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第162期）

回到北二，卢静就问我接见的情况，她们都盼着和家人见面，而现在只有我见到家人了，她只好说：“谁能跟你比呀？你是谁呀？”

下午，突然通知写接见信，并说家远的就不写了，来不及了。我估计是我这次接见，调遣处不得不做一个姿态，也怕有人告状。

接见信的接见日期定的是9月1日下午2点。结果，收到接见信时，都过了日期。

北京奥运开幕之后，新来的一批人有一个直接被关到了北三。到晚上10点，已经从一班开始点名了，才看见那个人抱着被子和洗脸盆，被七班的班长刘明押送着到了七班。

从上午到现在，整整一天，看见女警察们一个接一个地出来、进去，轮换着和她谈话。我上厕所从北三门口走过，看不见她的模样，总是看见她低头坐在门口右面的墙角。就在21时40分，叫我回班洗漱路过时，还看见一个女警察在和她谈话。看上去警察们的态度都很温和，我在北二也听不到那边的叫喊声。但是从上午一直到现在，已经十几个小时了，人怎么能受得了呢？

（在9月25日的《北京劳教报》上登载了调谴处九大队在奥运会期间的先进事迹，其中有一句话“干警们不分昼夜的对蠢蠢欲动的劳教人员做了大量的工作，打击了她们的嚣张气焰，确保奥运圆满结束。”我联想到，跟这个人的轮番谈话是属于其中的一项工作吧。）

因为她不肯写保证书、悔过书、决裂书等三书，就不能分到班里。她每天早上一起床，立即就抱着全部行李到北三，在北三的地下打好被褥，放在左面的墙角之后，就坐到右面的墙角。

早饭之后，谈话开始，一直到晚点名，连续三天。我从北三的门口走过的时候，从来没有看见过她说一句话。

第四天，她被关到十班。点名时，我听见她的名字是“赵林丽”（音）。

郑玫和杨小梅两人负责包夹，郑玫白班，杨小梅大夜。这是人数最少的包夹阵容，可能是因为赵林丽非常安稳，没有任何反抗行为——不像我，没有放弃话语权，我的包夹阵容始终是最强大的，到我刑满释放的那一天早上，还是4个包夹人。

我第一次看见赵林丽的模样是在放茅的时候。十班和北二最后放茅，北二的5个人在东边的坑；十班的3个人在西边的坑。

赵林丽放茅后“求洗手”。洗手池在我们这边，她走过来洗手，我这才看清楚：原来她才三十五六岁的样子，高高的个儿，白白的皮肤，两只大眼睛亮晶晶的，非常有精神，身体像个运动员似的。

她微笑着看着每一个人。我和她目光接触时，我朝她笑了笑，但我的心里一阵凄凉。

郑玫趁着这点儿时间跟代元元们说话、发牢骚。郑玫是劳动委员，北京奥运期间很少劳动，她就一直在十班。

杨小梅看见赵林丽跟我“交换眼神”了，这是包夹人的重要工作之一。她马上用胳膊肘推着赵林丽说：“走走走。”她也有1.6米的个子，很胖，但是站在赵林丽身边就像小了几号。

郑玫还想跟代元元聊天，看见杨小梅让赵林丽回十班，也只好无奈地朝她们挤了挤眼睛，一起走了。

我目光一直跟随着赵林丽，直到她的身影从西边的门消失。

在十班呆了十几天，赵林丽被分到五班。

杨小梅也跟着到了五班。杨小梅的喊声我在六班听得清清楚楚，她就像开始对我包夹时不停地找我的茬、随时叫骂我一样。

“你怎么搞的？快点！”“你聋啦？”“你听不懂人话呀？”“站过来！到那边去！”

一早、一晚，听到她的喊叫声，我心里的火就涌到头上。

我经过长时间的斗争，终于让她们的喊叫声减少一些了。虽然不可避免地还是发生战争，但是比随时随地的叫嚷声带给我的烦恼要强多了。

早上，我到北二路过五班的门口，看见赵林丽的铺位靠着窗户，她正在打被子。杨小梅站在她身边喊叫着，又朝着其他人嚷嚷。我站住了，看着五班。

这是严重的违反规定的行为，只有牢头狱霸才能站在其他班门口，其他劳教人员在筒道里东张西望都要被扣分的。

代元元可能意识到我要干什么，赶紧说：“我的奶奶，快走吧！”

