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经进入多事之秋，边疆地区的冲突正在蔓延，而内地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让地方党政官员焦头烂额。作为一个执政60年的政党，为什么会陷入如此窘境？当前党政官员在处理危机的时候，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沟通。因为没有沟通，所以缺乏信任；因为没有沟通，所以积累矛盾；因为没有沟通，所以缺乏成效；因为没有沟通，所以失去了执政的基础。

其实，在中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中，不乏关于沟通的规定。无论是常态化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是政府举行的座谈会、听证会，都是为了加强沟通，确保执政的科学性。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执政者取得政权之后，从农村走向城市，他们丢掉了在田间地头和农民促膝交谈的良好传统，也忘记了扩大民意基础的重要性。党政机关森严壁垒；外出视察前呼后拥。就连一个小小的县委书记下乡调研，都有大量的地方干部陪同。这是一个早已脱离了群众的封建王朝，也是一个逐渐走向腐朽和没落的权贵朝廷。

在这个政权体制内部，建立了层层叠叠的官僚等级制度。从中央到地方，官大一级压死人，各个衙门里端坐着无所事事的官僚，他们的吃喝拉撒全部由纳税人提供。如果他们想要伸展筋骨，出外考察，那么地方官员必然会兴师动众。在这个官僚体制的内部，个别官员试图接近群众，可是他们非但得不到体制内部的认可，而且也得不到群众的认同。其中的道理非常简单，他们的每一次亲民，都会给地方带来更多的灾难，比如个别被高官宠幸的居民，会强占国家和他人的资源。

当年“马锡五”在陕北高原可以盘腿坐在农民的炕头审理案件，如今这种“不专业”的审理方式，早已被程序严密的司法诉讼所取代。这是进步吧，但随之而来的是，乡民要想打官司，必须不辞辛苦地长途跋涉进入城中，诉讼对于他们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痛苦而又漫长的历程。这样的司法专业化，没带来效率，带来的却是司法的神秘化，许多法官只有在法庭上才和当事人见面，他们用当事人听不懂的术语，解决当事人之间的争端，最终的结果是原告被告都莫名其妙。

进入网络时代，执政者仿佛找到了与公众沟通的捷径。最高当局鼓励官员上网，在网上倾听民众的呼声。于是乎，大大小小的官员坐在办公室，沉溺在互联网，试图通过互联网与公众沟通。或许他们不知道，和他们进行网络交流的多是匿名者或不谙世事的未成年人；或许他们根本不清楚，他们以这种方式征求民众的意见，恰恰被少数当事人所利用，他们借助于互联网的虚拟性，不断制造一个又一个热点事件，从而使执政者忽视了绝大多数民众，在网络媒体的操控下疲于奔命。

可怜的执政者，仿佛已经年老体衰，双目失明。他们要么不愿意走出家门与群众沟通；要么根本无法走出家门。更糟糕的是，在干部的提拔和任用方面，为了表示倾听民众的意见，组织部门设计了公示环节，希望以信息公开唤起民众的支持。可是，由于候选人是由组织部门决定，而所有征集到的意见并不需要反馈给公众，结果这种半开半闭半推半就的沟通方式，非但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反而使公众对干部的任用冷嘲热讽。民众认为这样提拔干部，不是尊重民意，而是公开强奸民意，执政者将所谓“公众意见”当作强行个人旨意的挡箭牌，他们通过制度化操作愚弄百姓。

现在中国有了政府发言人制度，每当出现群体性事件或者突发事件，政府发言人总是会煞有介事地站出来，宣读官方准备的材料。有时候政府发言人也会邀请若干官员解释政府的立场或红头文件。但是，这种半导体式的沟通方式，让人们更加清醒地意识到，政府发布信息的目的，不是尊重公众的知情权，而是为了转移公众的视线。所以，每次政府发布新闻之后，总是受到社会各界的强烈质疑。

人们感到奇怪的是，一个靠发动群众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政党，为什么在和群众沟通方面出现了如此大的问题？为什么一个善于制造群众运动、不断进行阶级斗争的执政团队，在执政60年后却越来越不敢面对公众？按照马克思所构想的政治制度，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实现公有制，为了更好地实现社会资源的分配，政府官员必须时刻生活在群众之中。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明确规定，人民代表的工资不得高于普通劳动者，这样做的目的是害怕执政者脱离群众，以权谋私，损害公众的利益。可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建立了庞大的官僚体制，豢养了大大小小的官僚，他们只进不出，从而使整个官僚体制越来越膨胀。为了平衡执政党内部利益，最高当局不得不默许或者纵容官员以各种手段掠夺财富——以分赃体制保持执政党的内部稳定（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官员的基本工资都不高，但是他们的公务消费却名列世界前茅）。

