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陈希同《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和李鹏《关键时刻——李鹏日记》所描述的赵紫阳成为八九民运“黑手”的线索是：1988年夏秋，赵紫阳犯了“价格闯关”的错误；到了同年10月，中国工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的时候，邓小平与李先念等元老磋商酝酿让赵紫阳下台；此后，赵紫阳的“智囊团”开展一系列“倒邓保赵”活动，从而诱发了学运和民运。根据赵紫阳口述回忆录《改革历程》、吴伟《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以及鲍彤、蔡文斌等人新近的回忆，上述对赵紫阳的指控，是从头到尾都不能成立的。

“价格闯关”的过程是这样的：首先是1987年底，孔丹、秦晓、马凯等人在一起议论，提出了“改革遭遇泥潭期”的理论，认为应该趁着邓小平、陈云这些老人家健在的时候，尽早闯过这一关。1988年2 月，唐欣与老朋友邓朴方聊天时，转述了孔丹等人的“改革遭遇泥潭期”理论和上述对“价格闯关”看法。唐欣认为应当是邓朴方把这些意见转告了邓小平。邓小平下定决心后，于同年5月5日第一个告诉李鹏。事后，正是李鹏向政治局常委传达了邓小平关于加快价格闯关、长痛不如短痛的意见。直到5月16日，赵紫阳才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明确谈到物价改革和“过关”问题。主持制定“价格闯关”具体方案的，则是姚依林。政治局会议关于“价格闯关”的宣告引发群众性“抢购风”后，赵紫阳认为自己作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应当负起主要责任。直到赵紫阳下台，他都没有向鲍彤透露过邓小平在其中的责任。由于赵紫阳的上述“保邓”表现，在1988年10月李先念向邓小平进谗言时，邓小平是“保赵”而不是“倒赵”的。现在事情已经过去24年了，没有任何一位赵紫阳“智囊团”成员或者学运领袖，透露过他们之间在学运发动前，有过什么联系，因此，根本就不存在所谓操纵学运的“黑手”。《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最激怒学生的，就是指控他们是被操纵的。

根据鲍彤的分析，导致赵紫阳下台的原因，与“价格闯关”和其后的所谓“倒邓保赵”风都没有关系；是赵紫阳在八九民运期间的言行，引起了邓小平愈来愈强烈的不满，最终做出“倒赵”的决定。邓、赵分手，邓家子女起了很坏的作用。据鲍彤回忆：“有一次邓楠来找我，问我为什么要调查邓朴方的康华公司？我说：这是国务院的决定。她问为什么。我说：现在很多地方、很多部门对康华公司已经很不满意，康华公司可以免税，地方上很多企业纷纷愿意归进康华旗下，让康华帮他们免税。我跟邓楠讲得很诚恳，说这里面问题很复杂，把事情查清楚对康华有好处。……邓楠非常失望，拂袖而去，扔了一句：‘老娘有意见！’”邓家子女不知道邓小平、赵紫阳、中联部在中苏最高级会谈上的有关安排与意外，因而误解了赵紫阳对戈尔巴乔夫所说关于邓小平在党内作用的一席话。邓楠打电话骂赵紫阳没良心，说他把邓小平抛出去了，骂完就把电话挂了；邓榕则拒绝接鲍彤试图通过她进行沟通解释的电话。邓小平耳朵聋，没有这两个女儿做中介，无法与外界沟通，因而出现了赵紫阳所说的“小孩子干政”。

