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培坤先生原是中国美学界著名教授。“六四”屠杀的枪弹夺去了他爱子的生命。为了伸张正义，在美国记者采访的时候说了真话，人民大学因此停止了他的教学、研究。从此，中国美学界少了一位领头人；“六四”难属群体多了一个思维敏捷、笔锋犀利的核心成员。

从那时起，蒋先生毅然全身心的投入难属群体的工作，在“天安门母亲”群体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天安门母亲”们寻找遇难者的过程中，他从起始便要求我们把每位死者遇难的情况，尽可能详细地记下来。他强调：“这就是证据！”90年代初，他和妻子丁子霖教授将寻访的材料汇编成册，想方设法带到境外出版，让世人知道了屠杀的真相，影响巨大而深远！

95年，丁老师和我想联络难属写封公开信，向当局提出我们的诉求，却又担心难属敢不敢签名，蒋先生很同意我们的想法，他说：“你们两个敢签名就行了，不在人多少，而在于公开提出！”最后，第一封公开信有17位难属签名，形成了群体的雏形。

“天安门母亲”群体每年发表公开文件之前，都要集体讨论。蒋先生思想敏捷，目光深邃，他的意见总有独到之处，经常起到关键性的作用。26年来，群体公开发表的文件，都出自蒋、丁夫妇之手。“六四”20周年出版的难属群体的回忆录，很多文章都经过蒋先生的润色。那时，我使用电脑还不太熟练，他总是鼓励、督促我，叫我一定要掌握更多的电脑使用技术，他说：“互联网将来会发挥巨大的作用。”创建“天安门母亲”网站时，他更是夜以继日地工作，有时很晚了他还发来栏目的设想、图标等等，令我十分感动。只可惜我始终没能达到他的要求。

2008年秋天，为了拍摄“天安门母亲之路”，他从他历年拍摄的几百张照片中进行精选，同时又向难属们广泛征集，其后他还要再筛选、加工。工作量之大之复杂，是任何人都替代不了的。那年10月末，蒋先生和丁老师从无锡给我打电话，让我马上去无锡，商量“天安门母亲之路”的事。见面之后，我们就该纪录片有关事实和细节进行了详细核实。蒋先生就具体内容，特别嘱咐我回京后要补拍几张照片。回南方才一个多月，蒋先生已和丁老师商就并将文字稿基本完成，可见他们做事的勤奋和认真。这段时间，他们是多么的辛苦！

但两天之后，突然一群便衣闯进了他们的家，在院子里乱窜。当时蒋先生正和两位外地来的朋友聊天，警察要核查来客的身份证，并要他们马上离开，态度十分恶劣。双方冲突起来，两位客人最终在警察的监控下离开了无锡。这次事件对蒋先生伤害很大，引发了脑梗，幸亏抢救及时，没有危及生命。回京后蒋先生的手的后遗症比较明显，但他以坚强的毅力，在电脑上继续编辑“天安门母亲之路”。开始，他每次只能打十几个字，以后打到几十个字……终于完成了“天安门母亲之路”的编辑。该纪录片几经周折送到合作方手中，于“六四”二十周年向世界公布了“天安门母亲”群体的坎坷里程。这是蒋培坤先生用心血铸造的丰碑！

如今，蒋先生离开了喧嚣的尘世，是“天安门母亲”的极大损失！相信丁子霖老师会从悲痛中站起来，和大家一起挑起蒋先生留下的重担，继续抗争，直到真相大白、正义伸张的那一天！

蒋先生走了，给我们留下无限的哀思与感慨；仅以两句悼词表达我们夫妇的哀悼和敬佩之情：

才高八斗  学富五车  殷殷杏坛育桃李，
屠城一劫  愤笔如刀  铮铮铁骨照后人。

愿蒋培坤先生在天之灵安息！

2015年10月7日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67期  2015年10月2日—2015年10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