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政治”一词可以考证出的最早文字记载是在《荷马史诗》中，最初的含义是城堡或卫城。古希腊的雅典人将修建在山顶的卫城称为“波里”，城邦制形成后，“波里”就成为具有政治意义的城邦的代名词，后同土地、人民及其政治生活结合在一起而被赋予“邦”或“国”的意义。后又衍生出“政治”、“政治制度”、“政治家”等词。因此，在西方“政治”一词一开始就是指城邦中的公民参与统治、管理和解决社会纠纷等各种公共生活行为的总和。在中国，“政治”一词也是古已有之。《尚书•毕命》有“道洽政治，泽润生民”。但是，中国古代的这些“政治”的含义，与西方和古希腊的“政治”含义完全不同，很大程度上只是指一种君主和大臣们维护统治、治理国家的活动。 在更多的情况下是将“政”与“治”分开使用。“政”主要指国家的权力、制度、秩序和法令；“治”则主要指管理人民和教化人民，也指实现安定的状态等。

现代中文里的“政治”一词，来自于日本人翻译西方语言时用汉字创造的相同的“政治”一词。当英文的Politics从日本传入中国时,人们在汉语中找不到与之相对应的词。孙中山认为应该使用“政治”来对译，认为“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他的这一说法在当时的中国非常具有影响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认为，“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的表现”，“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政治是一种科学，是一种艺术”。这些论述概括反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政治”这一概念的基本观点，这些基本观点中所包含的政治的本质、属性、基本内容和特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研究政治现象和为政治下定义的指导思想。这些观点在1949年之后的中国大陆具有绝对的权威地位，凡不认可这一观点者，通常都被认为是需要镇压的异端。

西方的政治学家为政治下过许多定义，例如：1、认为政治是国家的活动，是治理国家，是夺取或保存权力的行为。2、认为政治是权力斗争，是人际关系中的权力现象。3、认为政治是人们在安排公共事务中表达个人意志和利益的一种活动，政治的目标是制定政策，也就是处理公共事务。4、认为政治是制定和执行政策的过程。5、认为政治是一种社会的利益关系，是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治学界对“政治”概念的主要看法有：1、政治是各阶级为维护和发展本阶级利益而处理本阶级内部以及与其他阶级、民族、国家的关系所采取的直接的策略、手段和组织形式。2、政治是一定阶级或集团为实现其经济要求而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活动，以及实行的对内对外全部政策和策略。3、政治是主要由政府推行的、涉及各个生活领域的、在各种社会活动中占主要地位的活动。4、政治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阶级社会的上层建筑，集中表现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权力斗争、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分配和使用等。

以上各种对政治的描述大致包含了今天以前的政治学家关于政治的理解，这些理解也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类政治阶段性和局部性的实际特征。从这样的理解出发，人们不难看出政治这一概念的特性在不断变化，但是所有的理解在相互之间都有历史沿袭的痕迹和相互印证的痕迹。用这些理解联系数千年人类政治的实际，人们不难看出政治在之前的特色：权力、法律、压迫、革命、奴役、反抗、杀戮和战争等。在历史上，政治主要表现就是围绕权力展开的，主要表现为人们攫取、维护、建设、执行、制约国家权力的全部活动。政治现象产生之后，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已高度成熟。政治随着社会从低级到高级的进程而发展，社会成员参与政治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也随之向前发展。到了现代，政治已经成了牵动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并支配其行为的巨大社会力量。

人类之个体为了延续自己的生存，必须要与另一些个体共同行动，而人类对共同行动的需要是为了满足自我的需要。这样一来，自我的需要就会与他人的需要产生冲突。为了解决这一冲突，人类发明了行为规则，就是法律和道德。人的利己倾向是第一位的，利他倾向是第二位的，后者是因应前者而产生的，这两种倾向的总和就是人性。人类的言行和社会发展只能在这个基础上运行，并由此才能得以解释。任由人性自然发挥，人类是得不到自由的，于是他们为了人性的自由建立了规则，有道德层面的规则，也有法律层面的规则。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行为规则，没有道德和法律，任何人都会趁月黑风高而起杀人越货之心，以求自利。行为规则对人类是如此重要，道德和法律从来就显得必不可少。

孔子说：“克己复礼”。“礼”是什么？“礼”就是礼法，就是人们在要求别人的同时，也要求自己遵循的规则，现在，人们叫它“行为规则”。行为规则是干什么的？行为规则就是在利益和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确定哪些利益要站在第一的位置，哪些利益要站在第二的位置。什么情况下“为我”多一些，什么情况下“为他”多一些，都要由社会的行为规则来评判。也就是说，行为规则是为利益、为人的需要、为人的“为我性”和“为他性”、为人的本性的发展和活动提供一种约束。行为规则就好比交通规则，它要求你这样走，别那样走，好让别人也走。行为规则要求你在一定的时候放弃自己的一些需要，去迎合别人的一些需要。不仅一切制度、条例、法、条约等等都是行为规则，而且，所有的风俗、教条，以及社会加诸于你的其它各种要求都是行为规则。行为规则的功用就是调整权力和权利的边界，包括权力和权力的边界，也包括权利和权利的边界。