本文拟分五个时间段，来分析赵紫阳在八九民运中的表现。

高度评价胡耀邦

从胡耀邦逝世到赵紫阳出访朝鲜，这是第一个时间段。这个时间段的中心问题，是在悼词中如何评价胡耀邦，以及如何对待学生要求参与胡耀邦的追悼活动。

根据于光远、吴明瑜等人所提出的意见，悼词的送审稿称胡耀邦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批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个称号我不够，我们党内没有一个人够。”于是做了以下修改：“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胡耀邦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赵紫阳宣读悼词时就是按照这个稿子读的。鲍彤说：“耀邦追悼会的那天，我看到邓小平是不高兴的，一脸发火的样子，不是哀悼的样子，也不是平平常常的样子，非常的恼火的样子，什么话都不说。”“如果以后没有事情，可能邓小平也就忍了，有这种可能。但是，不高兴就是不高兴的，认为耀邦去世以后，学生追悼耀邦，你紫阳是这个态度，我记下一笔账，我认为这一点是肯定的。”由此可知，邓小平与赵紫阳的分歧，从确定胡耀邦悼词就开始了。

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悼念胡耀邦，数万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悼念胡耀邦。在之前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李鹏问：“学生怎么办？”意思是要不要清场，赵紫阳说：“既然我们党在追悼耀邦同志，学生追悼也是很正常的事情。”邓小平“非常的恼火”，看来不仅是针对悼词中对胡耀邦的评价，也是针对赵紫阳不清场的决定，认为他对学生手软了。

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的自我辩护发言》中说：“追悼会结束后，我提出三点意见﹕一、追悼活动已经结束，社会活动应纳入正常的轨道，对学生游行要坚决劝阻，让他们复课。二、对学生要采取疏导方针，应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和各种形式的对话，互相沟通，增进理解。三、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如果出现打、砸、抢、烧、冲的违法行为要依法惩处。李鹏同志和常委其他同志都同意。事后听说，李鹏同志将这三条意见报告了邓小平，小平同志也表示同意。”据《关键时刻——李鹏日记》记载：“追悼会结束后，我从大会堂上车时，碰到赵紫阳同志。我对赵紫阳同志讲，你很快就要出访朝鲜了，应该再开一次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中央对学潮的方针。赵紫阳说，常委都议过了，不必再开会了。他又说，对学潮的方针，一条是追悼会后恢复社会正常秩序；一条是党和政府与学生开展对话；一条是谁搞打砸抢，就依法处置。”赵紫阳和李鹏的说法是一致的。

然而，赵紫阳前脚走，李鹏后脚就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听取北京市委汇报,决定成立“制止动乱小组”。然后是李鹏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作出强硬指示，《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把邓小平“抛出去”，激起规模空前的“四二七”大游行。

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

赵紫阳从朝鲜回国，到发表“五四讲话”，这是第二个时间段。在这个时间段，赵紫阳通过广泛听取党内外人士的意见，确立了“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

据赵紫阳秘书李树桥讲，朝鲜的新闻封锁很严，最好的短波收音机到了新义州，就什么消息都收不到了。为了防偷拍，在大使馆看加密电报要在一个像照相馆里的老式照相机那样的设备上蒙着头看，为了防窃听，看了电报也不能讨论。赵紫阳在朝鲜大使馆看了邓小平“四二五讲话”后回电表示同意，当时他以为这只是一个内部讲话，并不知道其内容马上要在《人民日报》社论里公布。回到丹东后，赵紫阳在专列上接见辽宁省委书记全树仁等人，准备向他们传达邓的讲话，“全树仁说，我们都知道了，电台里面都广播了。赵大吃一惊，觉得这个应该是内部掌握的，怎么能够广播呢？‘哟！有这个事？’然后问全树仁，‘传达以后，广播以后，有什么反应啊？’全树仁说，都是骂的。赵问，都骂些什么？全说：‘说法多了，什么不该死的死了，该死的没死。难听的话多。’”

