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澜壮阔的八九民运，迄今已经24年了。这些年来，中共权贵集团自然是无所不用其极对它泼脏水。然而，在学界也有人说它只是社会运动，不是政治运动；在民运圈也有人说它只是爱国运动，不是民主运动。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厘清八九民运的性质。官方指控赵紫阳是“动乱”的幕后黑手，赵紫阳本人不承认，运动的参与者也不承认。因此，对于赵紫阳与八九民运的关系，也有必要进行系统的梳理。

一

概括地说，八九民运是一次“对内的”国民运动，一次反“反自由化”运动，一次全民反腐败运动，一次宪政民主运动。

对内的国民运动

梁启超在总结自己经历过的国民运动时说：“对外问题易发动，对内问题难发动。……自公车上书至五四运动，凡壮烈之举，以对外为动机者十之八九。”而“内政上局面不转变，争外交决无结果。外交主张，是要政府去办的，国民不能努力建设一个象样的政府，而拿许多话哓哓向人，在自己是‘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在人家看来，完全是一种戏论。”他赞扬五四运动，因为“‘五四运动’与其说是纯外交的，毋宁说是半内政的，因为他进行路向，含督责政府的意味很多。”“以后我们若不打算做国民运动便罢，若还打算做，决然应该把方向转变，从外交方面转向内政方面。”

梁启超所期盼的大规模的“对内的”国民运动，要到半个世纪后才出现。这就是1976年的四五运动和1989年春夏之交的八九民运。四五运动在当时被镇压，但很快就获得官方的平反，而且结出了丰硕的政治果实：十月政变，“一举粉碎‘四人帮’”；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的新路向。八九民运受到更加残酷的镇压，至今尚未获得官方的平反，但它也直接间接地改变了世界进程与中国发展。“六四”镇压的残暴行径与世界谴责，使之未能在苏东剧变中重演；“六四”后普遍的政治冷漠和政治不合作，使得邓小平为了重新获得民意，加快推出市场经济。

梁启超说：“政治轨道，是要把政治建设在国民意识之上，想引它上轨道，除了市民群众运动外没有别条路。”“运动来运动去，从前的空想，渐渐的都变成事实了。国家的发展，全人类的进化，都是从这一个根子来的。”“简单说一句话，国民运动便是共和政治唯一的生命，没有运动，便没有生命了。”“凡国民政治运动总是成功——虽失败也算成功，为什么呢，因为靠他才能养成做共和国民资格，成固然养资格，败也是养资格。资格养成，什么事干不了，所以国民运动只有成功，没有失败。”欧洲种种有主义的政治都是从这种国民运动制造出来。中国迟迟没有走上政治现代化的轨道，是因为在国民运动方面比欧美人还欠着“几十年几十次的失败”。有人说，由于中国人的政治文化、政治素质，即使再有一次八九民运，也难以避免“六四”镇压的悲剧。这是一种宿命论、文化决定论，他们完全不懂“失败是成功之母”的道理。

反“反自由化”运动

八九民运首先是一次学生运动。4月18日凌晨，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向官方递交的七条要求，第一条是“要求党中央重新评价胡耀邦的是非功过”，第四条是“要求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运动，为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平反昭雪”。要求平反冤案，是中国民主运动的一个传统。例如1957年五一九运动要求平反“肃反”运动中的冤案，1977年的早期民主墙运动要求为四五运动平反、为邓小平平反。

1986年秋冬发生了波及全国的要求民主选举的学生运动。邓小平认为这是时任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反对“自由化”不力所导致，迫使胡耀邦下台。他下令开展“反自由化”运动，并且强硬宣称“反自由化”要坚持一百年。由胡耀邦突然病逝触发的八九学运，从一开始就明确针对邓小平的“反自由化”运动。砸小瓶，吊小瓶，“该死的没有死，不该死的死了”的标语，学生在运动最初阶段的这些行为，矛头直指邓小平，比赵紫阳5月16日与戈尔巴乔夫的讲话要早一个月。

反“反自由化”运动，也就是“自由化运动”。学生七条要求的第二条是“要求新闻立法，开放报禁”，第五条是“要求取消北京市‘关于游行示威的十条规定’”。4月21日第一个站出来支持学生运动的知识界联署公开信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实现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确保大众传播媒介的舆论监督功能。”要求兑现宪法规定的各项公民权利和自由，从1979年民主墙运动、1980年高校竞选运动到八九学运，是一脉相承的，区别仅仅在于，八九民运的群众支持度和参与度，是前所未有的。

全民反腐败运动

学生七条要求的第三条是“要求公布中央领导及其家属的财产和收入”。上述知识分子联署信的第二条是“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清除各级党政机构中日趋严重的腐败现象，解决严重的社会不公问题”。到4月27日大游行的时候，学生们把“反腐败，反特权”作为一个主要口号，起到了极大的社会动员作用，吸引各个市民阶层参加到八九民运中来，使之从学生运动发展为市民运动或者说全民运动。

