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之前提到了，当代国家与社会改革运动大力推动的“权利”与“人权”概念，限于自由主义权利观内在性的不足，以及处于当代中国的阶级社会与威权国家环境，大大削弱了“权利”原本承诺的解放可能。

这样的批判当然不是说，我们为了追求真正社会主义的社会，所以就要放弃任何的“权利”，不论是财产权、政治权、集会游行权、社会权等等。那恐怕只会让中国更加退回到毫无法治保障的野蛮社会。

相对地，我们要探寻的是：倘若要超越自由主义的“权利语言”，那我们要创生什么样的进步论述、要援引什么样的概念，才能真正“克尽全功”呢？

我个人认为，站在务实的角度，我们可以采取一个“两面开攻”的战略。一方面，我们试着丰富权利语言的内容，让其从“内部”超越自由主义权利观的局限性。另一方面，社会改革可以更在追求“权利之外”，聚焦于当代中国的“权力”和“结构”，自此发展改革语言，来弥补“权利”的不足。

改革“权利语言”：强化关注“社会权”与“劳动权”

自由主义权利观表面上关注各种权利，但实际上，倘若细究其规范内容，仍然是以保障公法上的“自由权”与私法上的“财产权”为核心。在这之外，更加影响基层人民生活的“社会权”，以及私法上的“劳动权”相关保障，却长期不受到重视。

什么是“社会权”？简言之，就是人民得以据此积极要求：政府应尽力满足人民的社会生活、经济需求，以维护人民基本的生存安全。具体来说，就是政府有义务对社会弱势者提供社会福利与社会救助，创造人民的“实质平等”可能。

但在传统的自由主义权利观下，性质上是向政府“积极请求服务”、而非“消极排除介入”的“社会权”，往往受到忽视。甚至更有论者以为：“社会权根本不是一种权利”，因为其无法据以向政府提出请求。的确，受限于在现有的法律权利论述架构下，倘若一个政府不积极提供弱势人民应有的社会救助，受压迫的人民在当前架构下，也无法透过各种争讼手段，实现他们的“社会权”。

另一方面，不但政府在公法上的积极扶助义务——“社会权”——不受重视，连在私法上维护劳资公平的“劳动权”，长期也未获关注。“劳动权”包括了“个体劳动权”（对个别劳工各种劳动条件的强制规范保障，如法定最低工资、加班费、资遣费等）与“集体劳动权”（团结权、协商权、争议权等），其中又以“集体劳动权”更被忽视。这从中国有了《劳动合同法》规范各种劳动条件，但却根本不允许合法罢工，可见一斑。

根本上来说，这来源之一是因为，自由主义权利观更加重视“自由权”与“财产权”，当劳雇契约应当受到“私法自治原则”保障，而劳动力能成为一种雇主支配的商品、财产的时候，任何国家强制介入的“劳动权”保障，不啻就是威胁了这样的私部门市场秩序吗？更遑论，“集体劳动权”打破了自由主义权利观的“个体化”原则——劳雇契约不是“个别”劳工与“个别”雇主的约定吗？法律权利体系怎么容得下保障“集体”劳工与“个别”雇主的权利关系？

基本上，我并不认为忽略“社会权”与“（集体）劳动权”，会是权利语言的“本质”。毋宁说，是“自由主义权利观”忽略了它们，而独尊“自由权”与“财产权”的保障。怎么办？转圜之道，就是我们要更加强化对各种“社会权”与“（集体）劳动权”的关注，让他们成为改革议程上的重点。实际上，这在过去的历史上也是具有可能性的。

抽象来说，就社会改革的目标而言，未来我们不只要争取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更要争取一个“平等安全”的中国。具体而言，在中国持续朝向资本主义发展的今日，我们更要要求中国政府承担起社会福利与社会救助的责任，并且捍卫劳工团结与资方谈判争议、改善集体劳动条件的能力，进一步改变中国日益贫富悬殊的分配结构。而“社会权”与“劳动权”的保障程度，正是其中关键的战场。

发展一种涵盖“实体－程序－结构”的“层次性权利语言”

另外，我们也观察到，自由主义权利观有另外的内在局限，特别是有关“忽略程序成本”、“流于表象、忽略结构”的问题。这些问题使得我们往往被法律保障了各种实体权利，但要不是实际上受侵犯时根本难以实现，就是尽管这权利被保障了，而背后根本的问题源头仍未被矫正，压迫的结构依然存在。权利保障变成只是纸上名目而已。

所以，尽管是回到权利体系本身，今后我们应当不只关注“实体权利”，更应该同时关注“程序权利”：有无妥适的程序去实现权利；除此之外，我们同时要积极地反思“权利保障要解决的问题，根本来源为何”此一“结构问题”，而尽力规划能指向“结构问题”的权利保障。透过将“实体”结合“程序”与“结构”层次的权利概念，来发展一种涵盖“实体－程序－结构”的“层次性权利语言”。

