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由于日本野蛮发动大规模的长达14年之久的侵华战争（1931－1945），使中国人民生灵涂炭，中华大地化为焦土，刚刚消灭军阀割据势力、完成国家统一仅仅3年的中华民族陷入空前的苦难深渊，使重新起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无论政治的、法律的、经济的，还是文化的、教育的、科学的，或是文学的、艺术的——遭到灾难性摧折而停滞，中华民族的人格和尊严、人权和自由遭到日本侵略者的野蛮凌辱和剥夺，中国人民的生命受到日本侵略军的种族灭绝式大规模屠杀。这是20世纪中华民族遭受到的最大的、永难释怀的外辱。

日本侵略者在大举进攻中国——从地理上占领中国大地、从文化上取代中国文明——之际，派遣了大量日本文化特务多方渗透中国。他们知道“堡垒最易从内部攻破”，必然要在那种否弃中国文化、性喜内斗、虚荣无骨者身上打主意，施展各种明明暗暗手段引诱、拉拢、胁迫和利用此辈。

鲁迅与日本人内山完造（1885－1959）有异常密切关系。内山本是浪人，1913年流落中国，经销过日本药品，后来在上海虹口区北四川路底开起内山书店。1927年秋，鲁迅移居上海，与他相识，成为邻居。

在日军侵华年代，内山书店成为左联鲁迅的收发室、地下交通站、秘密接头和密谈地点。外间大量书信邮件稿费，都通过此店收转，每天鲁迅来取；鲁迅写完小文，送到内山书店，书店为他寄出。这种关系，非同一般，是个人友谊呢，还是秘密职业或共同事业？

内山书店内的房间，是鲁迅与反政府的地下活动者会见的场所，秘密来客先通过内山或其书店人员打探情况，搭上内线，然后密见鲁迅。鲁迅常在书店或千爱里三号内山家（在书店后门）会客。鲁迅在家不在家，家中有何朋友，内山一清二楚。这位日本老板所知所做之事，显然超出商业性质，超出一般友谊，他似乎不是本分商人。

鲁迅和内山的关系，密切到书店的中国小伙计都由鲁迅参与意见和安插。后来，两个小伙计张某、周某被政府逮捕，内山派人通知鲁迅，鲁迅如惊弓之鸟，当即躲进内山家。他的逃跑，泄露他与两个店员、与内山的秘密。试想：如果内山仅是个本分书商，不参与秘密之事，不知两个店员何许人，不知鲁迅与他们的关系，何须将这消息立即通知鲁迅？倘鲁迅与两个店员没有关系，为何立即逃窜？鲁迅、店员、内山这三方有着超乎商业、友谊之外的秘密关系。

鲁迅曾表白“我是排斥汉文和贩卖日货的专家”。拉拢住一个否弃自己民族文化、狂热主张废除汉文、积极贩卖日本文化、竭力讥骂国人抗日活动的中国文人，自然对日本皇军征服中国、营造“大东亚共荣圈”有益。中国内部的分裂和不同政治势力的内斗，这是日本分化中国抗日力量求之不得的。

可疑之事，还有数端。1932年2月萧伯纳要来上海，鲁迅渴望谒见这位英国绅士。但令人纳闷的是，他走日本人的门路搞票，他说内山老板受日本改造社之托，给他一个机会去见萧。日本改造社出版的《改造》杂志发表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文章评论萧伯纳（鲁迅文字亦在此杂志发表，他在国内却一向严分敌我，决不投稿给他视为敌人的刊物），鲁迅对之称赞。

1935年秋，国民政府在上海破获共产国际的一个情报站，负责中共谍报工作的吴奚如，与一个联络员断了线索。吴判断日本谍报系统已掌握情况，遂要胡风请鲁迅通过日本人核实。3天后，胡风转来鲁迅从日本方面得到的情报。鲁迅是不是通过内山与日本领事馆或特务系统得到情报呢？鲁迅、内山及其与日本谍报人员的关系显露了蛛丝马迹。

内山书店店员中，有一个日本兵，名叫镰田，他参加了上海“一二八”战争，“惨杀了些江湾等处的农民”。鲁迅知道此人及其残杀中国人的罪行，并告诉了周建人，但鲁迅乐得每天去内山书店攀谈、溜达，毫无厌恶，而且友谊颇深。谁能说鲁迅有骨气、对敌人不宽容？