赵紫阳回到北京后，首先听取了乔石和鲍彤的汇报，又见了杜润生，听取了杜润生、李锐、于光远、李昌等十几个人拟定的两页纸的建议书。此后，赵紫阳又在阎明复陪同下，找党外人士费孝通、雷洁琼谈，找北大校长丁石孙、北师大副校长许嘉璐谈。这些人都认为，应当改变“四二六”社论对学潮的定性。赵紫阳要求见邓小平，被邓小平的秘书挡了驾。5月3日上午，赵紫阳到万里家里，与万里谈。他说现在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的干部还用阶级斗争为纲思维来看待这些问题，把问题看得太重了，这样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说了以后，万里非常赞同。据张广友说，赵紫阳当时表示：“听你（万里）讲这番话，我心里算是托底了。”万里夫人边涛跟张广友说，这是赵紫阳和万里到北京以后，最推心置腹的一次谈话。离开万里家去北京医院看李先念的车上，赵紫阳向鲍彤口授了“五四讲话”的内容。

5月4日，赵紫阳会见出席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第二十二届年会的亚行成员代表团团长及亚行高级官员时，发表讲话说：“现在北京和其他某些城市的游行仍在继续。但是，我深信，事态将会逐渐平息，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我对此具有充分的信心。如何解决学生的合理要求，我想，应该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应该通过改革来解决，应该用符合理性和秩序的办法来解决。现在需要广泛地进行协商对话，同学生对话，同工人对话，同知识分子对话，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对话。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在理智和秩序的气氛中，交换意见，增进理解，共同探讨解决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

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的自我辩护发言》中说：“讲话发表后，开始听到的是一些好的反映。”“李鹏同志也对我说，话讲得很好，他在会见亚行会代表时，也要呼应一下。这次讲话的调子比较温和。我当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矛盾。因为在我访朝尚未回国之前，李鹏同志批准发的《人民日报》的第二篇社论（4月29日）调子已经缓和了。”这第二篇社论是李鹏让鲍彤起草的。鲍彤回忆：“紫阳亚行讲话以后，5月5日还是5月8日，我忘了，又开了一次常委会。会上，杨尚昆第一个讲：‘紫阳同志，你亚行讲话讲得好！’所有的常委都说‘紫阳同志，你讲得好’。”根据《改革历程》，杨尚昆还告诉赵紫阳，“他同彭真谈过，彭完全支持我的意见。当时彭还对杨说，如果将来邓怪罪下来，不能怪紫阳一个人，还有你我，你算一个，我也算一个。意思是表示和我站在一起。”由此可见，赵紫阳“五四讲话”当时获得了党内高层的广泛支持，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分裂党”、“支持动乱”的举措。

积极回应民意

从赵紫阳的“五四讲话”，到5月17日在邓小平家中开会，这是第三个时间段。在这个时间段，赵紫阳首先整合党内意见，然后与社会各界互动，积极回应学运诉求，准备以此为契机大幅度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五四讲话”后，赵紫阳立即布置鲍彤研究如何解决学生的合理要求。5月5日下午，鲍彤召集中央政改研究室的研究人员开会，专门研究此问题。吴伟书中写道，与会者“都认为，尽快拿出几条解决群众不满的过硬办法，公之于众，让群众看到我们解决问题的决心，会缓和群众的情绪，也可以使想把事情闹大的人失去闹下去的理由，路子是对的，关键要快，要实。”鲍彤将讨论中的意见归纳为“六、七条的样子”。次日上午，讨论继续进行。会后，由高山根据会上的讨论意见和鲍彤的归纳，代赵紫阳起草了一份提交政治局的建议稿，总共有七条。

5月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赵紫阳在这次会上提出了满足群众迫切要求的六点措施，主要就是高山代拟稿中的内容，只是删除了“校园民主”一条。第一，建议国务院将对中信、光大、康华和中农信四个公司的审计报告提请6月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审议时邀请各界人士旁听，审计结果通过新闻媒介予以公布。如果人大常委会认为有必要，还可根据宪法规定成立调查委员会进一步调查此事。第二，分批公布中央和国家机关现任正部级以上干部的身世、经历，以澄清社会上的各种传言，并允许新闻界采访报道以上人员的生活。第三，抓紧制订并公开现职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生活待遇制度；取消副部长以上领导干部的生活特殊供应，但75岁以上的老同志除外。第四，作为一种特例，在最近一段时间内，由国家监察部的人民举报中心，直接受理涉及省、部级以上干部亲属问题的举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有关人士，对举报中心的立案和销案工作进行监督。第五，《新闻法》的起草工作应抓得更紧，争取年内将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建议人大常委会将草案全文公布，征求意见。在《新闻法》通过公布之前，党和政府对新闻的管理尺度应适当放宽，保证新闻机构在宪法规定的原则下进行客观报道的权力，更好地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第六，鉴于前一段对游行、示威掌握的偏严，建议全国人大考虑制订统一的《游行集会法》，使宪法规定的公民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得到保障，同时也使滥用自由的行为得到制裁。

