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以来，中国大陆恶性公共事件频生，特别是邓玉娇刺淫官案引发海内外舆论震荡，导致网怒如潮，民间立场一边倒地团结一致，毫不含糊地表达与权贵针锋相对的情绪对立。这充分印证了中国民众对事实真相的渴望和对政府行政与司法执法的绝望。

湖北石首市永隆大酒店发生的命案是最新的一起。2009年6月17日晚20时许，该酒店24岁的男性厨师涂远高的遗体在该酒店门前被路人发现并报警。警察认定此案为坠楼自杀，但家属却认为死因不明，有诸多疑点：案发现场竟没有警察维持秩序；死者坠落地点竟没有血迹；该酒店大门用木棍牢牢地从里面封住；该酒店空无一人，事件发生后，酒店方面一直无人现身，它的老板到底是谁？至今仍然无法揭开谜底。为此当地7万居民，团结一致，协助死者家属拒绝交出尸体，“护尸”80小时要求揭开真相。在此期间，警方多次试图抢尸，而石首市7万名民众涌向街上，从6月19日至20日连续多次与警方激烈冲突。警方使用防暴车辆和消防车辆，向市民扔掷催泪弹、喷射高压水柱；民众则用石块、砖头和酒瓶予以回击，将试图抢尸的武警多次赶跑。现场秩序一片混乱，多部政府车辆被打砸，永隆大酒店火光冲天。

这起被当地政府称为“围观起哄”的民间万人抗暴，是2009年以来最大规模的群体冲突事件。湖北省省委书记罗清泉、省长李鸿忠赴石首亲自督阵指挥。6月20日，当局竟封锁道路与航运，从河南、广东等地调动包括128师在内的3个武警机动师前往镇压，共有147辆军车、近3万名军警向石首永隆酒楼开进。21日凌晨3点，军警清场行动正式开始，有报道称：近70人被警方抓捕。至21日早上8点，清场结束，死者尸体被抢，周围上万民众被强制驱散。网络舆论一致戏称武警为“中国人民武装抢尸队”。有网民感叹道：“还是共产党牛呀!”

据报道，这家酒店两年前就发生过类似命案，有女性服务员以同样的方式死于非命，酒店曾用3万元摆平；还有人称，1999年还发生过一起一名女性被强奸后扔下楼的案件。据说该酒店有石首官员参股，酒楼生意一直很差，主要靠贩毒维持经营，石首市有吸毒人员愿意出面作证该酒店专事贩毒。其中种种黑幕与疑团，令事件的发展扑朔迷离。

一起离奇命案，引发一场震惊中外的大规模警民冲突，而政府处理骚乱的手法，一如继往，除了镇压还是镇压，又是在用“不明真相的群众在该市东岳路和东方大道设置路障，阻碍交通，围观起哄，少数不法分子借机制造事端”的说辞灌输百姓。记得去年中央党校科社部教授秦刚大胆批评政府说，“观察众多群体性事件，都存在老百姓利益表达渠道不畅，政府与民间沟通不到位、机制不完善的问题。有的地方处理问题的时候动不动就出现‘不法分子'、‘敌我矛盾'等阶级斗争词汇，对自己工作态度、工作方式的反思不够”。中国人民大学毛寿龙教授则认为，“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本性原因在于个人无法找到协商机制和利益维护机制”。危机管理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公共传播研究所副所长胡百精说：“一个社会最健康的状态就是能够把个体的困境转化为公共问题，大家一起投入智慧和精力进行协商，毕竟社会对抗的成本远远大于社会协商的成本，而最不健康的状态是局部出现问题后，局部去压制。如今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已经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以上言论充分印证，现在连体制内知识分子与主流媒体也发表痛批官方所谓群体性事件发生原因是“不明真相的群众”、“少数不法分子借机制造事端”、“黑恶势力幕后指使策划”等等说辞。