可怜的普通民众，面对官员们的深宅大院和壁垒森严的政府办公楼，不得不强忍泪水，把牙齿吞到肚子里去。从表面上看，整个社会秩序井然；但从深层次来分析，人们就会发现，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昭示如此执政的执政党已彻底腐烂。最高当局试图通过一系列的修修补补苟延残喘，但事实证明，一旦失了民心，即使再精妙的算计，也无法再取信于民。如果中国实现民主大选，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目前的执政党一败涂地。中国执政当局似乎面临两难：如果加快民主改革的步伐，那么必然会失去政权；如果原地踏步，将会积累更多的民怨。

世界上历史优秀的政党，往往是那些具有开放性、不断吐故纳新的政党，他们通过改变自己的党章，吸收新鲜的血液，与时俱进。而那些封闭的政党，虽然可以依仗强权继续执政，但内部早已腐化堕落，一旦出现强有力的政治竞争者，那么将会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因为这些党的执政者脑满肠肥不思进取，他们的所谓改革都是为了获取更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现在中国正进入历史的转折时期，民主作为社会的普遍共识，早已写进了各种法律文件之中。但是在制度化操作的过程中，由于执政党始终不愿意面对公众，不落实宪法履行法律，所以中国的政治呈现出许多荒诞性。一方面执政者表示尊重公众，可是另一方面在官员任命中，却公开强奸民意。老百姓一次次地希望，又一次次地失望。

在这个周期性的政治恶性循环之中，执政者陷入到四面楚歌的境地，他们的任何举措都会遭到冷嘲热讽。尽管媒体不敢鼓吹推翻政府，但是民众却抱着幸灾乐祸的心态，愿意看执政者的笑话。有一个笑话，说领导下乡视察，中途迷路，司机向路边的小贩问路，小贩故意将其引入死胡同。更令人深思的是，现在有些干部被杀害，不论原因，人们不谴责凶手，反以各种方式赞之为英雄。这说明了什么？民众已经将执政者作为了敌立面。孤立中，执政者面对波涛汹涌的愤怒，其各种政策非但得不到公众的支持，在危急关头，他们反而会被民众推入汪洋大海。

过去执政者控制新闻媒体，总是宣扬形势大好，但现在新闻媒体也不得不改换腔调，需要经常报道些负面消息，他们不得不这样做，因为民众需要。在危机的漩涡中，有些官员指望以提高GDP收拢人心，殊不知他们是弄巧成拙，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背后，是分配不公，贫富差距加剧，民众产生了更多的怨愤。还有些官员说要吸收民众参与决策，实现还权于民，但这算什么还政于民？假如在半个世纪以前，这样做或许还有用，可是今天民众已不再相信权力者，他们会以各种方式进行抗争，直到真正实现人民主权。

中国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主体在公民，如果没有公民的广泛参与，那么任何改革的设计都可能是画饼充饥。中国需要尊重民众的权利，自下而上重新建立民主政治体制，而恰恰在这一点上，中国当局乏善可陈。近年来，执政者实行了不少体制“改革”，比如行政减员、部委合并，但是这些无不以失败而告终。所谓减员增效的行政体制改革已为笑柄，一次次的行政机构合并，换来的是越来越多的财政支出；一次次更换政府机关的招牌，结果却是官员更多，纳税人的负担更加沉重。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已经陷入到了“提着自己的头发向上爬”的荒谬中，每一次改革触及到执政者的切身利益总是戛然而止，每一次改革总会使既得利益者占有得更多。

在重要的历史关头，体制内个别执政者曾想改革，使中国走出绝境，但是他们最终失败，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只留下孤独的背影。而大多数官员看到了大势，他们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利用经济变革时期出现的各种空子，千方百计地囤积财富、占有资源。甚至有些官员已经做好了溃败的准备，把自己的家人连同财富转移到国外，一旦有变，就像非洲那些被赶下台的政客一样到国外做寓公。可怜的是那些底层民众，他们除了以死抗争之外，几乎没有其它生存之道。在这样的政治制度中，中国如一艘濒临崩溃的大船，无论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在相互拉扯之中，很可能会同时被淹没。

我们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情景，所以我们希望执政者能后退一步，给民众以希望。当年英国约翰王曾经在充满杀机的温莎城堡接受贵族提出的条件，签署了《大宪章》；中国的执政者也应该在民怨沸腾的大背景下，重新选择自己的姿态，尊重民权，还政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