人们为了得到可以得到的利益，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就要共同行动，不论这种共同行动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人们都需要确立一个必须共同遵循的行为规则；当现行的行为规则不能满足人们对利益的需要时，人们就要修正行为规则，包括制度、条例、法、条约、风俗、教条，以及社会加诸于你的其它各种要求。政治是做什么的呢？政治就是人类为了确立和修正行为规则所进行的一切活动的总和，这里的行为规则包括道德层面的和法律层面的；政治是文化的核心，关乎权力和权利的安排，从而影响到人们的社会心理、社会性格和社会行为及其一切符号，这就是政治深度影响文化的人性根源，从而看出，政治也是一种人性的自我安排和相互安排。政治主要表现为一种集体表达和集体行动，政治的结果是权力和权利的边界得以确立或者重新修正。从一定意义上说，政治就是社会力量对比及其变化，以及表现出来的斗争形式；它可能是你死我活的，可能是妥协的，可能是和解的。

每一个人都是利益的产物和利益的载体，每一个人身上都发生着不同形式的收获和付出，每一个人都是权力和权利的载体。人的权力有大小，权利也有多少。尽管权力和权利在每一个人身上表现得各不相同，有些是欣喜，有些则是屈辱，但权力和权利确实加载到每一个人身上。权力和权利的边界怎么确立和修正，必然影响到每一个人的利益，这就可以说，政治无处不在。人生在世遇到的每一件事，其实都是政治。政治无处不在。经常有人说“我再也不谈政治了”，这就像羊说“我再也不谈狼”一样可笑。羊不谈狼，狼就不来吃羊了吗？撒娇也不是这样撒的吧？政治对人来说就是权力和权利，狼对羊来说生死攸关。你不说话就可以不是政治犯？如果这样想就最终会发现，人家打你时你叫一声都会成为政治犯。任何想要逃避政治的想法只能是幻想，任何想要逃避政治的行为只能是徒劳。

当然，人们纷纷远离所谓的政治是有理由的，因为传统的政治主要是围绕权力安排开展的，这样的政治是请君入瓮的阴谋，是强盗的交杯酒，是政客的赃物。政治让大多数人避而远之，因为现实中被扭曲的政治都是大多为了权力而展开的，其中裹挟着迫害、血腥乃至死亡，政治往往是亡命者的政治。而大多数人对这样的政治避而远之正是专制者所期望的，这可以让迫害或者屠杀变本加厉，让自由、正义的勇士备感凄凉。把政治视为“权术”、“统治术”，认为政治是为争夺权力和施展谋略和玩弄权术的活动，这就是传统政治的主要特点。重要的政治学家比如马基雅维里和韩非都在宣扬这样的政治观点，直至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它对政治的认定依然是：政治是为了获得、保持、夺取权力的各种活动的总称。也就是说，在此之前的政治，大多是权力的存在，而很难看到权利的影子。

应该说，政治既是为了确立和修正权力的，也是为了修正权利的，但传统政治和现代政治还是在这一点上有重要区别的。当政治主要地被用来确立和修正权力时，它主要地表现出传统政治的特色；当政治主要地被用来确立和修正权利时，它主要表现出现代政治的特色。当然，传统政治主要就是专制政治，现代政治主要就是民主政治。政治主要是用来确立和修正权力还是权利呢？不同的现实和不同的答案就预示着不同的政治观点和政治运作方式。无论是民间政治、官方政治还是国际政治，当它主要是围绕权力运转的时候，它就表现为一种危险的政治，往往包含着战争、屠杀、虐待、饥饿、诋毁、没有规则的死和活；当政治主要是围绕权利运转的时候，大多数情况下是相对善良的和相对美好的政治，往往包含着谈判、审判、惩罚、竞争、竞选、批评、有规则的进和退。

