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疯人院》刚刚在台湾出版，《中国底层访谈录》的日文译者刘燕子就来急电，称东京《读卖新闻》特约四川大地震一周年的纪念稿。

我这条记忆搜救犬，奔忙了10个多月，已经身心疲惫。我当即就说：至少在相当一段时期，我不愿再回顾那种万劫不复的炼狱图景。而刘燕子和《读卖新闻》却愿意等。

接着，她谈到侨居或往来于日本的多数中国文人，都不认同甚至反感我的“底层”作品。在一个讨论会上，她刚把自己熬磨了4年的砖头厚的译著摆出来，还未及开口，一位同胞就发难：“廖亦武将这些底层人的谈话公开，经过了当事人的签字认可吗？”

是的是的，我在近20年间，采写了300多个社会底层人物，除部分当事人口述录音和影像，手里竟没有一份《签字认可书》。在《地震疯人院》里，我记录了一个嫖客和暗娼的爱情故事。在小地方北川城，他们偷偷往来了大半年。2008年5月12号下午，他们刚上床，正卿卿我我，就山崩地裂了。女人反应快些，楼房垮塌前的几秒钟，就光着身子弹起来，前脚已插进卫生间了，却在轰隆中听见男人的惨叫。于是她反身几步，拽住倒地的男人；男人借她的力，猛窜到墙角，眨眼逃脱了；而她当场就被砸死了。

两天一夜后，男人重见天日，却绝口不提旁边还活埋着一个女人，因为她赤身裸体，因为他曾经有老婆孩子。虽然老婆孩子也丧生于地震，但社会公认的所谓伦理道德不允许他吐露真相。正如共产党高官百分之九十都贪污腐化，可百分之百都能背诵胡锦涛主席的“八荣八耻”。

请大家注意下面这段对话：

“老婆孩子固然惨，但北川人都惨，失去几个、甚至十几个亲人的家庭家族，多如牛毛。将来在废墟中立纪念碑，我老婆孩子的名字会刻上去。可是小马，因为她不见光的职业，损害社会主义国家形象，将会被省略掉。”

“你会记得她吗？”
“只能在灵魂深处了。”

“她的尸体呢？”
“留在原地。”

“你得救了，没让人掏她上来？”
“我不想亵渎她。”

“你担心自己丢丑吧。”
“都死过一回，还有啥丑不丑。”

“是嘛，人都是光溜溜来，光溜溜去。”
“可人需要衣裳，需要伪装。哪怕我光溜溜上地面，手里还死死抓住自己的衣裤呢。我不可能告诉他人，身边不远，还有一个……”

我以一种双双烂醉如泥的问答方式，得到了这个故事；我明白即使面临末日，中国人依旧活得无耻、无奈、低贱而顽强。要不，3000多年前，写《周易》的周文王，被暴君商纣王关在地窖里，怎么还能若无其事地喝掉用自己儿子的肉熬成的粥？2000多年前，写《史记》的司马迁，怎么还能在割掉卵蛋的奇耻大辱中，开文史兼备的先河？从他们到我们，从古至今，所记载的文字，有没有一份当事人的《签字认可书》？在共产党的历史中，倒是有无数经过本人“签字认可”的《认罪书》、《保证书》、《检讨书》、《揭发材料》，可信吗？暴力、饥饿和谎言之下，有真相吗？我不明白，日本为什么聚集了这么多漠视常识的学院犬儒？这么多怕被历史和现实的血腥脏了手的高雅的中国文人——跟清末民初聚集了那么多流亡革命志士形成鲜明对照——难道日本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缺席或在历史中永远蒙羞的暧昧的岛国？

我得承认，大地震一周年，在震中矗立的死难者纪念碑前，祭奠仪式还算动人，并一反“化悲痛为力量”的合奏合唱套路，沿袭黑人葬礼的低回的单音小号，胡锦涛主席率先献上一支菊花，跟着才是官员和百姓，才是蔓延开去的菊花。可是菊花和鞠躬，大约只针对表面的、能够得到官方“签字认可”的死者。官方统计之外的死者呢？还有那个舍己救人并隐姓埋名的娼妓？

手边刚好有明代的市井小说集《三言二拍》，其中称颂妓女的“卖油郎独占花魁”、“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篇目曾经家喻户晓。同老祖宗相比，与时俱进的我们，已进化得“伟大、光荣、正确”，溃疡得近乎完美。不错，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无耻新中国。

1980年代，我20多岁，看过进口的日本电影《望乡》。大约是栗原小卷主演。叙述的是二战后，为了国家的经济复苏，一批日本妓女背井离乡的故事。她们在海外，用自己的皮肉打拼，有的一天接客好几十，快昏迷了，可一旦坐起来，就疯狂地数美钞。她们为国为民，挣了大量外汇，自己被榨干，还没脸重返故土见父老乡亲。影片结尾，是无名孤岛上的大片坟墓，陆续葬身于此的她们，连墓碑也统统背向海那边的祖国。

“崛起的日本”有黑暗中的强暴、血泪和羞辱垫底，而“崛起的中国”在无数次强暴、血泪和羞辱之后，还要继续以煽情和遗忘来垫底？地震中国版的《望乡》在哪里？是否还要等候若干年，在中日友好或中日交战的氛围中，由日本导演将我的《地震疯人院》搬上银幕，使之成为一个意识形态代码？

2009年5月16日，星期六，四川成都远郊

注：《地震疯人院——5·12四川大地震记事》于2009年4月由台湾允晨文化出版社推出繁体汉语版，5月由巴黎META-EDITIONS出版社推出法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