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日夜，香港特首梁振英发表讲话，应允与学生对话。当时我在推特上发文：“学生可见好就收，转为对话及其他方式。”

不少人问：见好就收，“好”在哪里？港府还没有作出任何实质性的让步，怎么能说已经见到“好”了呢？

提出这种问题的人，既不了解公民抗命的意义，也不了解公民抗命的历史。

我说，“好”在两点。

第一，按定义，所谓公民抗命，就是一些公民故意做出违反某一法律的行为，并宁可付出被惩罚的代价，以期唤起其他公民和舆论对相关问题的关注与压力。简言之，公民抗命的直接目的就是唤起广泛关注。就此而言，此次占中行动不但是已经达到了，而且是远远超出预期地达到了它的直接目的。

从整个公民抗命的历史来看，立竿见影、当场就促使当局作出相应改进的，可谓绝无仅有。几乎所有的公民抗命行动都是在引起广泛而强烈的关注之后，再转而采用其他正常方式和程序，才使得其诉求实现的。

第二，还在发动和平占中行动之前，学联就呼吁与港府对话，港府置之不理。现在，港府表示同意对话。这是占中行动取得的又一“好”。

当时，学联表示同意和港府对话，但同时又表示要继续占领行动。这就错失见好就收的良机。

学联坚持继续占领的理由是，由于没见到政府让步，事件没有实质性进展，很难说服占领群众撤退。

但问题是，在继续占领的情况下，港府不可能做让步。其中道理，我在“中共现时的行为逻辑是什么”一文里有所论述。这里我要补充的是，当一些公民以故意违反法律的方式表达他们的诉求时，政府对这些具体诉求本身做某种妥协让步，也是不合适的，甚至是不应该的。

只要想一想就会明白，当一些公民以故意违反法律的方式表达他们的诉求时，政府可以或应该做出的回应，只能是对引起争议的问题提出一种公平的处理方式，例如对话，或者公投，或者提前大选，以及诸如此类；而不是直接对抗议者的具体诉求做出妥协让步。

正如在思考言论自由问题时，我们不能一味地假定我是对的，你是错的；我们也必须假定，也许你是对的，也许我是错的。尽管在这次占中事件中，我对占中者的诉求完全赞同，但是在思考公民抗命的原则时，我们也必须考虑到，抗命者一方的诉求也许并不正确，抗命者固然显示出一部分公民的强烈意志，但他们也许只是少数人，沉默的大多数也许并不赞同他们的诉求。因此，政府的回应应该是、也只能是对引起争议的问题提出一种公平的处理方式，而不是在压力下直接对抗命者的具体诉求做出妥协让步。

如果不是这样，那就乱套了。我们很容易合乎逻辑地想象，一个有一百万人口的城市，今天，有十万黄衫军占领交通要道，要求政府废除不久前颁布的某决定，不改不撤，政府迫于压力改了；明天又有十万兰衫军占领交通要道，要求政府重新施行某决定，也是不改不撤，政府迫于压力又改了；后天又有十万黑衫军占领交通要道；大后天又有十万白衫军占领……在这里，政府朝令夕改，倒也罢了，问题是这么一来，这个城市还能有正常的秩序吗？

显而易见，就像我前面指出的那样，当一些公民以故意违反法律的方式表达他们的诉求时，政府可以或应该做出的回应，只能是对引起争议的问题提出一种公平的处理方式，例如对话，或者公投，或者提前大选，以及诸如此类；而不是直接对抗议者的具体诉求做出妥协让步。

上述道理很简单。我就不信香港的大学生们连这点都想不明白。毕竟，公民抗命是迫不得已的非常之举，它有自身的边界。切记切记。

港府与学生的对话，几经波折，如今又现曙光，令人欣慰。我这里向占中者呼吁，一旦对话敲定，占领就当撤离。这不仅是出于策略，也是出于原则。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42期   2014年10月17日—10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