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从网上看到，杨天水兄在狱中病情危重。家属探监时，看到杨天水行走困难，异常消瘦。他的姐姐杨桂香女士告诉媒体：杨天水因高烧不退被送到监狱医院，他患有结核性腹膜炎、结核性肠道炎、糖尿病、肾炎和高血压等病，并且严重脱水。杨女士希望外界能向中国政府呼吁让杨天水保外就医。之前，杨天水的家人曾为他提出过保外就医的要求，但监狱方面一直不予理睬。

得知天水兄病重的消息，我忧心如焚！天水兄2000年前曾入狱10年，监狱恶劣的条件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导致他患上关节炎、高血压、糠尿病等多种疾病。2005年，天水兄再度被捕，判刑12年。此次在狱中，他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但蛮横的中国政府拒绝让他保外就医。我为此坐立不安，但束手无策，我自己也深受国保恶警迫害，不止一次丢工作。我能帮天水兄做些什么呢？

生命中有些事情是永远难以忘怀的。和天水兄相识，还是源于张林先生的系狱。2005年1月底，安徽著名持不同政见者张林先生因去北京祭奠赵紫阳，被扣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逮捕，随后判刑5年。我也是由悼念紫阳先生而受到警方骚扰，同病相怜，所以我常给张林的妻子芳草打电话，虽知道帮不上什么忙，但还是希望能带给她些许温暖和安慰。由此，我认识了也在关注张林案的杨天水先生。我们虽然只通了几次电话，还没机会碰面，但天水兄让我感受到了他对朋友的赤诚之心。

那几年，我为生计四处打工。由于国保的“特殊关照”，我的日子很不安稳，十分苦闷。2005年下半年，我漂泊在成都打工，苦闷时我给天水兄打了电话，他的热心善意给了我许多安慰。他给我介绍了几位成都的朋友，希望友情能冲淡我的孤寂。他还邀我到他那边走走，说你随时来，我随时欢迎，这个季节南京的天气不太热了，环境也好，如果你愿意，可以来此小住一段时间，我还有些钱，可以带你走走看看。

10月初，我辞了工，坐了几十个小时的火车赶到南京。天水兄看上去并不像照片上那般精神抖擞，但看得出他对我的到来很是高兴。他的生活很简朴，平常都是买点便宜菜、面条对付，抽烟也只抽两块钱一包的黄鹤楼。但那日，他特意为我买了盐水鸭等一堆丰富的南京食品。盛情难却，我只好连连称赞盐水鸭好吃。天水兄实在，我在南京一个星期，他天天给我买盐水鸭。说实在的，南京盐水鸭的口味太重，做得也没有北京烤鸭香，偶尔吃一回还成，可天天吃……不过为了让天水兄高兴，我也就做出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今天，我突然特想吃天水兄给我买的盐水鸭，可我至少还要等待8年……

天水兄经济上很是拮据，我对他的困境并不感到意外。一则中国“政治犯”出狱以后都还经常受骚扰，很难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二则天水兄总是“不自量力”地帮助别人。有一天我们出去散步，在小区拐弯处，有一家小杂货铺，里面一个小姑娘很热情地向天水兄打招呼。天水兄说：“这孩子和我女儿年纪相似，想认我做干爹。可是我没钱，拿什么来做人家干爹？”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了解到，他的妻子在他头次系狱时等了他9年，每次去看望他都希望他天水能改变观念，出狱后别再参与民运了，但他坚定地坚持自己的信仰理念。为此，妻子最终与他分手了，女儿也判给了妻子。

说到女儿，天水兄对当今的孩子们崇尚物质颇痛心，他感叹：“如果中国人都成为物欲的奴隶，那么我们国家的民主将遥遥无期。人们都把眼睛盯在了物质上，对民主、人权、自由都不再关注了。”“对于生命来说，精神永远比物质更重要。”由于与女儿相处太短，他们父女之间也有些隔阂。