记得新华社《瞭望》杂志曾特别刊发了《评群体性事件：群众“不明真相”是官员失职》的文章，痛批政府“寻找敌人”。该文认为：为了给这样的“体制性迟钝”寻找遁词，官员在应对群体性事件时，倾向于走极端，延续“寻找敌人”的专政思维，简单粗暴地“扣帽子，揪辫子，打棍子”。面对危机，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努力化解矛盾，而是上升到“政治高度”，对事件超前定性，把群众利益诉求“泛政治化”：要么认定“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挑唆煽动”，要么认定为“有黑恶势力操纵 ”，然后把公安机关推上一线，采取高压手段解决问题。文章特别指出：在“寻找敌人”的同时，一些官员还习惯于封锁消息，控制舆论，制造出“不明真相的群众 ”。而“不明真相的群众”暴露的是一些官员对民意的漠视，以及对“权力必须接受监督”这一法治理念的强烈反感。

如今，石首警民冲突事件的处理手法，正应了《瞭望》杂志文章对政府专政思维的抨击。为此有网友称：60年没有见过选票，没有全民教育，没有医疗保险，没有新闻开放，没有言论自由，没有信息自由，没有迁居自由，没有司法独立，没有舆论监督，没有独立工会，没有国家的军队，没有宪法保护，剩下的只有全民怒吼“草泥马”。在当今中国，“草泥马”已成为民间抗暴的统一口号。

2008年以来，中国的警民冲突群体性事件已趋高发之势，瓮安群体性暴力事件、孟连警民冲突事件、甘肃陇南事件、陕西府谷县警民抢尸事件、广东惠州骚乱事件等冲突蜂拥而起，浪击中国。为此在全国综治办主任会议上，中央综治委副主任、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中央综治办主任陈冀平在接受采访时指出：“2009年将是各类社会矛盾碰头叠加的一年。我国社会稳定形势处于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刑事犯罪高发的基本状况不会变，而在当前形势下，新的社会矛盾将不断产生，原有的一些社会矛盾也可能随之凸显，并呈现出经济领域的新矛盾与老矛盾、经济领域的矛盾与其他领域的矛盾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局面。”这位中央政法委高官不得不承认，当今中国社会人心理失衡，对社会的不满情绪潜滋暗长，动辄采取过激行为。

当下，中国大规模的群体冲突事件四起，民众团结一致“围观起哄”，究其原因就在于自“六四”以来，邓小平以坦克履带拒绝政治改革，强行推行“发展就是硬道理”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导向，致使“稳定”压倒正义，“发展”逼退公平。因此今日中国社会贫富对立、官民对抗已成为两大主要矛盾爆发出来。民意决定了执政者的社会基础与合法性。当今社会，以民众发泄不满，怀疑所有政府政策举措，敌视一切官方行为为主要特征的群体性“围观起哄”，说明中共执政的民意基础已经土崩瓦解，极少数当政者固守的“中国特色”制度模式已陷于死局。眼下，大江南北随时随处都在爆发“无直接利益冲突”，不少参与群体事件的民众，本身并没有直接利益诉求，而是因曾经遭受过制度性的不公平对待，长期积累下愤世不满，借机宣泄，扩大事态，酿成骚乱。这足以证明，民众团结一致“围观起哄”的现实挑战，已对中共统治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在当今中国，老百姓普遍愿意参与社会冲突，绝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情绪表达或发泄，而是由一种“弱者联合”法则支配的社会事实。正因为中共拒绝普世民主化的道路，权力不受制约，政府力量太强大，因而必然会挤压民间私权空间，维系社会“重官轻民”的不平等格局，所以才迫使民众在社会冲突中，自觉不自觉地联合一致，“围观起哄”，发泄不满，借此方式开拓权利空间。只要官方权力不受制约，过于强大，政府就必然要在发生社会冲突时面对群众的联合维权和激烈的对抗行为。

然而，中南海的执政者们在公民如此普遍要求制度变革，反腐败、要民主的严峻挑战，以及网络世界一场场公民力量联合行动的集体宣示面前依然僵化守旧，还在发起拒绝宪政改革的《六个“为什么”——对几个重大问题的回答》的旧式宣传，对全民进行所谓“核心价值”党课大洗脑，因此就必然要遭遇民间“草泥马”的舆论反击与阻截。由此可见，在最新发生的石首警民冲突事件中，民众团结一致的“围观起哄”，正是对“中国特色”制度死局的考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