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我因经济窘迫不得不迁居农塔布里，那是西北方向紧邻曼谷的一个镇，同类房租比曼谷市区便宜一半以上。我的新居所在联合国难民救济机构推荐的一所公寓楼里：它是一幢四层旧楼，阴暗恶臭，楼下垃圾成堆，镶嵌于外墙上的旋转式铁楼梯锈迹斑斑、摇摇晃晃，楼内走道拐弯处墙上的一组组气孔被奇怪地以水晶塑料堵死；整幢楼住的多数是贫困的难民和难民申请者，有黑人、越南人、柬埔寨人……还有逃避计划生育迫害的中国农民，他们基本上没有讲究卫生的条件；剩下的就是泰国的穷人和不务正业者，其中有混混、酒鬼、吸毒者，还有疯子。因此，这幢楼与其说是公寓楼，不如称作难民营或贫民窟更贴切些。我在中国住惯了居民小区公寓楼，突然住进这种地方，深有沦落的感觉。

有一天下午，外出办完事后，我沉闷地回到这幢阴暗的楼内。身后突然有个男人的声音在走道内向我热情地打招呼，是怪腔怪调的普通话。那腔调既像河南腔、又像山东腔、也有点像辽宁腔……总之是啥都像，也可以说是“四不像”。我闻声不由得浑身一紧，放射出受骚扰惊吓者的本能反应，猛回头，只见身后上来一个身着短裤背心的矮壮汉，那红背心像中国70年代的那种老土式样，他样子50岁左右，长脑袋很大、前额微凸、尖下巴、蒜头鼻，在楼内昏暗的光线中，一双如玻璃跳棋般的溜圆小眼睛闪现出昏浊的光。他的身材和容貌像中国南方人，但白里透红的皮肤却是北方人的特征。

“请问你是哪位？”话虽然礼貌，我的生理已经处于备战状态。

“我是新来的，是你的邻居，昨天搬来。BRC（曼谷联合国难民救助机构）的人带我来住，我也是难民……”他说的普通话有些怪异的生分感。

“你怎么知道我是中国人？”我更加怀疑了。

“BRC有个练法轮功的翻译说，有个中国广西来的记者，头发很少的，也住在这里。我猜就是你，哈哈……昨天晚上我听见你打电话，你说广西话呀……”

“你是中国哪里来的？”我问。

“不是，我不是中国人，我是朝鲜人，我父亲是中国人……”

一听是朝鲜人，我绷得紧邦邦的阶级斗争弦一下松弛下来，自忖道：中共再胡来，现在还不至于用朝鲜人对付我等书呆子吧？对这个陌生的朝鲜人，我这个前记者来了兴趣，就像闻到桂林马肉米粉的香味一样。我在老家——国际旅游城市混到30多岁，欧美各国人等都有接触，就是没接触过朝鲜人；我在曼谷做难民一年多，见惯了索马利亚、斯里兰卡、伊朗、柬埔寨、越南等各色难民，就是从没碰到朝鲜难民——我心里早有一个疑问：难民大国朝鲜的难民，都藏哪里去了？

于是握手言欢、开门延客、请坐上果，一连几天畅谈尽兴。一时间，我们两个中朝难民，就好像毛泽东和金日成那样“亲密无间”。这个朝鲜人对中国人有些好感，因此采访颇为顺利，但他又有眼里揉不得沙子的性格，因此也存在风险，幸而，我抢在他的“同志加兄弟”好感变为恶感之前，好歹绘成了一幅素描像。

此兄2009年7月份得的难民资格，刚由联合国从移民局监狱保出来，身无分文、没有活路，就往难民署门前一躺，吓得联合国官员赶紧给他“特事特办”，发给他每月2500株的难民费，让工作人员带他到此“BRC推荐处”入住。

此兄自称宋利辉，1952年生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母亲是朝鲜国民。1973年的一个寒夜，宋利辉跨图们江逃亡朝鲜，从此成了朝鲜国民。

宋：我妈是朝鲜人。我出生之前，大概是1951年，我妈带着一个4岁的孩子——就是我的同母异父的哥哥，跑到延吉——因为朝鲜打仗（指朝鲜战争）呀，很可怕。在延吉，她嫁给一个汉族人，叫宋国龙，祖籍是山东的，他就是我父亲。我快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家搬到图们去，我父亲在铁路工作。