事实上，内山完造是鲁迅的靠山和保护人。鲁迅至少四次逃命，都得到内山庇护。第一次，1930年为“中国自由大同盟”事，鲁迅在其大会演讲之后，政府并没对他如何，但他惊惶逃窜，于3月19日至4月19日藏身内山书店长达一个月。他承认：“捉人之说，曾经有之，……但此事似亦不过有些人所想望，而未曾实行。”

第二次，1931年1月17日，柔石等人参与共产党内部宗派活动，被对立派系告密而被捕，鲁迅又如惊弓之鸟，由内山安排，于1月20日至2月28日藏身日本人开的花园庄旅馆。2月4日他致信李秉中，矫饰道：“我自旅沪以来，谨慎备至，几于谢绝人世，结舌无言。……仍为左翼作家联盟之一员。”他的派系打斗、地下活动、出头露面于各种运动，皆是对其“谨慎备至，几于谢绝人世，结舌无言 ”之掌嘴。既然这般谨慎，何必屡屡惊逃？何必总往日本人怀里逃？3月6日致信李秉中，他却说上海群小造他谣言，“云当局正在索我甚急云云”。如果不是这样， 为何溜之乎也？为何藏身日本人开的旅馆长达38天之久？在此期间他做了些什么，与日本人士有何接谈、活动？

第三次，1932年1月28日，日本发动上海战争，鲁迅住的公寓位于北四川路底，对面就是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公寓里只住他一家中国人，其余皆外国人，早晨日军敲他门检查，他大恐惧，生怕有向日本人放枪嫌疑，遂携家带仆并招来周建人一家，浩浩荡荡十口人，于1月30日至2月6日躲进内山书店三楼。显然，他依赖的是日本人内山完造对他的保护。躲在内山书店，不敢吭声，厚被遮窗，如同黑夜。鲁迅对日军心有余悸，生怕日军采取突然行动。一周后，2月6日下午，鲁迅携家转入租界更深处，“俱迁避英租界内山书店支店”（《鲁迅日 记》），此处在四川路福州路附近，地处英国租界。3月13日，鲁迅携家又移到福建路南京路附近大江南饭店居住，直到3月19日才回家。此次在内山等日本人保护下的逃命和藏身，长达50天之久。这个屡屡逃到日本人保护伞下的懦夫，不仅对侵略者没有愤怒和反抗，反而化名写了那么多小文对奋起抗战的军民冷嘲热骂。此人有民族骨气和人格勇气么？

1921年6月，鲁迅嘲笑国人勇于内斗、怯于外斗：“而我们的杀人者，如张献忠随便杀人，一遭满人的一箭，却钻进刺柴里去了，这是什么缘故呢？”（《三浦右卫门的最后》译者附记）10年后在上海好勇斗狠、以匕首投枪与国人缠搅内斗的鲁迅，日军一颗流弹，他就钻进内山家，“这是什么缘故呢？”此时，他对日本侵略军竟毫无抗议，这又是什么缘故呢？

1923年1月，胡适写《杂感》：“我是不跑的。生平不知趋附时髦；生平也不知躲避危险。封报馆，坐监狱，在负责任的舆论家的眼里，算不得危险。然而‘跑’尤其是‘跑’到租界里去唱高调：那是耻辱！那是我决不干的！”此言对鲁迅后来唱高调并屡屡逃进日本人家里请求庇护，构成讥刺和对照。

第四次，1934年8月23日凌晨，内山书店两个中国店员被政府逮捕，内山赶紧通知鲁迅，鲁迅立即逃入内山家，直到两个店员被释放后，鲁迅才于9月18日夜溜回家。此次，他藏身内山家26天。日本人内山完造是鲁迅的保护人，这一点毫无疑问。

