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第174期）

由于北京市团和地区检察院对我的要求不予理睬，于是，2009年1月7日我与“新国大”的十几位朋友一起来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检察院，向他们递交了书面材料。

一位女检察官接待，把我的3份材料拿进去了。过了十几分钟出来说：约了团河检察院的刘检察长明天上午9点半见面。

1月8日见到了刘检察长，他同意让我抄写交过的举报材料。

约好12日前去抄写，不许别人帮忙抄。第一份材料是12页，约一万字，我原来抄的时候就用了一整天。第二份材料很短，专门反映“暴力剪发”，只有500多字。我带了照相机，想照下来。

接待的检察官请示刘检察长之后，同意拍照。我太感谢他们了。

检察官说了一段话：“你生活在幸福中，因为你做事很有成就感，成就感也是一种幸福感。在外人看起来好像是乱七八糟的事情，你却做得有条有理。在外人看来是灾难，你却当成一个好机会。我很希望看到你写的书。”

2008年12月24日下班后的5时30分，我终于见到了北京市劳教局监察处的康处长。年底了，他在外面检查工作很忙，只有晚上才有时间。这让我很感动。

他礼貌地让我和野靖春到会议室，还给我们倒水。

野靖春哭了，说来过劳教局十几次，连大门都没进过。夏天被烈日烘烤，冬天被寒风刺骨，即使有时候能在大门口见到劳教局信访办主任王海涛，他也根本不听我们说话，朝我们叫喊一通就走了。

我也哭了，我已经被教育得知道了“在警察面前坐着是犯罪”，并长期“被严格”执行，可今天竟然和劳教局的领导平起平坐了，终于恢复了我做人的信心。

康处长不相信我说的事，他说对基层民警有6条规定，每次去检查都要求他们背，所有的民警都会背。

我说：“他们会背就说明会做吗？谁来监督他们？”

康处长还说每个大队里都有4个举报箱，经常去检查，没有人举报。

我说：“我给你们写了15份材料都没有一点儿回音，反而更受虐待，还有人敢往举报箱里放材料吗？”

我提出要求：1、让杨亚楠归还全部材料；2、将我交给劳教局的15份举报材料退还或给我复印件。

康处长说这种事归检察院管。

我说：“杨亚楠是你的下级，你不该管吗？检察院是管犯罪的，你想让她成为罪犯吗？”

康处长说要向领导汇报。

只要有领导的，都说“向领导汇报”；自己就是领导的，都说“研究研究”。这是一句具有中国特色的官僚主义专用词。

后来又多次找劳教局，再也无人理睬。   

我给杨亚楠写了3封信，我想，也许她不生我的气了，就会把那些材料还给我，我就不在本书中使用她们的名字了。12月14日、12月28日、3月9日寄出的信没有回音。

2月20日我向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提起两份行政诉讼；在交诉讼材料时多次被为难。

3月18日是宣武法院院长接待日。院长指派立案庭庭长助理柴法官办理。柴法官收下了诉讼材料，让我们等着。过了20几分钟，说7天内通知是否受理。

3月26日答复：

一、起诉宣武公安局的案子超过诉讼时效，不受理。

二、起诉劳教局“暴力剪发”的案子，该内容属于劳教局内部管理，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

我要求给书面答复。

柴法官说不能给。

我说：以后我将怎样证明今天你和我见过面呢？

柴法官说：我只是告诉你过了时效。

北京的各级法院不受理行政诉讼案件，而且不出具任何文字。我们提出“时效”问题，他们都说“你们一直在反映，不算过诉讼时效”。

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呢？法官的良心不可靠！

3月4日，在中国的人大、政协两会召开之际，传来了期盼三年半的好消息，肖娟不服拘留的行政诉讼终于立案了。肖娟接到东城区法院的电话通知后瘫倒在地上。肖娟病了。

4月29日，东城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肖娟不服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区分局行政拘留”的案件，历时4小时10分。

5月5日，东城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张善根、刘秀贞、周秀玲、王秀珍、刘素民、杨凌云、庞银平等不服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分局行政警告”的行政诉讼案件，历时3小时10分。庭审中，被告提出诉讼超过时效。一名审判员竟然让我们拿出没有超过时效的证据。

我们没有证据证明为什么两年半之后才立案，只好说：请你们问问法院领导，为什么3年才开庭？

维权等于违法，上访等于犯罪。

“上访人员”已经同“违法人员”画等号。在公安局的法律文书中霍然写到：“野靖环伙同其他上访人员……”“肖娟伙同其他上访人员……”

我们到政府的信访办反映问题叫“上访”；到法院上诉、申诉也叫“上访”；到检察院揭发、检举也叫“上访”；到公安局举报也叫“上访”……

最可笑的是，到派出所找人也叫“上访”。

2月10日我们到北京市东城区景山派出所找贾民警，他是区人大代表。

值班的所长说：“你们来上访，我们热情接待。但是贾民警学习去了……”

有点儿权力的都称“上”，无权无势的都叫“下”。上为贵、下为贱，“上访的”就是贱民，就要剥夺你的合法权利。你的维权行为就是“违法的”，公民变成了罪犯！

历时5个月，我终于把刻在脑子里的记忆转录在纸上，松了一口气。

劳动教养，同样一件事，加害者和受害者的理解方式有天壤之别。劳教警察害了千千万万人，但却缄口不言；而被害的劳教人员会将这种耻辱口口相传，没齿难忘。我将这种痛苦的经历写在纸上，希望能唤醒加害者的良心，唤醒制度制作人的良知，彻底废除这个泯灭人性、违反宪法的劳教制度！

                                 2009年5月15日于北京

（未完待续）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75期  2016年1月22日—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