1955年，中国政府要延吉的居民定国籍，让我们自己选，我们要了中国籍，我母亲选了朝鲜籍，她每三年回一次朝鲜。就因为朝鲜国籍，文革中我妈被打成“朝修特务”，他们都被批斗，挂着牌子游街，被拳打脚踢……延边地区整人很厉害，我记得自治州州长宋德海，还是中共中央委员，文革中都被整死了。

因为我妈是朝鲜人，很多亲戚在朝鲜，我们就受到歧视——不准入团、不准入党、也上不了大学。我读书只读到初二就不读了。1968年，我下放到吉林珲春农村，那地方离朝鲜只有60里地，一面是高山、一面靠河，那条河叫红旗河……

(宋利辉操着他那“四不像”口音的汉语，吱吱呀呀地述说着陈年往事。他的声调如他的下颌一样尖而突出，时时奇怪地上扬，那种倔强执着、刻板持久，有点朝鲜泡菜的味道。宋利辉说，他的这口汉语在延边学成，那时延边学校里用汉语教学。尽管学会了汉语，他却在中国呆不下去。)

我1971年回城，安排去当建筑工人——吉林那边的建筑工地不用竹竿，只用松树杆。我工作很卖力，工资上调到39块钱每个月，吃45斤的定量粮，这在当时很不错了呀！

曾：那你怎么还要走？

宋：没有政治前途呀！那时候，没有政治前途，什么前途都没有，干得再好也没用！我出身有问题，怎么也不会提拔的。

曾：你什么时候去的朝鲜？

宋：1973年。图们市去朝鲜容易，就隔着一条图们江，最窄的地方10多米；图们江朝鲜人也叫“逃亡的江”，往北流。现在许多朝鲜人跨过图们江跑来中国，那个时候是中国人跨过图们江往朝鲜跑，“3年自然灾害”（指毛共“大跃进”导致的1959-1961年大饥荒）时期，一百多万中国人逃到朝鲜，一百多万呀！你不要以为你们中国怎么样，一直到80年代初，朝鲜还比中国好，还有中国人逃来朝鲜……

曾：你那时候游过图们江？

宋：没有。图们江每到冬天就全部结冰，很厚的冰，一直到3月份，冰还有10厘米厚，我就在晚上溜冰过去，上岸就是朝鲜咸镜北道……

曾：你就这么丢下父母走了？

宋（那张尖下颌的丰润脸庞扭曲了）：嗨呀！没办法呀！我跑了以后，我父母罪加一等，1973年元旦夜里两个人喝农药自杀了。我很久才知道父母死了，1986年，我带着8岁的儿子回延边探亲，家乡人告诉我父母早死了。我在中国没有亲戚了……哎呀，你问这个干什么呀！？哪有像你这样问的？联合国都没这样问呀……（老宋突然脾气来了）

(我知道我的草率触痛了老宋内心深处的创伤，抱歉之下，急忙转问他在朝鲜的新鲜事，希望借此调节气氛，另外，我也急于想了解普通朝鲜人的生活究竟怎样。)

宋：过到朝鲜后，我就去珲宁投奔亲戚，图们江到珲宁两百公里——从珲宁往南，就必须办护照了。我有很多亲戚在咸镜道，我就在这家住两年，那家住两年。那时逃到朝鲜的中国人，3个月之内必须去警察那里登记，申请身份，朝鲜的公安局叫保卫部，派出所叫安全部。我在朝鲜一样当建筑工人，很积极，公司就送我去读大学，我在大学学的是朝鲜语……

曾：不错呀，过得比在中国好。

宋：好什么呀！？朝鲜一样没有政治权利。朝鲜没有改革，很多做法比你们中国还恶劣。我认得一个朝鲜难民，在加拿大发了财，寄50万美元给家里，结果这笔钱全部被保卫部没收，家里人还受到警告。

我们中国来的人受歧视，不准入团、不准入党、不能提干，他们不信任我们。我1979 年拿到了朝鲜身份证，到了1986年，他们还想要我走，保卫部的人通知我说：中国现在不会害你了，你最好回中国去。但是我不愿回去。因为朝鲜也有比中国好的地方：朝鲜读书不要钱，没有你们那样大的贫富差距；朝鲜没有计划生育，女人多生金正日还奖励；朝鲜没有很多污染，你们中国污染很重，污染得像什么呀！朝鲜人住房子很容易，只要结婚，就可以分到房子，不过现在也要钱了，很便宜，你们中国老百姓买不起房子……