内山谈到鲁迅逃入法租界事。1933年6月18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负责人之一杨铨被暗杀。冯雪峰说，鲁迅参加杨的送葬仪式，出门不带钥匙，以示“牺牲的决心”，还说鲁迅当晚讥笑林语堂不敢去。内山的记载完全不同。内山由电话 （未露何人、何机构来电话）得知杨被暗杀，立即告诉鲁迅，鲁迅当时就跑，劝都劝不住，连家小都不顾：“当我听到这件事的时候，是有人往我家挂来了电话。当把这个消息告诉鲁迅先生的时候，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一刻也不能在家里呆了’，便立刻去往法国租界。我劝阻他说：‘这太危险。’然而他说：‘反正也是一样的事’，不听劝阻。他的夫人匆忙跑来，问他到哪儿去了。因为这太危险，鲁迅让我给照顾一下内人。”（内山完造《上海霖语》）。

内山书店和内山家成为鲁迅秘密活动的据点和保护伞。且看一位青年如何按照曹靖华指示来上海见鲁迅：他来到内山书店，对店员说，想找鲁迅，那店员打量一下他的样子，大概不放心，答曰“不知道”。青年要留个条子，那店员“再一次打量一遍我的周身，又用眼扫了扫室内的别人，然后才点头说：‘好吧。’”到了约定的时间，他再到内山书店，“鲁迅先生已经坐在那里和内山先生谈天了。”（邹鲁风《党最亲密的战友——回忆鲁迅先生》）此时内山在座，实际是以日本人身份保护鲁迅，以防被生人劫持。由此见出内山对鲁迅的保护是多么周全，内山实在是鲁迅晚年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那么内山靠的是什么人、什么势力呢？鲁迅心里当然十分清楚，而且他正是利用这种势力，从事反政府活动，内山对此也十分清楚，十分支持。许广平说，鲁迅的许多秘密活动都在内山书店，与人有约会，他先到内山书店去等，须守秘密的，就另找地方，“或在书店后面的千爱里内山先生家内会面。”（许广平《鲁迅回忆录》第90页）“须守秘密”，却不避内山，鲁迅如此信任内山。如果说他们之间有一种心知肚明的秘密合作关系，决非空穴来风。许广平说，从我们住的大陆新村楼窗上，能望到隔墙的千爱里（即内山完造家）。鲁迅与之为邻，自有得月之意。他自然知道，国难陆沉之际，此树大有荫庇。

1933年3月初，鲁迅为中共前领袖瞿秋白找秘密且安全的住所，走的也是内山门路，内山夫人出马活动，为瞿氏找到北四川路施高塔路一个住宅。1936年4月，陕北共产党毛泽东势力的特派员冯雪峰衔秘密使命潜回上海。这消息居然是由日本人内山告诉来书店的胡风：“冯雪峰回来了，到鲁迅先生家里去了。”这种秘密事，内山知道得一清二楚。可见他的身份很不简单，既是日本国各界人士与鲁迅交接的联络人，又是共产党高层与鲁迅联络的知情者。鲁迅许多机密事，连和他同床共寝的许广平都被隐瞒（许广平《鲁迅回忆录》第3页：“牵涉到保密问题的一些事情，如有关左联的活动以及与其他革命者的来往，我则遵守铁的纪律，不便与闻，因而未能详说其中情况。”）。日寇侵华、局势复杂的年代，内山这双重身份及其与鲁迅的关系，寻常么？

1935年6月，共产党前领袖瞿秋白在江西被枪决。7月16日，鲁迅致萧军，明确表示不同意出版瞿秋白纪念集：“我不同意，也不愿意说明理由”，若是有某团体（指共产党）要出，“我个人不加入”。几个月后，不知国人还是外人有令，鲁迅幡然一变，积极参与出版瞿氏生前译稿《海上述林》的出版和编校。1936年5月22日鲁迅日记：“下午以《述林》上卷托内山君寄东京付印。”同年10月2日，他收到日本印好的上卷。这一秘密渠道和出版费用来源需要注意。周建人说：“鲁迅有许多事是通过内山办的，《海上述林》是日本印的，由内山书店卖的。 中国书店不能卖的书，内山都给卖”（周建人《略谈鲁迅》）。日本正加紧部署对国民政府的全面战争（日本始终把蒋介石政府视为日本侵华的最大阻力和最大敌人），文化破坏、心灵征服、从内部分裂等等皆是日军侵华战争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鲁迅由不愿参与出版瞿氏纪念集到积极参与出版瞿氏译稿，而且由日本出版、由内山操办、内山书店出售这样的书，此事背景不简单。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