杨小梅回头看见我站在门口，她有点惊讶的样子，暂时停止了叫嚷。我也忍住了，继续朝北二走去。

赵林丽进了五班之后，可以跟着五班集体打饭、放茅了。在十班是不许出来打饭的，每次都是包夹人来回跑两趟，把3个人的饭菜打回去。

每次打饭的时候她从北二门口过，看着她舒展的面容，我的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她的这种表情在劳教人员中是很少见的。

没想到，五班打饭的队伍里没有了赵林丽。我才发现，她又被关到十班了。

9月6日早饭前，我正在北二擦地，听见筒道里面传来了吵架声。原来是七班的张凤霞跟班长刘明争吵起来了，她骂了刘明，当天就被关在北三。

第二天就见不到她了。我看见队长分完了菜，让小哨端着送到队部门口，这才知道张凤霞被关进禁闭室。刘明被扣了10分。

张凤霞是农村人，48岁。因为房子被强行拆毁，无家可归而上访。到中南海门前去了两次，第一次被拘留15天；第二次被劳教一年。

就在她和刘明吵架的前一天，我们6人到小医院看病。

我的大腿发现了一个花生米大小的硬块，有点痛，我就求医了。毛大夫问我有脚气吗，我说有，他让我脱鞋看看。他看到我的脚趾间都用卫生纸隔开，还告诉我，把卫生纸卷厚一点儿，让脚趾更好地透气。我说：我在厕所脱鞋，大队长都不让。毛大夫没说话。他给我开了脚气药，说可能是脚气裂口引起的淋巴发炎，用一段时间药，如果不好再来看。

于是，每天晚上发药时，我拿一个塑料片，代元元把脚气药挤上一些，我上床时抹上。还真管用，脚气一天一天地减轻了，裂口慢慢地合起来了，我上厕所脱鞋的次数也少了，淋巴也不疼了。

张凤霞是感冒发烧、嗓子疼，她在等着看病时就跟肖队长说刘明欺负她，全班的活儿都让她一人干。肖队长说：多干活又怎么了？有些人想干活还出不来呢？张凤霞说：不是怕干活，是干了活儿还得挨骂。肖队长说：你又不是不知道刘明的脾气，别跟她计较。张凤霞说：谁都有脾气，不能在这儿欺负人，我这几天发烧，还是什么活都干；刘明又不是不能干，凭什么指使我呀？

没想到，第二天就吵架了，张凤霞就被关禁闭室了。

9月9日星期二，又一批被收容的劳教人员进来了。突然，我清楚地听见大厅里的叫喊声：“你想把我怎么样？”接着就是一阵扑腾声和“你给我老实点儿！”“我看你再敢动一下！”的吵嚷声。

声音停止了，一会儿，一个胖胖的人被小哨带进北三。刘明也被叫来了，看着她。

后来我在接见时听妹妹说，她叫麻晶雪，45岁，家被拆了，无处安身，是北京的一个长期上访人，这次是二进；本来是劳教2年，所外执行，没想到，奥运结束了，还有一年的劳教期限，却被送进来了。

麻晶雪在大厅和刘芳发生了争执。新收容的劳教人员就敢“不服从管理”，这是绝对要严惩的。从这天起，七班班长刘明每天早上押送麻晶雪到北三，让她背23号令、背45道题、练规范、练队列，到晚上10点点名时才让她回七班。

从麻晶雪进了北三，再也没有听到她的声音。单独关押，是立竿见影的达到管理者的目的的方法。

国庆节了，张凤霞还没出来。听说有规定，在禁闭室最长关一个月。以前在禁闭室关了一个月出来的人，就变得目光呆滞，表情麻木，语言表达就不清楚了。可是国庆节到了，她还没出来。我心里念叨着：杨亚楠，你发发善心吧，就差几天一个月了，让她出来过节吧。我总是想着她在禁闭室里的样子，天天盼着她出来。

10月4日，麻晶雪在北三被“规范”了一个多月，终于让她回班，从第二天起就天天外出劳动。

麻晶雪不服劳动教养，一直在进行行政复议，按北京市劳教局的规定，她是没有资格考《记分许可证》的。但是，她也得每天外出劳动。有记分资格的，参加劳动可以记3分，每个月可以分到一元至十几元。但是，麻晶雪一分钱也得不到，而代元元、刘芳等牢头狱霸虽然不参加劳动，每个月也会分到十几元，是分钱最多的。

谁得到的钱最多，不是说明谁干活最多，而是谁最受警察的重视。虽然只有区区十几元，但是给劳教人员造成的心理影响是很大的。“劳动最光荣”、“劳动创造人类社会”的概念已经完全变了！

（未完待续）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63期  2015年8月7日—2015年8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