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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权双周刊编辑部

从制度层面审视“黑龙江八律师被殴”事件

刘正清

近年来，律师被公权力侵害，已不是新闻。最近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法院对文永泉等八名律师大出打手，其中包括两名怀孕在身的女律师，并导致一人流产。该恶性事件令舆论哗然。人们惊呼：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律师连自己的合法权益都没保障，怎么去维护别人的权益呢？！法律还有何用？!

孤立地看，该事件是道里区法院法警的违法违规造成的，似乎是个案，但梳理近年来律师被公权力侵害事件，不难发现这绝非偶然事件，其中有更深层的制度方面的原因。

一、安检制度

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多发地区的法院，都有安检制度——凡当事人及旁听人员进法庭都要经过安检及身份证登记，以防止过激行为发生。从防患于未然这个角度出发，对当事人采取必要的安检措施，也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这一措施却成了歧视和刁难律师的利器。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控辩双方地位平等；最高人民法院2004年5月24日下发的《人民法院司法部门安全检查规则》第六条第一款规定：“司法警察执行安全检查时：对公诉人、律师等依法出庭履行职务的人员，应进行有效证件查检和登记。”从这一规定可看出，对律师和公诉人进入法院时的要求是一样的，只是进行证件查检和登记，无需进行其他方面的检查。

但是在我国，国家法律没有地方政府的红头文件管用，没有基层法院的内部规定管用。在实际操作中，公诉人进法庭走的是法院内部职工的通道，而律师走的是当事人通道，要接受安检。非但如此，法警们还要对律师故意刁难，有时律师连一瓶矿泉水都带不进去，一个上午开庭，口干舌燥，找其讲理，法警还振振有辞地说，这是法院的内部规定，有意见只有找领导反映。为了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使庭审顺利进行下去，大多数律师都默默地忍受这种不人道的歧视，不在枝节上纠缠。更为严重的是：在一些所谓的“敏感”案件中，尽管律师忍受了这种不公的待遇，法警还是不放过，随意找个茬便对律师进行辱骂，挑起事端并殴打。律师如有反抗，轻则投诉到司法局，说律师不遵守法庭纪律；重则以暴力袭警为由将律师拘捕。在该事件中，法警敢公然在大庭广众之下辱骂“律师是他妈个啥”，“我打的就是律师”，刑庭庭长敢非法扣押律师证并限制律师的人身自由，就是在这一歧视性制度下产生的恶果。

二、当局从来就没把律师当自家人，仅当花瓶而已

在公安机关的大楼上，我们随处都可看到“共和国卫士”这样的标语，但其却把律师视为“共和国的破坏者”。我不否认公安机关在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方面的作用，但其在打击犯罪的过程中不免也会存在违法行为，国家设置律师制度的目的，就在于制衡公权力被滥用。《律师法》开宗明义地宣称律师的职责是：“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法律的正确实施”，律师的作用是纠偏，是使国家法律得以正确实施，这对国家的法制建设和社会稳定是有益的。可是在当局看来，律师的辩护是替坏人说话，给他们添乱，破坏了社会的和谐稳定。记得一位公安干警曾忿忿不平地说：“我们好不容易把案件破了，把罪犯抓了，结果案件到了法院，却被律师搞得稀巴烂。”有些案件由于证据明显不足，难以定罪而被退回补充侦查，结果他们却认为是律师在添乱，增加了他们的工作量，破坏他们立功授奖的机会，就将怒火撒在律师身上。

律师制度是国家司法制度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但当局却把公、检、法视为一家人，却把律师当作另类，要不就是当摆设，特别是在群体性、“敏感性”案件中表现尤为明显。2009年我承办过一宗南庄村民诉省政府土地征收案，本来省府对土地纠纷案的裁决，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只能到国务院申请行政复议，可当局为了不使该案捅到北京，在广东省内消化，就要当事人走司法程序，结果当事人依其指引到广州市中级法院立案。临开庭时，当事人聘请我为其出庭辩护，结果开完庭之后，当局就要司法局找我谈话，深究我接受此案是否有境外敌对势力在背后操纵。我纳闷：既然市中院能够立案受理并开庭审理，为什么当事人就不能请律师呢？为什么中院受理就没有境外敌对势力在背后操纵？这不是把律师当外人吗？

当局还将律师当可控的摆设。就拿上海杨佳案来说吧，杨佳的母亲为其聘请了北京律师，按照刑诉法的规定，犯罪嫌疑人的近亲属在委托书上签了名，律师持该委托书就可到看守所会见其人，再让其在委托书上签名。不管当事人是否同意此委托，均不影响律师第一次会见当事人本人，可是上海当局却借口没有杨佳本人的委托，就是不让外地律师介入此案，然后在上海当地指派一名律师为杨辩护。湖北的邓玉娇案，北京律师已经介入，可湖北当局以“判罪但不羁押”与邓的母亲达成交易，要求其辞退北京律师，然后为邓在当地指派一名律师。虽然这些律师的辩护观点与当局不完全一致，也是作无罪辩护，但并未深究事件背后的真相，不会给当局添乱。有罪辩护也好，无罪辩护也罢，律师只不过是法庭上的摆设而已。

试想，黑龙江八律师被殴事件中，文永泉等律师如果事先不将辩护观点透露出来，道里区法院会紧张到要殴打律师吗？

再，用金钱摆平当事人，使其封嘴。在“我爸是李刚”案中，北京律师张凯代理受害家属向肇事者索赔，河北当局为了不使真相披露出去，就不惜用高于正常的赔偿标准来与受害家属交易，要求其辞退张凯律师。本来这是一起民事赔偿案，与政府行为无关，如果挖出背后真相则于吏治、于法制建设更有益，可当局就是害怕有独立意识的律师介入。

三、为了掩盖真相，不惜用流氓手段对付律师

2009年 1月 28日法轮功学员江锡清于西山坪劳教所离奇死亡，其家属为了搞清死亡真相，聘请北京的张凯、李春富二律师前往事发地调查取证。人命关天的事，在任何社会都是重大事件，搞清事实真相，无论是就消除家属心中的疑惑、撇清当局责任，还是对整饬吏治、健全法制都是有益的。然而该二律师却被重庆警察殴打，并扣上手铐，从而使案件不了了之。

四、以所谓“合法”方式达至非法打压律师

2009年4月27日唐吉田、刘巍二律师在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庭为一宗法轮功案辩护。依照《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的规定，律师辩护包括事实辩护和法律辩护，然而该案审判长不允许两位律师对法轮功的定性和法律性质辩护，并允许不明身份者违法摄像，从而激起该二律师的抗争，然后以该二律师不听从法庭指挥，扰乱了法庭秩序为名，投诉到北京市司法局，以形式上的“合法”手段吊销该二律师的执照。

如果此种“合法”手段达不到目的，当局就直接用流氓手段对付律师。在黑龙江八律师被殴事件中，由于该案是当地“敏感”案件，当局就以旁听席不够设障，引发文永泉等律师据理力争，从而制造殴打律师的由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