赵紫阳建议，对上述几条意见，如果大家同意，就请新华社发个通稿，明天在《人民日报》发表。对赵紫阳提出的这些措施，万里首先表示“完全同意”。接着，乔石表态说，我举双手拥护紫阳同志的意见；李鹏表示，这只是紫阳的个人意见，政治局还没有讨论；姚依林一言不发；胡启立则说，我拥护以上各位同志的意见。由于会议没有形成一致意见，也没有进行表决，赵紫阳提出的第二天发统稿的设想，就没有能够实现。事后回想，如果5月9日新华社发了这个通稿，八九民运的结局将会大不一样。

5月９日，万里在人大常委会的党内副委员长会议上，把赵紫阳的六点意见向大家作了介绍。党内副委员长们一致赞成，表示中央、国务院如不发表这些意见，可用人大常委会的名义发表。李鹏得知这个情况后，急忙打电话给万里，说政治局没有讨论这些意见，中央不同意发。他又专门给赵紫阳打电话，不同意把这些问题列入人大常委会议程。

5月10日上午，赵紫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处理当前局势的四点意见：一、非法学生组织虽不能承认，但学生会改选不可避免；二、新闻开放势在必行；三、抓廉政措施，审计四大公司，并交人大审查；四、取消对领导同志的特殊供应，75岁以上的老同志除外。接着万里发言，提出人大要组成廉政委员会。据《关键时刻——李鹏日记》透露：“在这种情况下，我（李鹏）不能不讲话了。我说，赵紫阳讲的这几条意见常委都没有讨论过，紫阳讲话不能代表常委。”由于李鹏等人明确表示反对，这次会议仍然没有对赵紫阳提出的对学生的回应措施作出决定。

10日下午，万里主持召开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会议决定，6月20号左右在北京召开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听取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公司的汇报、关于学生游行示威和罢课问题的汇报，审议《游行示威法》草案和《新闻法》起草情况的汇报。

5月11日或12日，赵紫阳让鲍彤起草一封信，就社会上流传的他儿子倒汽车、倒彩电的事情，要求中央立案审查，在反腐败方面自己带个头。

5月11日至13日，根据赵紫阳的指示，胡启立、芮杏文等前往《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与编辑、记者们进行了对话。胡启立在《中国青年报》的对话会上说：新闻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只有改革传统的新闻管理体制，包括思想观念，领导方法，宣传方式，才能够实现十三大提出的“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也才能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他当场承诺：中央将立即开始起草关于新闻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工作。他还指着新闻界千人联署信的组织者之一李大同说：你们这些同志都要参加。

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的自我辩护发言》中说：“我的基本想法是，把这些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件大事来抓，并把这些同民主、法制、公开性、透明度、群众监督、群众参与等密切结合起来。5月13日上午，我和尚昆同志在小平同志处汇报时，向小平同志报告了这些想法，小平同志赞成，说，要抓住这个时机，把腐败问题好好解决一下，要增加透明度。”鲍彤后来说：“他（邓小平）当着杨尚昆的面对赵紫阳说‘都同意’，赵紫阳一走，他又对杨尚昆说‘我耳朵聋，他说的什么我都不知道’。”

