商品的“交易关系”，可说就是劳工“受剥削”的源头。中国政府也许可以颁布诸多劳工法令，些许改善资本主义下资方赤裸裸对劳工的宰割和剥削，但却很可能无法触及这些根本的问题，甚至可能只会模糊了问题；剥削依旧，只是程度稍稍缓和罢了。但若遭遇经济不景气的时期，政府很可能又会放松劳工法令，让资方恣意剥削获利的可能恢复过来。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逻辑，也是落实各种“权利”所未能处理的问题。

沦为特权的人权：言论自由

再举一个例子。上述有关“劳工权利”无法落实的案例，是有关“私法”权利的例子。但其实不只在“私法”领域是如此，就是在“公法”领域，实际上各种法定的权利、甚至是宪法明定的基本权利，例如言论自由、集会游行自由、人身自由等，现实中究竟落实了多少，也相当值得关注。

我们一般称这种宪法层次、公法领域的权利，叫做“基本人权”，也可用“人权”、“基本权”称之。为了和前述私法领域的“权利”区别，以下我以“人权”称之。我们会发现，这些“人权”在当代中国，更容易成了口惠而实不至的“宪法口号”。

以言论自由为例。中国《宪法》明文规定，人民的言论自由应受保障。但稍具备现实认识的人都知道，中国人民的言论自由状况，仍是极度地遭受政府高压。不但起草《零八宪章》的知识分子们已沦为“颠覆政权”的政治犯，诸多维权律师、维权团体，也将遭遇政府刁难、甚至逮捕。中国人民有的言论自由，只是“不可以批评政府的言论自由”，只要稍稍越过那条底线，镇压和清算立即而来。

言论自由作为人权系谱中的根本，不只是保障人民有思想和沟通不受政府控管的基本权利，而且更要保障社会中边缘的弱势者同样也有公平发声的机会。但是，这份言论自由所欲追求的理想，和当前现实有着极大的落差。就是中国人民渐渐有言论自由，各种民营的出版业者或报章杂志日益有了发言的空间，但社会中弱势者的言论，却依然未获重视。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平台，能让他们的言论，等同于社会中优势者的言论一般，被公平地重视。

今日我们看到：有钱的大企业可以花钱买广告、宣传符合其利益的言论，甚至可以买下媒体；而弱势的劳工和农民，又能怎么发出他们的不平之鸣？所谓人人平等都有着言论自由，“只是写在宪法上的一句好听的空话而已”，不正是如此？！未能面对社会不平等现实根本的人权，其实只是少数人的人权。

自由主义权利观的概念

从以上我反省到，不论是“权利”还是“人权”，作为一项全盘性的社会改革论述，有着它外生与内在的局限性存在。我们有必要认清这样的问题，才能“超越权利的语言”，找寻真正能促成人民解放的改革概念。

回归问题的根本：什么是“权利”？什么是“人权”？权利哲学的研究者们指出：“权利是人民得以据此请求政府排除外在侵犯自身特定内容，或要求提供特定内容的一种资格。”权利所排除或限制的对象，既针对人（私法上的权利，例如主张财产权可排除他人占有或使用自身的财产），也针对国家（公法上的人权，例如主张言论自由可排除政府过度限制人民发表异议的法令或管制）。

从这样源自传统自由主义的权利定义来看（也是本文所采用针对权利与人权的定义），不论是权利或是人权，概念上有几个重点：

第一、权利主要是一种要求政府“排除外在侵犯”特定内容的概念（如“自由权”或“财产权”）。很少数情况才是一种要求政府“提供特定保障”的概念（如“社会权”或“劳动权”）。

第二、权利的实现与否，需要透过“人民向政府请求介入”，才能排除侵害或要求提供。

第三、权利此种资格，原则上必须由被权利保障的“个人自身”才能主张。

第四、各种权利内容都有着相应社会脉络的缘起，是要规范特定的社会秩序，以及解决特定的社会问题。例如在采取自由主义权利观的社会中，权利的内容主要是在私法上保障“财产权”，促成各种商品交易和使用上的安全；在公法上保障“自由权”，避免国家过度限制人民自由。

权利概念的内在局限

这些权利的概念内容，表面上看起来并无太大的问题。依循着这样大为盛行的权利概念，不论是政府的各种施政、或是维权团体的改革倡议，这几年来不断朝向让中国人民获得更多的“权利保障”，或是有更完善规范各种权利的“法律规定”逐步地推展。前述提到的《劳动合同法》即为一适当的例子。

但这样以“权利”相关概念推行的改革措施，并非毫无阙漏。或者，至少说，在采取权利概念为改革诉求所使用的语言时，有必要思考其可能的“盲点”所在，才能让改革倡议不致限于权利概念的内在局限中。