在天水兄那里时，南京附近的一位网友约我过去。虽然我们神交已久，但未曾谋面，所以我想顺便去看望一下。天水兄事多，不能和我同去。出门前，天水兄硬塞给我200块钱，说“我们这样的人，身上要带些钱，因为随时都可能有麻烦。”

访友回来后，已经是第二天下午了。天水兄似乎情绪很低落，坐在电脑前一言不发。我问他，他沉默良久才说“本来和小陶（他的助手，当时已被捕关押在镇江句容看守所）的姐姐说好了，今天我们和律师一起去看小陶，但她说不来了。她不愿意和我们这些人接触。”“为去看小陶，我还把看望瘫痪姐姐的时间推后了。可是……”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看着他。过了一会儿，他站了起来：“走，我们去！我总不能看着小陶在里面而不为他做点什么。”他站起来收拾东西，其中有件给小陶买的衣服，那是前几天我们在夫子庙逛街时，他特意买的。

刚走到小区门口，天水兄突然站住了，脸色也变了，挺费劲地说“稍微等一下……”他站了好一会儿，然后说“走吧。刚才我可能是高血压又犯了，头晕。”我劝他身体不好就下次再去，但他坚持一定要去。朋友比他的身体更重要。我有些担心，却也只好由着他。

在看守所的值班室里，天水兄拿出平时自己不舍得抽的10块钱一包的南京烟给了值班员，希望能尽快将东西给小陶送进去。他还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掏出来，请值班员交给小陶，他知道朋友在监狱里异常艰难。

短短的几天，天水兄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向他学到了不少，包括他的人格、情怀。天水兄的品质感染着我，引导着我，以至到今天。分别以后，我常给他打电话，而他总忙，为中国的民主事业、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而奔忙。

当年11月，我去了上海打工。之后，天水兄通过电话告诉我，等他的监视居住期满了就去上海看我。我这才知道，我去他那里时他正在“监视居住”期，按规定这期间只要有人来，他就得向当地“有关部门”报告。但天水兄不屑他们的规定，因为他认为对他“监视居住”是非法的。我不知道因为我，“有关部门”是否会为难了他。当然，即使如此。他也不会告诉我。

我记得最后一次给他打电话，是在2005年12月23号上午11点多，当时他说正忙，没说几句就挂了电话。后来，我得知那天他正帮一个被捕的东北朋友请律师。3天以后，朋友给我发来短信，说天水于23号下午3点多被捕了。接到消息，我一下惊呆了！当时我想立刻赶去南京。我打电话把我的想法告诉了朋友，朋友把我骂了一顿，说我太不冷静。放下电话，我坐在街边，心里空落落的。接下来的几天，我都情绪低落，无心工作。很快，我辞了工作，回老家了。

时光如白驹过隙。距离天水兄再次被捕入狱、已近4年了，然而那短短几天的相聚，他的音容、言谈、精神、人格及爱人甚过自己的情怀，深深烙进我的脑际，任凭时光流逝而无法磨灭。不知道这4年的时光，天水兄在狱中是如何熬过来的？

听张林说，就他多年狱中经验，保外就医手续繁杂，而且监狱通常对“政治犯”不会上报“保外”。因此天水兄保外就医的可能性非常小，几乎是零。除了中国当局搞“人质外交”，放出去个把名气大的政治犯外，中国的政治犯们几乎没有保外就医的可能。天水兄这样的政治犯，当局恨不得他死了才好，怎么会给他保外呢？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到天水兄，但我知道病重的他依旧在牢中承受着常人难以承受的苦难——而他的所谓“罪行”，不过是践行自己的民主信念；为此，他已经承受了前后14年的牢狱之灾，他还要继续在监狱里呆8年！这总共是22年啊！

杨天水，我的兄长，我们何时才能再相见？你一定要多保重，一定要活着走出地狱啊！

2009年1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