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第179期）

三、劳教产品伤害心灵

我在调遣处干的手工活是装“花安适”洗液和蒙牛吸吸爽的六棱形包装盒。干这种活的痛苦过程我都写在书中了。我进去时，刚刚停止包筷子的劳动，听许多人说过包筷子的惨状。

出来以后，没有看见过花安适，我很少到化妆品商品区域转悠。

但是，在一些中小型饭店吃饭时，常常用一次性筷子，我就非常反感。这种时候常常是几个人一起吃饭，我即使改用小勺吃饭，也得看别人用一次性筷子。我只好克制着，当然一定会跟大家说包筷子的故事。“新国大”的朋友们常听我讲包筷子的故事，说我像祥林嫂。

今年夏天，我和妹妹到超市买东西。妹妹从冰柜里自选了一些冰激凌、雪糕等，一个蒙牛的冷饮都没拿。

我想这些冷饮带回家的路上肯定会有融化的，就说多买点儿，装在一起不容易化。妹妹说，家里的冰箱没那么多空儿了。其实，冷柜旁边就放着蒙牛的保温包装袋，免费使用，其他人买了冷饮，都放进这种袋子里。妹妹当然看见了，她不用。我跟妹妹说：“放那里吧。”妹妹说：“我怕你难受。”我说：“用一次吧，省得化了。”看着妹妹提着这个袋子回家，心里别提有多别扭了。

四、对自家楼房的厌烦

我家住在塔楼的17层，出了电梯，走过3户人家的门才到我家。我家的房屋格局是这座楼最好的，两间卧室朝南，一间客厅朝西，整天阳光明媚。我家的生活设施齐全，非常方便、舒适。可是我出狱后，只要一走进楼里，就变得心情压抑。我经常把楼道说成是“筒道”。我很快就搬到位于海淀区学院南路的平房住了。

平房的设施不如楼房好。可是我住在平房，每天早上只要一睁眼，就立即起床。扫扫院子、浇浇花，细心地整理这个独门独院的小家。

我坐在院子里，晒着太阳吃着饭，觉得特别舒心；

我坐在屋子里，低头用电脑，抬头看白云，觉得特别舒心。

可是，我住在楼房，早上醒来之后，还要赖在床上不起来。我总是想：“这一年九个月，每天早上5点50分起床，总是睡眠不足，我要睡够了再起床。”其实根本睡不着了，就是不愿意起来。为什么住在小平房就不是这样呢？因为我对阳光、白云，树木、花草充满了渴望。

我被关押在一间屋子里，窗帘紧闭，见不到外面的任何景物，没有放风。我想透过玻璃门、隔着筒道、再透过对面二班的玻璃门、再透过二班的窗户看看二班窗外的树和蓝天，都不许。每天只能瞪着四面白墙。孤独、寂寞、视觉疲劳所产生的恐惧刻在了思想里。

所以，愿意住在自然中，不想有任何阻挡。

悲哀的是，这里已经开始拆迁了，院子外面一片废墟。我成了“钉子户”。

五、酒量的变化

我原来是酒精过敏的体质。从前，有一次朋友聚会，我左右两边的人都喝白酒。大家知道我不能喝酒，我就以茶代酒和别人碰杯。酒过三巡，人家还在有说有笑，我却满脸通红地靠在椅子背上动不了了——他们酒杯里的白酒味儿把我熏醉了。

刚接触我的人绝对不相信我不能喝酒，他们都说：你的性格这么豪爽，不可能不会喝酒。可是，只要吃一餐饭，人家就服了。

我出狱2个多月就过春节了，全家人都在妹妹家过年。此时的我已经胖了10斤了，脸上的皱纹也平展了许多。看着我从“70岁的老太太”恢复到了“50多岁”的样子，大家都非常高兴。于是，我主动倒了一点儿红酒，用嘴唇沾一沾，图个热闹。不知不觉沾完了，又给酒杯里斟上一点儿。家里人全都奇怪了，我也高兴极了。这个年三十，我竟然喝了3两红酒。有生以来第一次！