让我再以中国的劳动权利保障为例，进行讨论。我提到了，在《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劳动法令出台后，中国劳工个人的“实体权利”保障，已有了一定的进展。但这样的“实体权利”保障毕竟还只是法律上的名目而已，关键在于，我们还要提供什么样的措施，能让劳工权利遭遇侵害时，能够迅速有效地实现救济权利？

从这个同时追求“程序权利”的角度思考，我们至少还需要提供劳工向官方“申诉”的有效机制，或透过“调解”、“仲裁”能完整实现权利的管道，以及在法院诉讼上开设“简易诉讼”、“小额诉讼”等机制，以及供人民申请“于夜间或假日开庭”、“免费诉讼代理人”等程序权利。这些一连串的制度改革，才能降低劳工投入救济权利的“程序成本”。保障了“程序权利”，“实体权利”才不会是纸上空谈的名目。

超越表象、面对结构问题的权利语言

进一步地，我们还要思索：中国劳工权利不断受侵犯的背后原因，究竟是什么？是什么样的结构性问题必须被改变，才能减少劳工权利受侵犯的状况？超越“表象”层次，直探“结构”问题。

正如我们曾分析的，中国劳工劳动权利受侵犯的根本原因，来自于资本主义将劳动力“商品化”的社会制度，这是无法回避的结构性问题。如果我们希望不但实现“实体权利”，而且连“实体权利所欲改变的社会问题”——如中国劳工受资本剥削、宰制的处境——都获得改变，那么我们就必须直接面对这个实际的社会问题状况，并且针对问题发生的原因，进行介入。

以“超时工作的加班费”权利为例，我们不只是要追求《劳动合同法》上有着相关规范，更要探寻：既然“加班费”的目的是要减少雇主要求劳工“超时工作”，并给予其应有的补偿，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条件，导致“超时工作”成为中国劳动的常态？这必然牵涉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目前在中国以“自由放任”的状况施展着，劳动力彻底成为了资本的燃料，不必思考工作时间是否已有碍健康和生活；而劳工正常工资过低，消费需求又不断攀高，也必须依靠加班才能维持生活所得，形成“自愿加班”的常态。这些问题，都必须一并被改变，才能探究到压迫的根本。

因此，我们需要更深化的改革诉求，诸如：对中国“资本主义化”程度的总体管制，以及透过政策措施提高人民工资所得、降低社会基本需求费用（如水电费、大众运输交通费、教育费），提供普遍性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险措施（如“国民年金”、“强制退休金保险”）等，来面对这些“结构性的问题”。简言之，要找寻“治本”之道，超越单单仅“治标”的表象层次规范。

超越“权利”、结合“权力”：创生“基层人民的权力”

其实，前述不论是要“强化关注社会权与劳动权”，或是要“发展一种涵盖实体－程序－结构的层次性权利语言”的计划，都已超越了“自由主义权利观”给权利概念设下的主要定义——“主要保障自由权和财产权”、“拥有权利的个人才能主张”、“必须要求政府介入”等——甚至几乎有一点“不是同一个概念”了。特别是，有关“超越表象、面对结构问题”的论述，更并非传统权利概念有的“层级性”思考。

进一步地，我们要根本超越“权利”语言，换以另一个概念的改革诉求：创生基层人民的“权力”。

“权利”（rights）和“权力”（power）有什么不同？“权利”原则上是“人民得以据此请求政府排除外在侵犯的一种资格”。而“权力”则不同，其是指一种“做出决定、影响自己或他人的力量”。“权力”概念的使用范畴很广泛，一般在自由主义论述中，关注的是“国家的权力”将影响到人民，并且思索如何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来节制它。

但“国家的权力”，并非是社会中唯一的一种“权力”。相对于国家，社会中的人民也具有着“权力”——影响政府决策的政治权力，以及影响社会内部的社会经济权力。

只不过，社会不是铁板一块，“社会的权力”并非平均分散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反而是集中在少数的特权阶级里，有着“不平等”的权力分配。而一个社会究竟是否民主、平等、解放，关键所在就是社会中的“基层人民的权力状况”为何：是一个由少数特权阶级作主、基层人民高度受宰制的阶级社会，还是一个人人有发声机会、社经地位趋于平等的进步社会？

权利语言的问题即在此：自由主义下的“权利”概念，往往只关注如何处理“国家的权力”，防止“威权”（Authoritarian），却没能处理“社会中的权力不平等”，防范“霸权”(Hegemony)。站在社会改革的立场上，我们必须思索：怎么让中国社会中的基层人民真正握有“权力”，一方面在政治上取回平等影响政府的“人民主权”，一方面在社会经济上去除社会内部的特权阶级与社经压迫，朝向“社会内部平等的权力状况”？