曾（忍不住打断）：饭都没有得吃，有房子有什么意思？

宋：没有饭吃是在1994年以后，以前我们过得比你们舒服。你们中国到处是下岗工人……以前朝鲜的产品有苏联买，苏联解体了，朝鲜失去了依靠，经济滑坡。1994年，金日成死了，很奇怪，金日成死了以后两年，朝鲜发大洪水，没有粮食，饿死几百万人呀！老百姓和军队都往中国跑，跑过去几十万人呀，后来中国赶紧调军队把边境封锁起来，不这样朝鲜劳动党就垮台了。

曾：你没受到影响吗？

宋：我在1993年就离开朝鲜了。我在朝鲜有钱，做生意；我1990年就办了护照，经常去中国、俄罗斯做生意，去海参崴、满洲里……1993年我去东南亚做生意，1997年从泰国南部跑到马来西亚，签证过期了，被警察查证件查出来，关进马来西亚移民局，后来转送到泰国和蔼移民局，在泰老边境。

有一天我出庭受审，我的包放在移民局监狱房间，回来以后包不见了，里面30万泰铢、朝鲜护照统统没有了，他妈了个X的！我的包一定是泰国警察偷的，在警察的眼皮下谁敢偷这样大的一包东西？和我一起被送来的缅甸人知道我的包有钱，一定是他们告诉警察我有钱！警察拿大头，分给他们一点儿。所以我对泰国印象很差，泰国警察真他妈的贪呐！我学马来语、缅甸语、柬埔寨语，决不学泰语！（老宋那两只昏浊的小玻璃球放射出灼人的光）

曾：(老宋所言应该不虚，因为有一天他给我看他的联合国难民证，页首印着“NON-NATIONALITY”字样。)没有护照，不能回家了?

宋：也不想回去了，干脆就申请难民。当时以朝鲜人申请，移民局监狱里有联合国官员办公，向他们递交申请。难民批下来以后，我想去加拿大，但是韩国不准，韩国大使馆一干涉，递进加拿大大使馆的档案又退回来……有的朝鲜难民自己去联系其他国家安置，韩国的使馆官员发现后就威胁：“你妈了个X再不停止，对你不客气了！”吓得不敢去联系了。韩国不准朝鲜难民去其他国家，在泰国的所有朝鲜难民都得送韩国，美国也让韩国这样做，因为他们是盟国呀。

所有的朝鲜难民都要经过韩国情报院的面试。韩国大使馆的官员收钱，有钱的先安排面谈，在韩国有亲戚的也优先。面谈的时候，有的人写错了父母的名字，就被怀疑是中国的朝鲜族人，韩国官员上来就打耳光、脚踢；在韩国大使馆，韩国人可以吸烟，朝鲜人就不行，谁吸烟谈话延期一个月；有的韩国女工作人员穿短裙，朝鲜人多看一眼，就要处罚，单独关一个房……

曾：啊！真的吗？韩国可是民主国家啊。

宋：（额下的小玻璃球再次燃烧起来）什么他妈的民主国家？比朝鲜还坏！世界杯韩国还弄了个第四名呢，结果怎么样？结果怎么样？连泰国队、越南队都输，1998年亚运会，我在曼谷看电视，亲眼看到韩国队输给泰国队……世界第四？好意思呀！

韩国大使馆打人，韩国人权委员会来调查，就我一个人敢说，其他朝鲜人都不敢，怕报复呀！韩国大使馆恨死我了。2001年，我获得韩国安置，在韩国只呆了3个月，就被他们送到中国……

曾节明：啊！？

宋：他们说，我父亲是中国人，韩国是单一民族国家，不接受中国人……这他妈什么道理呀！？住在韩国的中国人有10万人，还有在韩国申请难民的中国人，他们能住，我为什么不能住？

韩国人很可恶呀，你们中国人不知道，韩国是最排华的，朝鲜和日本都有唐人街，只有韩国不准有唐人街呀！……

曾：还有俄罗斯也不准搞唐人街……你在中国还好吧？

宋：我在中国呆了7个月。中国政府也不承认我，因为我加入了朝鲜国籍，但是中国政府也不赶我走。我在中国打工，湖南、广西——你老家，我都去过，柳州的鱼峰山我也去过……

(谈到柳州鱼峰公园，我不由备感亲切，我对柳州很亲——鱼峰山下，既有童年的回忆，又有大学时代于柳州获救助的经历，更有在柳州得人相助，逃脱因言罪厄运的运气……柳州简直成了我的福地。可对老宋来说，肯定是另一番感受了。陌生感不说，对他这样的人而言，中国再大也是囚笼，就是爬也要爬出去。)