5月13日，中央统战部同时在开着两个会。一个是由部长阎明复主持、胡启立参加的与新闻界的对话会，另一个是由知识分子局召集的征求党外知识分子对时局意见的座谈会，阎明复在两个会议之间来回奔跑。阎明复对与会者说，中央是有对话诚意的，就在当天下午，赵紫阳、胡启立、温家宝和他一起已经应总工会的邀请，同工人代表进行了对话。下一周准备和学生代表对话。赵紫阳同志有一点意见，希望不久会在电视上广播，使同学们知道。

由于信息不透明、不对称、不及时，学生们并不了解赵紫阳、胡启立、芮杏文、阎明复等人正在进行的工作，他们所了解的是通过北京市委与教育部系统传达下来的要查清各高校学生组织的幕后，要秋后算帐的内部讲话。5月13日，一部分学生到天安门广场绝食抗议，同时又要面临戈尔巴乔夫访华这件大事，给赵紫阳解决问题增加了极大的难度。

学生绝食，主要是针对运动定性问题。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的自我辩护发言》中说：“我从朝鲜回来以后，听到各方面对4月26日社论的反应很大，已成为影响学生情绪的一个结子。当时我曾考虑，可否以适当方式，解开这个结子，以缓解学生的情绪。5月4日，我和李鹏同志谈了我对这个社论的一些意见。李鹏同志表示反对，因此我觉得要重新考虑是很难很难的。我又同尚昆同志商量，我考虑先绕开这个难题，对性质问题淡化，逐步转弯子。当时小平同志正在集中精力考虑同戈尔巴乔夫会晤的事，我们不便打扰，就把这个意见告诉了在小平同志处工作的同志，也以个别交换意见的方式分别在几位常委同志中谈过，想把这个弯子慢慢地转过来。但是到了5月13日几百名学生宣布绝食，其中一个主要的要求就是改变那篇社论的定性。我感到事态十分严重。这个问题已无法绕开，因此才在5月16日晚在常委会上提了一下这件事（这是第一次在正式会议上提出）。李鹏同志说，社论中所说的‘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是小平同志的原话，不能动。我当时不同意这种说法。”这次常委会没能改变“四二六”社论对运动的定性，但是通过了由温家宝起草的以五位常委的名义劝说学生停止绝食的公开讲话。赵紫阳在《改革历程》中说：“讲话稿中有‘学生的这种爱国热情是可贵的，党中央和国务院是肯定的’这句话，遭到李鹏的反对。他说，‘说可贵就可以了，还要什么肯定？’杨尚昆说：学生反腐败，可以说肯定。我当时对李鹏这个说法很反感，所以我就说，既然说他们的爱国热情是可贵的，为什么不能肯定？如果这句话也不说，就等于什么话也没有说！那发这个公开讲话还有什么意义？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使讲话能够缓解学生的情绪，不要老在字眼上计较。多数常委都主张保留这句话，结果算勉强通过了。”

拒绝戒严镇压

从5月17日下午在邓小平家中的会议，到几天后赵紫阳不再能够履行总书记的职务，这是第四个时间段。在这个时间段，赵紫阳坚守了自己的原则与底线，不同意调动军队实行戒严，拒绝参与对民主运动的血腥镇压。

5月17日，赵紫阳打电话要求见邓小平，他本意是要与邓个别面谈。随后，邓办通知赵紫阳下午到邓处开会，常委和杨尚昆都参加。在下午的会议上，赵紫阳讲了自己的意见：现在学潮在发展，形势在恶化，十分严重。学生、教师、记者、科研人员、机关干部都有不少人上了街，今天估计有三四十万人，工人农民有不少人同情，所以如此，除了腐败、透明度等热点问题之外，主要是各界责备党和政府对学生绝食为何麻木不仁，见死不救。而同学生对话主要卡在“四二六”社论定性上。“四二六”社论引起这么多人误解，一直对立，总有说不清楚或不正确之处。现在唯一能够立即见效的，就是必须对社论定性松一下口。我们给学生脱了帽子，就比较主动了。如果绝食拖下去，死了人，势必火上加油。如果采取和群众对立的措施，很可能有全局失控的现实危险。

