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检察院的决定是口头的

6月2日上午9点，我们一行11人到位于沙滩的最高检察院传达室，要求找刑事申诉厅。传达室的工作人员让我们等一会儿，他给我们联系。

一会儿，出来一个警察，他说：“这是检察院的机关，不是上访的地方，你们到这里来就是违法了。”

我们说：“野靖环向检察院信访办递交的申诉已经转到刑事申诉厅了，我们来问问情况。怎么就变成上访的了？怎么就违法了呢？”

他说：“你交给信访办了，就到信访办去问，这里不接待。”

于是，我们又来到位于东交民巷的最高检察院信访办。

这里的“候见室”是一间只能容纳20人的小屋子。凡是能进入“候见室”的人，都必须早早地到这里排队领表。凭着这张表才能递交自己的申诉材料或反映问题。有些外地的人，干脆就在门外坐一夜。北京的人也要早上5、6点钟来排队。

当天领不到表的第二天再早点儿来，就像在医院挂专家号一样。

可是今天却很奇怪，“候见室”里只有一个人，外面也没有人哭天喊地地求着见检察官。原来，东交民巷的东西两头都有许多警察把守，还有许多暗哨，许多人都被拦截了。

我没有领表，向保安说明是来问一问申诉的进程的。保安拿了我的身份证进去了。

大约过了半小时，让我们进去两个人。只让我们站在小窗口前用喇叭跟里面的人讲话。

里面的人看着桌上的一张表格说：“经我院查实，证据确凿、事实清楚，你的申诉已经被驳回了。”

我说：“给我一份书面驳回通知。”

里面的人说：“没有书面的。现在向你口头宣布。”

我说：“不给我书面的，我怎么继续向全国人大反映？”

里面的人说：“全国人大不管个案，你们没处去告了，这就到头了，到此结束了！”

杨凌云急了，大声说：“你们最高检察院的决定还有‘口头’的？中国的法律要倒退到没有文字的时代啦？你是检察官还是生产队长？”

里面的人站起来就走了。

被拦截、盘查

时间还早，我们商量着到中山公园去看花。几个骑自行车的先走了，我们准备乘坐5路公共汽车，正好到中山公园。我们从东交民巷向西走，下了高台阶就看见天安门广场了。

没想到，我们立即被十几个警察拦住，要搜包、看身份证。我们捂住自己的包，不让他们翻。此时，视线所及的地方，到处都是被拦住翻包的人。

争执之中，一个像是头头的警察笑眯眯地说：“大妈、大姐们，坐这歇歇，咱们慢慢说。”

四五个警察和便衣把我们围到墙根，我们在台阶上坐下。头头蹲在我们面前，和气地问：“你们是干什么的？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肖娟把前面的情况跟他说了一遍。

我看这场谈话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就想给手指关节擦点药。于是，我伸手从包里拿药盒。就在我拿出小盒的一霎那，头头指着我的手叫起来：“那是什么！”

我看他紧张的样子，觉得太可笑了。我立即把小盒攥在手心里，把手藏在背后，瞪着眼睛看着他，一句话也不说。

“那是什么？拿出来！”他本能地后退一步，身子摇晃了几下才蹲稳了。

刘秀贞忍不住笑起来：“那是止疼的药膏！”

我这才打开小盒盖，一边擦手一边说：“你以为是炸弹呢？我就是有炸弹也不能炸你呀！太不值了！”

头头这才放心地说：“就是嘛，你也舍不得把你这些老姐妹炸死呀！”

肖娟说：“都是让邓玉娇吓的。邓玉娇就杀了一个，太便宜他们了。要是我的闺女，别说是‘拉扯’了，就是摸一下也不行！我要是邓玉娇她妈，我得把那两个也杀了。”

头头马上问：“你们是支持邓玉娇的啦？”

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当然啦！”

有的说：“谁家没有女的？你没有姐妹还有妈呢，要是3个男的把你妈按倒了你能让吗？”

有的说：“如果是3个日本鬼子把中国妇女按倒了，那叫奸淫、调戏妇女；现在3个共产党的干部把中国妇女按倒了，那叫娱乐消费；要是3个警察把中国妇女按倒了，还不得叫执行公务啊！”

头头赶紧问：“那你们是为了邓玉娇来的啦？”

我们说：“这还不是你怕人家拿炸弹引起的。”

正说着，一辆中型警车慢慢地开过来。头头让警车停在旁边，用对讲机念着刘秀贞给他的名单上的身份证号码。

过了一会儿，他接了一个电话。我们也起身要走，他们没再拦截。有2个警察跟我们上车，把我们“护送”到中山公园。

想起了20年前

我坐在这里的这个灯柱，10年前来此照过一张照片。20年来，我是第二次走到这里。因为一到这里，我的内心就充满了恐惧。

20年前的6月3日，我从山东出差到北京，22时50分下了火车，才知道一切交通工具都停止了。我只好从火车站向我母亲家走，天安门广场是必经之路。当我走到这个灯柱子时，就看见前面的那个灯柱子的西面黑压压地坐着一片人，仔细一看，是背着背包的解放军。

就在我听着旁边一个推着自行车的人对大家说“我家就在前面，谁也不让过了，往回走吧”的时候，突然响起了枪声，子弹从我的头顶呼啸飞过。我立即蹲在这个灯柱后面，当我看见身边没有人被子弹击中时，才飞快地朝东面跑去。我离着解放军最近，向后逃跑的路线就最远。

