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9年6月4日是“六四”20周年，贵州人权研讨会以及人权活动人士决定从4月底开始举行纪念活动。4月24日，贵州人权研讨会的陈西被警方非法软禁，在这种情况下，吴玉琴、莫建刚、申有连、全林志等为了不让贵阳的“六四”纪念活动过早夭折，决定在4月29日举行第一次纪念活动。他们选择了贵阳市的一个旅游点——“仙人洞”半山腰的一片开阔地——作为纪念活动的地点，并通知所有参加活动的同仁在4月29日下午3点—3点半到达。4月27日，警方到杜和平先生家里盘问有关纪念“六四”的活动情况，但没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4月28日，警方传唤吴玉琴女士。在去公安局前，吴玉琴到莫建刚家告诉他公安局传唤她，莫建议她不要去，因为警察什么拙劣勾当都做得出来。吴表示，去公安局可以探听一下警方是否知道关于首次纪念活动的事情。吴玉琴去了公安局，被警察传唤了6个多小时，之后，吴玉琴通知莫建刚，警方尚不知道纪念活动的事。

4月29日下午，除了吴玉琴因得重感冒、发高烧未能前去参加这次纪念活动外，所有其他准备参加的同仁都准时到了聚会地。稍作准备后，大家便开始举行简短而庄严的纪念仪式。纪念仪式由申有连主持，他作了简短而精炼的讲话后，带领大家向“六四”死难烈士默哀3分钟，之后莫建刚颂读了纪念“六四”20周年的祭文。整个纪念仪式由两部微型数码摄像机进行摄影。

半个多钟头后，简短的“六四”20周年纪念仪式在庄严的气氛中结束。因我们还要在晚上举行“六四”20周年烛光纪念活动，于是大家便信步走上山顶，在“仙人洞”大院里休息和进餐，准备天黑下来开始烛光活动。

但是警方得到了消息，已在“仙人洞”周围布置了很多警察。事态急剧转变，大家决定取消晚上的烛光活动，提前下山回家。这时，警察已经将我们包围，进行贴身跟踪。紧急中，我们将两台数码摄像机和“六四二十周年祭”的横幅转移给不太被警察注意的同仁。在大家的掩护下，他们迅速地离开了现场。于是，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可是警方并不甘休，为了弄清此次纪念“六四”活动的情况，他们绑架了几位同仁。莫建刚、申有连、黄燕明被绑架到市公安局国保支队的办公驻地，遭到粗暴对待。由于警方没能问出真实消息，莫建刚先被一个叫高飞的警察在右脸上打了一巴掌，随着一个姓黄的警察用手指直戳到莫的左脸颊，戳出来一道伤痕。莫建刚立即对他们的暴力行为提出强烈抗议，指出这是流氓和土匪的行为。申有连在同一时间，也受到警察类似的粗暴逼供。他们被羁押到30日凌晨4时左右才被释放。

二

5月6日，吴玉琴、莫建刚、申有连、廖双元、陈西、黄燕明一行，下午2时半来到贵阳黔灵山公园。他们先在动物园后面的青草地上，穿上橘黄色的体恤衫合影。这些体恤衫是深圳的民主同仁李铁和杨勇两先生馈赠的纪念品，体现了深圳和贵阳两地的民主同仁将联合把中国的民主运动进行到底的决心。随后，他们登上了黔灵山后山的山顶，在一片开阔的草地，展开了事先准备好的横标“六•四二十周年祭”， 又一次进行了简短而庄严的纪念活动，并对此做了摄影拍照。这是贵阳民主人士第二次纪念“六四”20周年的活动，非常成功。

随着“六四”20周年的临近，人权研讨会的成员一致认为，1989年6月4日是中国历史最悲壮的日子，这一天，觉醒的中国国民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慨，面对专制暴政及其独裁恐怖的军队的血腥屠杀，彰显出中华民族为了自由，为了民主英勇奋斗的伟大精神。只有充分展开对“六四”精神的深入讨论，才能使“六四”精神光大永存。

因此，他们决定将这一时期每星期五的人权研讨会作为“六四精神”演讲会。5月8日星期五，贵州人权研讨会成员集合在河滨公园老干所内的那一条长廊上，在陈西的主持下，莫建刚做了“如何继承和传播六•四精神”的演讲。之后，参加者踊跃发言。出于谨慎，这次演讲会没有进行摄影。这是第三次纪念活动。

第四次纪念活动定于5月14日。这一天，大家准备了纪念横幅，并带了照相机准备拍照。但是，由于电话、电脑和手机都被监控，消息走漏。当日下午2时半左右，主讲人陈西在赴会的路上被国保警察绑架进行软禁。之后，大批的警察包围了演讲会的地点，他们的目的就是不准拍照和不准拉横幅标语。因为他们最畏惧的是，这些照片一旦发布在网络上，他们将丢尽脸并会受到处分。但是，在警察的严密监控下，“六四”纪念演讲会依然进行。由于陈西被绑架，纪念会由吴玉琴主持，申有连做了演讲。虽然有警方的严密控制，在场的所有同仁依然毫无畏惧地踊跃发言，将纪念会推向高潮。

5月22日中午，莫建刚被河滨派出所的警察强行带到所里；贵阳的几名公安到陈西家要他带上换洗的衣服，然后把他带走；申有连则被公安带走，被软禁在贵阳市郊的一个山庄。警方的目的就是不让这些民运骨干去参加当日下午纪念“六四”的活动。当天，黄燕明和廖双元也被公安带走。到了下午临近两点半聚会时，有更多人被控制起来，如杜和平、陈德富等。虽然如此，仍然有20多个人来到聚会地点座谈“六四”，对之纪念。