对于赵紫阳的意见，李鹏、姚依林表示反对，并把学潮升级的责任全部归结为赵紫阳“五四讲话”。胡启立当时发言主张修改社论。乔石没有明确表态。据赵紫阳《改革历程》：“尚昆不赞成修改社论，并且在这个问题上起了不好的作用。他说廖汉生主张戒严，是不是可以考虑戒严？本来尚昆一直是反对戒严的，这时他转述廖汉生的主张，实际上他改变了主意。”

杨尚昆在前一天晚上还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第二天就主张戒严；李鹏、姚依林在会上“毫无顾忌的攻击”，“其激烈程度完全出乎我（赵紫阳）的意料”，赵紫阳和鲍彤都认为这后面大有文章，“他们事先与邓之间已经有了默契”。从种种线索分析，在5月16日下午至5月17日下午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邓小平的家庭会议对形势作出了判断，邓家子女说学生“要把我们撕成碎片”，促使邓小平做出了戒严的决定。一件是邓小平与李鹏等几个常委和列席常委会的杨尚昆进行了沟通甚至在赵紫阳到达邓家之前开了小会，对实行戒严达成了默契。

最后邓小平拍板说：事态的发展更加证明“四二六”社论定性的正确。学潮所以一直不能平息，问题出在党内，出在赵紫阳的“五四”亚银讲话上。现在不能再退了，否则不可收拾。决定调军队进京，实行戒严。他指定由李鹏、杨尚昆、乔石组成三人小组，负责实施。同时表示，赵紫阳还是总书记。邓讲完后，赵紫阳说：“我作为总书记，组织执行这一决策很难得力。”“会开完，我就走了出来。邓是否又留下他们谈了什么问题，我就不得而知了。”“我当时心情很不平静，我在思考：无论如何不能让自己成为一个动用军队镇压学生的党的总书记。”

赵紫阳回家后，让鲍彤起草了一封向常委辞去总书记职务的信：“以我现在的认识水平和精神状态来执行今天下午常委会的决策肯定是不得力的，我要求辞去总书记和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的职务。”后来杨尚昆再三打电话给赵紫阳，让他收回成命，赵紫阳答应了，让秘书李树桥把辞职信从中办秘书局收了回来。

在5月17日夜里的常委碰头会上，赵紫阳想再做一次努力，争取常委会的多数，改变戒严的决定。由于乔石已经被邓小平争取过去，未能如愿。当会上谈到要赵紫阳主持宣布戒严的干部大会时，他没有接受。之后，赵紫阳等中央领导人去医院看望了因绝食住院的学生。

5月18日，赵紫阳给邓小平写信，将李一氓、彭真等“几位有影响的老同志”希望通过缓和的方式解决问题的“呼吁”转给他“一阅”。信中写道：“现在形势十分严重，最紧迫的事情是让学生停止绝食（这是最受群众同情的），避免死人。而学生答应停止绝食最关键的要求就是摘帽子，改变4·26社论的定性，承认他们的行动是爱国运动。我反复考虑，觉得我们必须痛下决心做出这个让步，只要我们主要领导人亲自到群众中去宣布承认这一点，群众的情绪就会大大缓解，其他问题才好解决。”“我怀着万分忧虑的心情，再次请你考虑这个建议。”

5月19日拂晓，赵紫阳去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的学生时说：“希望同学们健康地活到我们中国实现四化那一天”，而自己已经“老了，无所谓了”。后来他在《改革历程》中说：“我当时讲这些话，无非是劝他们停止绝食，他们还年轻，要爱惜生命。因为我明明知道，他们的行动虽然得到国内外广泛的同情，但对于持强硬态度的一批老的领导人，是起不了作用的。即使继续绝食下去，甚至死几个人，他们也会无动于衷的。”此后，赵紫阳因为身体不适，向政治局请假三天。以此为由，赵紫阳拒绝出席当天晚上宣布戒严令的动员大会。