天安门前的人群像溃坝的洪水一样向东涌去。我跑在最后，我看见各种各样的鞋散落在地上，很多自行车被逃跑的人踩得歪七扭八；我听见人群中喊叫声连成一片，有的是在喊叫着自己的亲人或同伴，有的是在叫骂着亲人解放军为什么朝我们开枪。

就在我跑过天安门城楼时，突然有一辆平板三轮车迎面而来，平板上竟然还坐着一个外国女子。

我马上站住了，朝着骑三轮车的平头小伙子喊：“那边开枪了，快回去吧！”

小伙子没有停止，他也朝着我喊：“反正老百姓没活头了，死了算了。”

那个外国女子的手里拿着一个东西放在嘴边说着什么，我以为是录音机。我脑子里飞快的想着，你要是碰上了子弹，录音还有什么用啊？（现在知道是对讲机，那时我还不知道有这个名词。）

我看着他们两个人，热泪涌出来。

小伙子又喊起来：“人家外国人都不怕，我怕什么？”

就在这时，我的视线扫到了天安门广场。广场上没有灯光，借着天安门城楼这边的亮光看见那边没有躁动、秩序井然，沿着广场的边缘站着的一排学生依然站着。

我又开始跑。我想，如果是日本鬼子开枪，我不会逃跑。可是现在我只能跑。

我跑到东面的观礼台，看见几个外国人站在上面朝着三轮车的方向看，也把一个东西放在嘴边说话，我觉得他们好像是一伙的。

20年了，那个小伙子一直是我心中的英雄。不知道你还活着吗？

20年了，那个外国女子是我崇拜的偶像。不知道你是谁？

20年了，我一直不敢说这一段经历。因为，第二天，中央电视台就有解放军首长张工说：“没有在天安门开枪。”电视说假话。

我也说了假话。回到山东，单位奉命审查到过北京的人，我说：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什么也不知道。

但是，今天，最高检察院的决定也可以“口头”了，说不定哪天我就会被“口头”决定枪毙了。

这些年我已经够惨的：拘留是家常便饭；到中南海给胡锦涛送信就被逮捕6个月；在中央电视台门前站了10分钟，就被劳教一年九个月。我虽然活着出来了，可是谁知道哪一天不被“躲猫猫”？不被“70码”？不被“按倒、推坐、拉扯”？所以，我决定把这段儿经历说出来。

我经历了天安门第一枪。

第二天，听说复兴医院有好多死人，我就去看了。45具尸体静静的躺在自行车棚下，有老人、有小孩。天下着雨，雨水把他们身上的血冲下来，变成了红色的水，顺着水道流走了。我想：“血流成河”可能就是这个样子。

我一天没吃饭，眼泪流成了河。

第三天，听别人说，尸体剩下了27具。我的脑子里整天都是那些亲人们认领尸体的景象，如果是我的亲人躺在那里，我会怎样？

10点半，我们照完了像，就朝中山公园走去。

从金水桥到公园门口，大约每隔5米的距离就站着一个撑着伞的年轻人，两边各站着5人，10个人以同样的姿势撑着同样的黑色布伞。他们一动不动，像一尊尊雕像。

野靖春说：“真是人性化了，不让他们暴晒了。”

我看着他们年轻的面孔，心里的滋味无法形容。

从9点到最高检察院，仅仅过了一个半小时，却经历了“非法上访”“口头决定”“盘问搜查”“支持邓玉娇”“20周年严阵以待”这一系列的事。我们的生活为什么如此复杂？

6.4拿到了书面答复

6月4日，我们一行13人又来到了最高检察院。我们刚到大门口，就被十几个警察拦住了。

我们说：要书面的驳回决定。

警察中的头头说：无论是什么事，都不能在机关门口停留。

我们说：反映信访办的问题。

头头说：我向领导反映，你们先到信访办去。

七嘴八舌的争论了一阵，再不离开就要被装车。我们只好去信访办。

东交民巷实行了“交通管制”。这是一条从来不会拥挤的路，为什么实行交通管制呢？走进去才知道，路边上停着2辆“特警”的大汽车。汽车太大了，占用了半边路。和2号停在天安门西车站附近的2辆一模一样。

我一看见这样的汽车，就想起“六四”那天在天安门前横冲直闯的装甲车。那辆装甲车进退转弯非常灵活，当它朝着隔离墩那边的人群冲过去的时候，我还担心它会被又高又厚的隔离墩颠覆。没想到，它竟然把钢筋水泥的隔离墩压成碎块！

隔离墩那边的人群可能也认为有隔离墩阻挡，装甲车过不来。没想到它却如履平地，忽的一下就冲过去了。我惊叫起来，那一片人会被碾成肉饼的！就在霎那间，装甲车却纹丝不动地停住了。那些被惊吓的四散逃窜的人们又聚拢回来，捡起被装甲车碾碎的水泥块，朝装甲车扔去。

这么先进的军备，怎么用到了天安门？

我一边想着一边来到了最高检察院信访办门前，门口的保安一眼就认出了我们，他让我们等着。

等着的功夫，警察就陆续来到我们身边，大约又有十几个人。态度都很好，一直劝我们回去。

我们中间有人说要去天安门玩。

警察信以为真，赶紧说不能去。

大约20分钟，保安拿着一张纸出来了。终于给了书面答复。盖的却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来访接待室”的章。

我明明是依法申诉，却成了“上访”。法律规定的申诉程序在哪里？

周围的警察们说：能给你们这个就很不容易了。

的确是，这一份是“高检控访复函字（2009）第9号”。

2009年6月4日，在这个极其敏感的日子，我们得到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