以下是我考察权利与人权的内在概念特别所观察到的问题，至少包括五项内容：权利概念“忽视救济程序成本”、“单单指向国家与法律”、“流于个体化”、“忽略结构”、以及“成为改革的霸权语言”。下面分别进行论述。

一、忽视救济程序成本

法律也许保障了人民许多权利，但问题是，当这些权利被侵犯时，人民有没有能力保障这些权利？人民能否采取适当的行动救济被侵害的法律权利？如果没有办法，那么就是法律明定的各种权利，不论是私法上的最低工资、加班费保障、工伤补偿，或是公法上的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等，也都是形同一纸空文——对弱势者来说，只是写在法律上好看的规定罢了。

受侵害的人民为何会没有办法采取行动救济这些权利？原因是采取这些行动是要成本的！和侵犯者谈判、调解、仲裁、向官方检举、上法院诉讼、聘请律师等，都要花费大量的劳力时间费用，并要承担因主张权利继而招致报复的风险（不准请假出庭、遭解雇、私下遭攻击等）；而且越是重要的权利被侵犯，侵犯者越有权有势，往往要花费的程序成本更高，非要上诉到底，否则没得了结。这些就是所谓“救济权利所要耗费的程序成本”。但传统权利概念的思考下，往往不会讨论到这样的程序成本的问题。政府可能规定了许多的权利应受保障，但实际上真正能担负成本、历经难关、实现权利的人，十个中只有一个。这样回头来看，保障许多权利的规定，又有什么意义呢？

尽管当代诉讼法特别重视在捍卫各种“实体权利”的同时，也要保障人民的“程序权利”——改革争讼制度，减少人民救济权利所要耗费的劳力时间费用，降低人民维权的程序成本。诸如推行调解、仲裁机制，诉讼上增设小额和简易诉讼，提供弱势者免费诉讼代理等。但是，客观来看，直到目前为止，成效仍相当有限。以权利概念推行的改革中，还是重视“实体权利”为多，关注“程序权利”为少。这也反映各种权利概念不容易关注到“究竟实际上能否容易实现”的局限所在。

二、单单指向政府与法律

前述“权利的定义”的第二项中我们提到：不论是权利或人权的实现与否，需要透过“人民向政府请求介入”，才能排除侵害或要求提供。但问题是，权利受侵害的人民未必有能力寻求政府介入，而且政府也未必会依法介入救济人民；有时政府就是有意介入，却力有未逮，拿违法侵权的人或公司没办法。相较之下，人民还不如有能力“自救”，本身就握有实现权利的“权力”，逼侵权者退让。但这却是“单单指向政府与法律”的权利概念所无法关注的方面，也是其局限来源之一。

举例来说，政府可能保障劳工诸多权利，但现实中，劳工根本无能无力请求政府介入实现被侵犯的权利，遭遇到被积欠薪资、加班费、福利等，为了继续工作或快速找到下一份工作，也只能摸摸鼻子认栽。劳工鼓起勇气找上劳工局，也可能被官方推托了事；劳工局就是有意进行调查，也未必能掌握资方违法事实。但假如劳工自身有着充足的力量，自身就拥有着“工会”组织和雇主谈判、谈判不成以罢工抗衡的实力时，根本不须政府介入、也不需要法律保障任何权利，就能够争得应有的权益。

再举一例，当人民的言论自由此一人权遭到政府箝制时，依照目前的法律体系，依然必须要寻求政府，透过提起诉愿、行政诉讼等才可救济，在“官官相护”的保守逻辑下，当然是缘木求鱼。还不如组织人权倡议团体，厚植人民力量，向官方请愿或抗议，要求开放言论空间，才有一丝改革的可能。但这样不求政府的“人民权力”、“工人权力”，是以权利概念进行的改革时常忽略的根本关键所在。

更抽象来说，在讨论权利定义时，我指出：政府立法保障特定权利，是要解决特定的社会问题，规范出特定的社会秩序。用抽象的概念来说，就是要以“应然的律法”，来规范“实然的现实”。

但我们必须承认，“应然的律法”和“实然的现实”，总是存有着落差。虽然以权利语言写成的“应然的律法”，有一定可能地介入“实然的现实”，但也高度可能在各种社会条件下，所能介入的程度有着巨大局限。这两者间的落差并不会理所当然地消逝，甚至我们可说，总有着一种“永远无法弥补的落差”——法律或权利的改革，永远无法完整救济层出不穷的侵害。

釜底抽薪之道，是受压迫的人们真正握有了“权力”，改变了社会的现实状况——弱势者不再弱势，劳工不再受资方予取予求，人民不再受政府单方宰割。而不只是让受压迫者有法律上的“权利”，只能改变“应然的律法”，但未必及于“实然的现实”。

（待续）

本文作者为英国伦敦大学Goldsmiths学院社会学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