以研究饥荒而著称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写道：回顾世界上可怕的饥馑史，在任何一个独立、民主、拥有相对的新闻自由的国家里，从来没有发生过重大的饥馑。这就说明相对善良的和相对美好的政治对人类生存和生活是至关重要的。有政治学家为民主制度和民主社会指定了一系列标准，然后发现符合标准的民主国家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战争。历史上有些国家曾经是有着上千年宿怨的敌手，但在确立了比较成熟的民主制度之后，虽然也会发生磕磕绊绊，但残酷的和大规模的战争从来不会在它们中间发生，比如英国和法国就是这样。欧洲各国之间有着上千年的民族血仇、领土纷争，也已不再重要。时至今日，欧洲各国间已处在国家界限消失的边缘，各国之间有统一的市场、统一的防务、统一的交通，统一的宪法和议会也建立起来，相互之间不再设防，不再像20世纪以前一样需要付出安全成本。这也说明相对善良的和相对美好的政治对人类生存和生活是至关重要的。

法律是明确表达社会权力和权利之间边界的主要杠杆，它是社会利益分配的首要规范。有了这样的杠杆和规范，人们在利弊取舍中怎么权衡得失就有了一定的不由自主的趋向，社会心理、社会性格和社会舆论都会有对应的一套系统因应人们对利益的需要，这时，主流道德也就因应了当前法律精神，这就是法律对主流道德的主导作用。很显然，不论专制社会还是民主社会，法律要想得到顺畅的实施就必须有雄厚的道德底蕴，国家机器的背后必须有民情和舆论的支撑，也就是说，政权的稳定不仅需要枪杆子也需要笔杆子，但笔杆子不能是枪杆子指挥下的笔杆子，否则政权的稳定是虚假的和脆弱的。合情合理合法，应该先合情合理，然后再合法，如果法超乎情理之外，怎么说都是恶法。

政治是为了确立和修正行为规则的，它既要对法律的确立和修正承担责任，也要对道德的确立和修正承担责任。但是，政治要想承担起这样的伟大责任，它首先应该要遵循法律的律条和道德的精神，也就是说，政治行为要在法律框架里进行，要在道德约束下进行。古往今来，有多少抛弃了法律和道德的政治最终又被法律和道德送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数不胜数。反观中国历史，王朝兴起的时候，统治者大多能遵循礼法；王朝覆亡的时候，统治者对礼法的破坏已经无以复加了。不讲道德、不讲法律，也不讲任何规则，统治者以这样的方式维持稳定，其最终结果就是自己给自己掘墓。

社会主义第一代领导人列宁，早在1917年4月，就曾公开赞成“苏维埃俄国在多党制的条件下实行比例选举的制度”，列宁认为：“那时政权从一个政党转到另一个政党手里，就不需要经过流血，只用简单改造的办法就行了”。这是社会主义的先行者里关于“社会主义多党制”的最早设想。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搞的社会主义本身就是空想的社会主义，任何善良的和美好的设想都会落空，最终设想成为梦魇。斯大林们和毛泽东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从来都是蔑视法律的，看看他们在法外使多少人头颅落地，就可以知道他们的私家江山不可能传之万代。

就共产党统治中国的60年来说，毛泽东时代毫无疑问是独裁，连毛泽东自己都说自己是独裁；后来中共内部有了一些集体决策的迹象，人们立即就转口说中共已经由独裁转化成了专制；再后来，专制的东西逐渐失去了贯穿力，也就是所谓的“政令不出中南海”现象，人们又转口说专制进化成了威权，或者后极权。循环往复，玩弄一些概念的游戏而已。独裁、专制和威权，一言以蔽之，就是专制。专制政治的性质都差不多，都是权力在游戏，权利被极力排除在政治之外，中共几代领导人玩的都是这样的游戏，玩法不同而已。中国的政治不是民主的政治，这60年来依然不是。民主的政治不是专政的政治，它必须遵循规则，使人人都有玩的机会。遇罗克雕像上镌刻着：“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力，我们一概不承认”。他40多年前说的话，放在今天掷地有声。是一党政治至上还是法律至上，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是用一党政治指导宪法和法律，还是以宪法和法律规范政治，这也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当今中国的政治需要改造，必须把政治改造成相对善良的和相对美好的政治，我们需要这样的政治来确立和修正权力和权利的边界，确立和修正法律和主流道德，但我们更需要的是遵循法律的政治和敬畏主流道德的政治。我们要求政治把政治规范放在至高的地位，也要求政治把政治伦理放在至高的地位。如果既不讲政治规范也不讲政治伦理，任何政治都是非法的政治。中国人民面对的正是这样的非法政治，我们必须将这样的政治进行革命性改造，否则中国人民的自由将无从谈起。尽管人们出于恐惧而回避政治，但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政治，人们不政治化是不可能的。中国人民要争取自由还是要依靠自己，以公民不服从的精神内核走抗争的道路才能争取到更多的权利，从而在根本上扭转中国的政治，使政治走出垄断，成为每一个人的政治，自由的政治，民主的政治，能够接受规范的政治。

注：本文是作者《公民社会与中国多元政治的重建》一文的上半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