5月，我的“新国大”患难之交肖娟被医院怀疑是肝癌，我带她到昌平找一位医生看病。医生明确说不是癌症。我们同去的几个人高兴极了，就在旁边的一个小饭店吃午饭。我提议喝酒庆祝。大家都乐了，还以为我开玩笑，结果我一个人喝了一瓶半啤酒。其中一个人问：“你是在调遣处喝酒练出来的吧？”我说：“我在中国的第一家基金公司干办公室主任时，天天有酒场。总经理是东北人，和山东人一起喝酒是什么场面？那时我都没练出来。在调遣处连一粒花生米都吃不着，还有酒喝？”

但是，随着体重逐渐上升，我现在是108斤了（我被抓时是120斤，出狱时是90斤），我的酒量也开始减少，现在顶多能喝半瓶啤酒了。也许体重恢复了，酒量也该归零了？

六、记忆力的变化

我写的这本书《不虚此行——北京劳教调遣处纪实》里面的事件、时间、人物都是真实的。我在劳教期间，给检察院、劳教局和调遣处写了几十份情况反映，给刘淇、郭金龙写过信，这些底稿我都留着。但九大队大队长杨亚楠曾经说过“你一个字也别想带走。”所以，我也有思想准备，我就要求自己将事情牢牢地记住。果然，杨亚楠陆续地将我的底稿全部收走了。我对杨亚楠说：“你只能拿走这些纸，刻在我脑子里的你是拿不走的。”

出狱后，我曾经找过检察院和劳教局，要求复印我交的材料。检察院最终给了我，这是一万字的材料，对我来说是宝贵的资料。但是劳教局至今一个字没给，那里有我的15份材料。

所以，除了检察院的一万字材料之外，全部靠记忆了。

我的录音由打字社的人变成文字稿，我一看，差点蒙了，原来还觉得自己口头表达能力比较强，结果录音稿和书面语言相差太远了。幸好这时我已经能安坐在电脑前了，我认真地把口头语言变成了书面语言。

到了5月，李和平律师指导我修改了6次的书稿算是正式完成了。我把书稿给一位陈姓朋友，请她以读者的角度帮我审查一次。她看完之后，给我提出了几处看不懂的地方，那是劳教的专业内容，外人不容易明白。她写道：“我流着眼泪看了七天。那么详尽的记事不得不让人惊叹你的记忆力。我想，如果不是强烈的刺激，不可能件件记清楚。因有思想而精彩。”

事实上，许多人在突然失去人身自由时，这种强烈的刺激会导致记忆立即减退，甚至忘记了自己家的电话号码，而我是一种使命感、是历史见证人的思想支配我必须记忆。

可是，5月之后，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劳教生活的场景渐渐退出我的脑海，就好像磁盘被消磁了一样。我有时要写点儿东西，脑子里已经搜索不到了，还要从书中找。而这本书写成之后，我却不敢再看。字字像子弹，句句像利剑，刺痛着我的心。每找一次内容，就要被伤害一次。这可怎么办？

陈姓朋友还写道：“出来的人有谁会写？因为他们认知上与作者不同，恐惧笼罩着他们，只好选择包起来、埋下去。所有的黑暗之所以不褪，其中真有因为黑暗中的人不去选择光明。感触太多，我心颤抖！”

的确是这样，我的劳教“后遗症”是表现在“吃、住、行”上面了，而绝大多数被专政的人的“后遗症”是对警察的恐惧、对公检法的恐惧、对专政机关的恐惧。因为社会没有公正，所以心生恐惧！

人生如戏，这些变化，又是一出戏。                            

2009年12月8日

注：2010年3月3日到调遣处，才知道已经改为北京市第三看守所，关押刑期一年以内的犯人。北京市的拘留所和看守所是由公安局管理的，但此处的隶属关系还没有改变，还归属北京市劳教局。

杨亚楠任工会主席。袁源、杨敏、张宏、李颖已调到其它劳教所。

（全文完）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80期  2016年4月1日—4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