5月21日，赵紫阳与乔石、彭冲、阎明复、胡启立等人见面，商谈解决当下危机的办法。乔石说,不少人已经感到有点骑虎难下了。军队进不来，戒严令不起作用，成百万学生、市民、工人、机关干部涌在街上，涌在天安门广场。这样下去，首都确有陷入瘫痪的危险。赵紫阳此时考虑，只有提前召开人大常委会，由人大这个权力机关以民主与法制的形式，来扭转这种局面。他找阎明复谈了这个想法，请他转告杨尚昆，看是否可行。在这之前，彭冲找赵紫阳谈过话，告知他已经召开了人大副委员长会议，大家一致主张提前召开人大常委会，彭冲还到玉泉山找了彭真，彭真也赞成这样办。他们写了报告给中央，要求万里提前回国。当天下午，胡启立到赵紫阳家，说人大常委要求万里提前回国的报告现在没有人批复，搁在那里。“我（赵紫阳）就让胡启立告诉彭冲，由人大党组直接发电报给万里，促他提前回国。胡启立问可否说已经你同意，我说可以。随后我又给吴学谦打电话让他设法把电报发出去。”

5月22号，赵紫阳请假期满。他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万里立即结束国事访问，回国召开人大常委会的报告上做了同意的批示。这是赵紫阳最后一次履行职务。之后，他要中办主任温家宝通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温家宝说：“我可以通知，但是请你考虑，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召开这样的会议还有什么意义？”事实上，5月17日以后，李鹏、杨尚昆等人已经把赵紫阳“完全排斥在一边了”，中央办公厅的一些职能也已经被国务院办公厅替代了。据时任中央军委警卫局负责人的王苏民透露：假设赵紫阳决定出席5月19日晚上的戒严动员大会，“给我们警卫局的任务是，如果他站起来唱反调，就要架走。”赵紫阳销假之后，虽然他的职位还没有被撤销，但是已经无法工作了。

拒绝认错归队

从1989年6月19日至21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6月23日至24日的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到2005年1月17日赵紫阳逝世，这是第五个时间段。在这漫长的岁月中，赵紫阳始终恪守自己所确定的政治底线，拒绝认错，拒绝低头，不惜付出失去高官厚禄和人身自由的代价。

《关键时刻——李鹏日记》证实，原定的方案是在中央全会上撤销赵紫阳总书记、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职务，保留中央委员。但是，赵紫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拒不承认犯了所谓“分裂党”和“支持动乱”的错误，并根据党章所规定的党员权利作了自我辩护发言。赵紫阳在《改革历程》中说：扩大会议“批判发言的最后半天，是姚依林主持会议，看来根本没有准备让我发言（王任重、丁关根第一次来叫我作检讨，第二次来知道我不会作检讨，就动员我不要讲话）。会议快结束时，我提出要求发言，他看看表说：没有时间了，如果你一定要讲，只能讲十分钟。当时我很不高兴，我说，开了几天会，主要是解决我的问题，批判了我两天，难道只能占这点时间？我不管他是否同意，在会上宣读了我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我看了看表，用了二十分钟。因为我的发言披露了事实真相、争论的实质，对会议对我的指责进行了申辩，出乎参加会议的人的意料之外，一些人在听我发言时，面部紧张，急躁不安。我发言一完，姚依林立即宣布散会。……第二天就复会了，对我的问题进行表决。他们拿出了一个稿子，这个稿子把我的一切职务都撤销了。原来李鹏的报告以及一些人的发言中，都说要撤销我的总书记、常委、政治局委员，保留中央委员，但这次拿出的稿子，却把中央委员也撤销了。这显然是那一天我发言以后，他们留下来议论，因为我态度不好，临时决定加重了处分。”在随后召开的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印发了上述赵紫阳自我辩护书面发言，通过了撤销他一切职务的决定。此后，赵紫阳一直处于被剥夺和限制自由的软禁状态。