三

6月1日下午2时半左右，吴玉琴、陈西、莫建刚、黄燕明、张重发、杜和平一行，在贵阳市河滨公园会面，商谈6月4日在公园里举行“六四”20周年纪念活动的事情。吴玉琴、莫建刚和杜和平到民权广场和人权捍卫者们沟通交谈，警方对他们进行贴身跟踪。吴玉琴、莫建刚和杜和平到了广场后还不到半个钟头，贵阳国保警察的一个小头目贾述其（音）迅速地走到吴玉琴的跟前，企图将她带走。在之前，派出所也派出警员想强行将莫建刚和吴玉琴分开，而杜和平被警方强行带走。由于吴玉琴和莫建刚拒绝警方的要求，事情进入了僵持状态。下午3点左右，贾述其调来了一辆云岩公安分局的车子，河滨派出所也调来了一辆车子，他们不顾吴玉琴身患重病，将她强行押上车子，迅速离开了民权广场。莫建刚则被强行带到了河滨派出所。吴玉琴被贵阳云岩公安分局非法绑架后，被送到市西派出所软禁。

6月2日，吴玉琴、申有连、莫建刚、陈西、杜和平等人的家已经被警方严密地监控起来。6月3日早上，莫建刚、杜和平再次被河滨派出所的警察强行带走，并被用警车送到离贵阳一百多公里的息烽县软禁。陈西被市西派出所强行关押在离市区二十多公里外的龙洞堡。廖双元被警方追捕而失踪，下落不明。申有连同样被派出所强行软禁。6月4日，黄燕明、张重发、陈德富、田祖湘、雍志明、杨开心等人被当地的警察和居委会的人强行阻挡在家里，不准离开。

6月4日的河滨公园，贵阳警方几乎倾巢出动，他们严密封锁了该公园的所有进出口。但是，由于贵州人权研讨会事前做好了充分的动员工作，依然有很多人权捍卫者穿着白色的衣裤来到河滨公园。第一个来到公园的是吴玉琴女士，她穿着白色的衣裤和白色皮鞋，在2时 左右到达了公园。但是，前后一分钟都还不到，国保支队的头目李罗林（音）带着他的下属将吴玉琴围住，企图将她强行带走。因为吴玉琴身患重病，警察们不敢对她动粗，在僵持了半个钟头后，警方从市西派出所调来了几名女警，连劝带拉地将吴玉琴带出河滨公园，并将她羁押在市西派出所。在派出所里吴玉琴针锋相对地和警察进行了辩论，并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提出了强烈抗议。

在市西派出所里有一段电话通话道出了警方对“六四”纪念活动的恐惧：女警：“喂！什么事？”对方：“过来吃饭，今天是同学会。”女警：“来不了，今天特别忙。”对方：“什么事这样忙，忙疯了是不是！”女警：“是疯了！今天整个贵阳市的公安系统都崩溃了！”

6月4日的河滨公园，贵阳警方依然在那里进行严密的封锁。陶玉平和徐国庆同样被警方强行阻拦并被带离公园。那些身穿白色衣裤的人权捍卫者被警察强行赶出了公园。由于人权研讨会的成员几乎全部被警方控制起来，有些人权捍卫者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被迫地离开了现场。

四

贵州人权研讨会以及人权捍卫者在进行纪念“六四”的活动中，深深地体验到“六四”精神的伟大，一致认为：1989年6月4日是中国历史最悲壮的日子，这一天，觉醒的中国国民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慨，面对专制暴政及其独裁恐怖的军队的血腥屠杀，彰显出中华民族为了自由，为了民主英勇奋斗的伟大精神。这次残暴的杀戮彻底震醒了国民对共产王朝的幻想，他们终于看透了这头无限扩大党权私利的怪兽。在执政以来的60年间，他们一直对追求自由、维护人权、倡导民主的国民进行残酷镇压、迫害，甚至屠杀。

6月4日不仅是悲惨的一天，也是最值得纪念的一天。她以无数浑身流淌着鲜血的身躯垒筑起一座高大的自由的丰碑，向人类昭示着永恒的真理：人生来就是自由的，他们的价值在于对生命自由的保护和创造，他们的理想在于追求人生的幸福和荣光，他们的行为在于实践自由以及实践宪法中所赋予国民的最基本的政治权利。

6月4日这一天，也是中国历史最悲壮的一天。我们无数的兄弟姐妹,为了自由民主的中国纷纷倒在那罪恶的枪口下，殷红的鲜血染红了他们圣洁的身躯。

6月4日这一天，是中国暴政集团最反动的一天。为了党权及其统治集团的利益，他们以杀戮将中国变成了黑暗的地狱。崇尚自由民主的人们，请在袖口上系上庄严沉默的黑丝带吧，请点燃洁白的烛光为遇难者守灵吧，让他们的英魂在真诚的守灵者的呵护下，得到温情的安慰而回归故里。

6月4日的杀戮是中国历史的真实! 我们不需要专制暴政对“六四”平反。面对历史，我们要求执政者彻底地认罪和忏悔，还所有遇难者公正；顺应民情，实践宪法，归还民权，开放报禁、党禁，实施新闻、舆论自由，在多党竞争的政治格局中建构中国自由民主的宪政制度。

20年来，执政当局不仅加快了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道德及其文化的破坏，而且竭力打压民间的健康力量。他们口口声声说要维护社会稳定，然而却将真正促进社会稳定的民主人士视为敌人，将成千上万的维权者投入冤狱。中华民族的昌盛有赖于中国民众能够自由平等地生活在这片饱经苦难的土地上。中国民众不需要任何救世主。“六四”的精神再次启蒙我们，只有人权与法治、自由与民主的宪政制度才是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唯一基础。

2009-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