不受限制的权力导致官员腐败，是各式各样的专制政体包括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痼疾。毛泽东在1950年代发动“三反运动”、“整风运动”，都是想解决腐败问题。“文革”初期能够吸引亿万群众的参与，“反腐败”也是一个主要的诱因。“文革”后期年老体衰的毛泽东亲自出面包庇“走后门”行为，使包括前“造反派”在内的群众对其彻底失望。到1980年代中后期，随着价格双轨制的实施，“太子党”经商、“官倒”问题成为众矢之的。通过倒卖“批文”一夜暴富，是民众最深恶痛绝的社会不公现象。因而，反腐败、反官倒、反特权的口号，能够引起社会各界最广泛的共鸣。

波兰尼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中指出：整个近现代文明的历史，是“自我调节市场”的扩展和“社会自我保护机制”的共存与矛盾运动构成的社会“双向运动”。市场越是发展，社会就越是试图保护自己，将市场重置于社会掌控之下。社会自我保护机制失败所导致的自我调节市场的无限扩张，最终将会导致人类文明的崩溃。在1980年代中国“自我调节市场”的扩展运动刚刚起步的时候，以八九民运为代表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也随之而起。如果没有“六四”镇压，那么将会形成彼此良性制衡的社会“双向运动”。然而今天我们面临的现实是：市场与权力勾结在一起，发展成最野蛮的“权贵资本主义”，而“社会自我保护”运动却受到“警察国家”最严厉的压制，完全缺位。

宪政民主运动

梁启超指出：“政治运动者，国民中一部分，为保存国家及发展国家起见，怀抱一种理想，对于政治现象或全体或局部的感觉不满足，乃用公开的形式，联合多数人继续协同动作，从事于宣传与实行，以求贯彻政治改革或政治革命之公共目的，所采之一种手段也。”笔者也曾指出：社会运动以改变已有的社会价值趋向、特定的利益分配格局以及僵化的社会生活习俗为目标，政治运动以改变政体即强制性的价值分配系统的模式和程序为目标。或者说，前者涉及谁多分一点，谁退让一点；后者涉及由谁来分配，怎样分配。八九民运是争取宪政民主的政治运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六四”后被通缉知识分子名单中位列第一的严家其，在八九民运前夕大声疾呼：“不能重蹈赫鲁晓夫、刘少奇那样非程序的权力更迭的覆辙”，“今后中国政治改革的首要问题是在九十年代修改宪法”。在八九民运高潮时，严家其与包遵信领衔发表《五一七宣言》，喊出了“打倒个人独裁！”“老人政治必须结束！”的口号。

在八九民运中被停刊的《世界经济导报》，4月10日以《未来十年中国改革的初步设想》为题，摘要发表温元凯等人的文章。该文提出了“推行民主政治”的一系列主张，包括“建立宪法委员会实行违宪审查”，“直接选举人民议员”，以及“党理党务——执政党和其它党派应在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的范围内，处理党的事务，参与国家、政府和社会活动”，“党筹党费——执政党（以及其它党派）都不能随意由国库支取活动经费；在现阶段，凡由国库支取的党派活动经费应予公布；党组织和党员应对党的活动承担经济责任”，“党正党风——正党风首要正党内和上层，尤其是高级干部及其子女”，“党容党派——执政党要容忍其他政党（包括遵守宪法的反对党），切实实行多党政治合作；党内应允许不同派别（包括遵守党章的反对派）共存”。

6月3日被捕的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曹思源，与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的陈小平等人在学潮爆发前夜连续召开修宪讨论会。曹思源提出了以建立“社会主义议会制”为核心内容的修宪建议。在官方宣布戒严后，曹思源受胡绩伟的委托，组织了五十多名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连署活动，要求提前召开人大常委会会议，使其发挥宪法所规定的最高权力机构的作用。

“六四”后判刑13年的笔者与王军涛所掌控的《经济学周报》，5月21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呼吁：“我们要求全国人大立即召开特别会议，根据宪法确立的原则，通过合法程序，对学运性质进行评议。”文章指出，现有体制“未能适应现代化建设。因为，现代化进程是工业革命引起产业结构、社会结构、制度结构及人们心态剧烈变动的过程，必须建立一种机制，适时适度地适应变动，进行自我调整，有效地公平地整合各类利益；从而实现政治稳定。这种体制，只能是民主宪政。所谓民主宪政，主要包含如下原则：（1）以个人作为政治活动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与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2）代议制与普选，（3）责任内阁的行政政府，（4）分权制衡的政治体制，（5）党派斗争公开化、合法化、规则化、非暴力化与结社自由，（6）社会生活领域多样化与政府权力有限性，（7）舆论自由与出版自由及信息开放。对于中国而言，主要指重新界定各类政治设施（党、政府、企业、社会团体、公民等）权限，调整它们之间的关系，制定各自的运行规则。”

笔者曾指出，四五运动的组织化程度很低，运动的参与者都是一些心心相印的独立“分子”和小的“团粒”，没有一个成型的组织。八九民运则不同，在运动期间产生了北京市高等院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外省赴京高等院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北京市民自治联合会、北京知识界联合会、首都各界爱国维宪社会协商联席会议等组织。由此可见，八九民运是一次比四五运动组织化程度更高、更成熟的民主运动。

（未完待续）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06期   2013年5月31日—6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