我走路两个月，从中老边境走到泰国边境……(宋利辉伸出他那双满是硬皮疙瘩的赤脚，作为他低成本偷渡的证据；走路时，他脚上的鸡眼痛得他一瘸一拐。他正在申请BRC让他去曼谷医院做鸡眼切除手术。)

我被泰国警察抓住，查身份证呀，关进泰老边境的移民局，后来转送到曼谷移民局。我的朝鲜护照早就被偷走了，放在包里，在和蔼移民局被偷走的，连包一起呀！护照号记不住，泰国移民局联系朝鲜大使馆，朝鲜大使馆也不承认我，他们不知道怎么办，就把我一直关……泰国移民局（指移民局监狱）比韩国大使馆好呀，每三天下去一次，可以买东西、踢球、打电话……

（老宋略微浮肿的老脸上绽现出笑容，我知道那是不一般的苦笑，那种奇特的苦，饱蘸于他的自鸣得意上：他开始吹嘘他在移民局监狱如何懂做生意——靠帮警察卖咖啡挣了“一大笔钱”、他如何痛打一个偷他钱的英国窃贼、他如何在狱中“掌握”几门外语，以至于参加联合国面试无须翻译——不过后来我亲眼所见，他讲的英语西方记者听不懂，他说的柬埔寨语，柬埔寨人也听不懂……慢慢地宋利辉吹得累了，高扬的尖腔普通话平缓了下来，他的痛苦流露也随之而常见化。）

宋：在移民局，你们中国人走得真快，特别是练法轮功的（宋利辉鼻翼的两道浅纹突然深深刻下，那种嫉妒，显然如海沟般的苦涩）。我1997年来泰国，中间在韩国呆了3个月、送回中国7个月，算起来，我在移民局总共关了11年，11年啊！……

（这是那次成功“会谈”的最后一句话。岂料，我们的这次谈话居然成了最后一次长谈。我还想了解的东西太多，宋利辉那口朝鲜普通话讲出的东西，显然不及冰山一角；但我当时一点儿不急，自以为可以在农塔布里住到上飞机那天，慢慢深挖宋利辉的材料。我很快就发觉：宋利辉很不愿谈他在朝鲜的生活，尤其是家庭。于是我另外找了一个时间敲开了他满是泡菜味的房间，在堆放着新华字典、韩语字典，和字如一堆堆钥匙串般的韩文书籍地板上寻空盘腿坐下，我试图详细了解朝鲜的生活，结果因为技巧的粗糙，把他大大地得罪了。）

宋：……通什么信？不能写信呀！朝鲜人不能收国外来信呀！……家？什么家呀！？家乡逃出来的人告诉我，我女儿死了，妻子儿子找不到了……别说了别说了，头痛啊！你这是干什么呀？哪有你这么问的呀? ……算了吧，要写，我会自己写。

于是，那次不欢而散的谈话，成了我对他房间的最后一次光临。那是一个家徒四壁的房间，破旧的吊扇在轧轧地吵着，地上摆放着老宋写的美工字——他写的美工字像印刷出来的一样；当时他正在写信，寻求加拿大的安置，他已经手工制成了一个致加拿大大使馆的信封，比印刷厂的工做得还美。

事前，他曾邀请我春节去他房间包饺子，之后不了了之了。每当碰面，宋利辉依旧和我招呼、说话，但不再热情。他抱怨房东老板娘在水电费上宰人、更嫌时间难熬，说想搬到朝鲜人社区去住。

孰料，我倒因受不了新搬来的一户柬埔寨难民制造的噪音，先他离去；我搬走后不到一个月，从BRC官员口中得知：老宋不知搬到哪里去了。

“11年啊！”，这个声音至今仍然回响，好像宋利辉就在我耳边。它让我想起了童年电视剧《虾球传》中的一个镜头：虾球老父，于归国轮船上，行李包被小偷（其中有虾球）偷走，万贯资财尽失，年轻时即下南洋“卖猪仔”的此老人，一遍遍冲天悲号：“16年的血汗呀！……”

离开两个月了，不知老宋获得加拿大谈话否？真心祝愿他能够早日到达枫叶之国，忘记过去，安享晚年。

成稿于2010年4月1日星期四中午于曼谷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