这样的改革计划，唯有从“社会内部的不平等”出发，更加关注“基层人民的权力状况”才可能意识到行动必要，而不是单方面“防范国家”的“自由主义权利”所能引发的。也就是说，为了达成这样的改革可能，我们需要一种“指向创生基层人民的权力”的改革语言——从看到基层人民在政经社会中的“权力状况”，到提出根本的改革诉求，促进基层人民的发声权重与社经能量。

关注“权力”来弥补“权利”

关注如何创生基层人民的“权力”，在弥补自由主义权利观的不足上，至少有着几层意义：

第一、超越“政府”，指向“社会”。“权利”必须靠政府来保障，但“基层人民的权力”可不同，尽管政府的介入调节能有所影响，但最关键的，还是基层人民自身如何“站起来”，掌握“发出声音的能力”。

这需要长期的对话与教育历程，让基层人民意识到社会结构对其压迫的不公义之处，从“自在阶级”（Class in Itself）觉醒为“自为阶级”（Class for Itself），透过不断地争议与挑战，翻转过去权力结构上的弱势地位。这历程不是什么政府法律名目上的“权利”所能够保证的，关键之处反而是要回到社会之中，与基层人民站在一起，扫除社会的结构性压迫。这一切，就是社会改革行动者的核心任务。

第二、避免权利成为霸权语言。我们提到“权利”或“人权”竟成为当代社会改革的霸权语言，似乎不再需要其它更广阔的改革概念，难道光靠“权利”就可以处理所有的社会压迫纷争！？

从我们对自由主义权利观的检讨中，已经看到只靠这样单一性的“霸权语言”，对于要追求全盘性的社会改革来说，是缘木求鱼的。倘若社会改革能更加关注如何创生基层人民的“权力”，让弱势者“站起来”，这样的思索模式，自然就超越了自由主义权利观的局限。当社会改革者采用了更广阔的改革语言后，真正的彻底改革，也才有着可能。

第三、超越“参与政治的权力（利）”、迈向“去除压迫的权力”。传统自由主义权利观尽管有谈及“权力”，也只局限在“主权在民”、“人民应有平等参与政治的权力”的“民主政治”概念——一种“参与政府政治的权力（利）”。但若要达到“去除基层人民压迫”的效果，我们必须超越程序性的“参与政治的权力”、通往实质性迈向平等的“去除压迫的权力”。

举个更微观的例子。我们要追求“校园民主”，但校园民主所要分享的“权力”不该只是一种“参与政府的权力”（如学校校务的决策权），而应包括基层人民对抗压迫的权力，实质上能解除自身压迫的力量，所谓培力(empower)概念要赋予弱势者的主体性权力。所以，诉求的关键上不只是学校的权力结构中学生能否平等参与，而更应包括此种权力结构的民主运作“结果”能否去除压迫，能否达成其理想目标。从中，我们有无看到弱势者的力量展现？对于校园民主参与者而言，其不只是要争取分享学校权力，更是要追求此种理想目标的达成。

小结

或许可以这么说，尽管我们的改革诉求，仍将大量地使用“权利语言”，争取“工作权”、“法定加班费”、“言论自由”等，但是，最大的重点不在于这些“权利”有没有被国家“立法”确认、或有无“救济管道”能够保障。关键在于在社会现实中，这些权利要保障的对象——不论是工作不被任意开除、超时工作能取得加班费、人民可自由发声批评政府等——它们的现实状况，究竟有没有被改变？假如不倚赖国家的救济管道，这些权利能否在社会中就被落实？并且，他们背后的结构原因、造成问题的来源，有没有产生变革？这些才是种种“争取权利”的目标所在。争取权利名目与落实现实目标，至少应该是并行不悖的。

凝视当代中国的社会问题，也许我们渐渐会发现，“权利”能述说的实在有限。不论是现实中的救济困难还是问题背后的结构原因未被改变，尽管官方立法保障了人民诸多的权利（如近年红极一时的《劳动合同法》，规范了法定加班费、资遣费、休假时数等），但现实中往往还是另一回事。中国劳工被剥削的处境，仍有相当大改善的空间。于是，我们需要更多“权利以外的语言”，来述说“我们要的是什么”、“问题是什么”。

这样的语言或许会像是“拒绝剥削”、“捍卫工作自主与尊严”，或指出“当代中国工人的压迫处境，就是源自国家带头推动的极端资本主义化历程”等。这都仍有待我们挖掘，只不过，没有这样“权利以外语言”的尝试，而仅陷在“权利语言”之中，我们又怎么能述说我们遭遇的问题原因为何？要追求的理想状态是什么呢？相信这将是当代中国维权运动不得不慎重思考的关键问题。

（全文完）

本文作者为英国伦敦大学Goldsmiths学院社会学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