据蔡文斌透露，赵紫阳在1991年12月告诉他，邓小平于1990年第四季度和1991年第四季度，曾两次派人向赵传话，请赵复出。邓小平派人找赵紫阳谈话，中心意思两条：一条是希望赵紫阳对“六四”能够有个明确态度，拥护中央决定；另一条就是希望赵紫阳出来工作，做什么工作都可以商量，包括总书记。赵紫阳说，邓不是通过组织程序来找他谈话，而是通过特殊渠道的传话。第一次来人谈了以后，赵紫阳就讲：“请你回去转告小平同志：一、我下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从总书记这个位置上退下来，我就没有再考虑过出来工作，在我辞职前我跟家里人开过会，跟家人商量了，我有思想准备。二、要我出来工作，对‘六四’应该有个说法，‘六四’没有个说法，我无法出来工作。‘六四’无论如何不能认定为‘反革命暴乱’，更不可以否认后来发生了流血，这场悲剧本来不该发生。现在应该对‘六四’有个公正的结论。三、如果一定让我再出来工作，我不当配角，不挂虚职，也就是不当委员长，不当政协主席。我也没有能力担任总书记，但我认为我做国务院总理比李鹏合适。”来人回去一年以后，邓小平第二次派他来说：“上次你的意见向小平同志汇报以后，小平同志让我转告你，担任总书记、总理都没有问题。但是小平同志还是希望你对‘六四’表个态，拥护中央决定。”赵紫阳说：“看来‘六四’是个绕不开的问题，请你回去转告小平同志，如果‘六四’问题中央没有明确态度，我就不出来工作了。”赵紫阳告诉蔡文斌：“第二次谈得比较简单，因为都很明确，小平希望我接受中央对‘六四’的决定，我希望中央为‘六四’平反，这是双方坚持的底线。看来现阶段条件不成熟，后来小平就再也没有派人来了。”

邓小平于1997年2月17日去世后，赵紫阳于9月12日写信给中共十五大主席团并转交全体代表。赵紫阳在信中写道：“请允许我向大会提出一个对‘六四’事件重新评价的问题，请予审议。”“现在回过头来看，有两个问题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给予回答。第一，那次学潮不管存在什么偏激、错误和可指责之处，但把它定性为‘反革命暴乱’是没有根据的。既然不是反革命暴乱，就不应该采用武装镇压的手段去解决。”“其消极影响，直到今天，依然在党群关系、台海两岸关系以至我国的对外关系中继续存在。由于这一事件的影响，还使十三大开始的政治改革中途夭折，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以至造成在我国经济上改革开放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种种社会弊端迅速滋生蔓延，社会矛盾加剧，党内外腐败惩而不止、愈演愈烈的严重情况。”“第二，对那次学潮当时是否可以找到一个更好的办法，既避免流血又可以平息事态呢？我当时提出‘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就是为了争取这种结局。……这样就不仅能够避免流血冲突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而且能够在执政党、政府和人民之间建立起一种新兴的沟通和互动模式，促进政治体制改革，使我们的国家不但在经济改革上取得丰硕成果，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也将会出现一种新的局面。”“对于‘六四’事件的重新评价问题，迟早是要解决的。即使时间拖得再久，人们也不会淡忘掉的。早解决比晚解决好，主动解决比被动解决好，在形势稳定时解决比出现某种麻烦时解决好。……希望我们党审时度势，早作抉择。”中共十五大主席团没有理睬赵紫阳的信，有关部门则奉命更加严厉地管控赵紫阳，一些原来可以上门的老朋友不能上门了，一些原来赵紫阳计划要去的地方不能去了。从撤职到去世，赵紫阳都没能回一次他曾经工作多年的广东省。

八九民运作为一次争取宪政民主的国民运动而永留史册。赵紫阳在上述五个时间段的表现，也已经成为八九民运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中国本土民主资源的一个组成部分。

                                          2013.6.15

（完）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07期   2013年6月14日—6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