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日晚上女儿告诉我，蒋培坤先生在9月27日中秋节那天因心脏病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前些天由于我身体不好，气喘、肺部有炎症，孩子当时没敢告诉我，怕我承受不了。突闻噩耗，叫我怎么不心痛欲碎！与蒋培坤夫妇相识、相知、相伴的一幕幕又重新浮现在我的眼前，让我老泪纵横。

在89年“六四”屠杀惨案发生后，我和其他难属一样，心中虽有无限的悲伤，无比的愤恨，但又不知从哪里着手来表达自己的这种心情。这时，我有幸遇见了同样在“六四”惨案中失去儿子的蒋培坤夫妇，让我有一种找到家人的感觉。从此他们夫妇不仅成为了我生死相依的亲人，也成为了我精神上的领路人。

在我与蒋培坤夫妇相识以后，我才知道他们除了为自己遇害的儿子伸冤外，还已经开始为我们这群“六四”难属四处奔波。这期间，他们克服重重阻扰，历经种种困难，一家一户地开始了寻找和收集“六四”受难者的工作，最终完成了《六四受难者名册》一书。每当我看到、说到、听到这本书时，从心底就犹然升起对蒋培坤夫妇的深深敬意与无限感激。

正是怀着这种敬仰，我也深深地感到自己的责任与使命。我勇敢地站出来，与他们肩并肩走上了海外媒体，控诉独裁者残酷地杀害我儿子的罪行，痛斥当局歪曲、掩盖“六四”的真相。从那时起，我也开始协助蒋培坤夫妇为那些含冤的“六四”死难者、为我们“天安门母亲”群体奔走呼叫，不畏强权淫威。

99年我终因不堪重负，突发脑血栓并留下半身不遂和言语不清的后遗症。从此我再也不能为“天安门母亲”群体奔忙了，但是我仍是这个群体的一员，我的心始终伴随着他们。在我患病的这十六年中，蒋培坤夫妇给了我极大的精神安慰和鼓励，时常来看望我。我虽身残在家，但作为“天安门母亲”群体一员，我清楚地知道在以往的二十年里，身为学者的蒋培坤夫妇义不容辞，无所畏惧，以自己专业的学识和精湛的文笔，带领“天安门母亲”群体每年上书两代会和国家领导人，要求政府公开、公平地解决“六四”问题，要求就“六四”问题与政府进行协商与对话。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蒋培坤夫妇遭到政府多次无端的关押、软禁，残酷地受到了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天安门母亲”群体的顶梁柱之一、82岁的蒋培坤老师溘然离世，给我们这个群体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蒋培坤老师已经是第39位离世的难属，这其中也包括我的丈夫。虽然“天安门母亲”群体中的难属年龄越来越大，身体越来越弱，许多人疾病缠身，行动不便，甚至不能行动，但“天安门母亲”群体绝不会倒下。我想对蒋老师说，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会和天安门母亲们紧紧在一起，去完成你未完成的遗愿，按照对“六四”惨案“真相、赔偿、问责”的三项诉求继续抗争到底！

亲人蒋培坤老师安息吧！

段昌隆母亲周淑庄（口述）
2015年10月5日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67期  2015年10月2日—2015年10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