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颜恩统，忠县花桥镇鱼箭7社农民，80岁

采访时间：2006年5月4日

地点：忠县花桥镇鱼箭7社

采访前记

去寻访颜恩统老人时原本晴朗的天空忽然下起大雨，我们踏过一段弯弯曲曲的泥泞田埂来到老人门前时，身上已经被雨水浸湿了，这使得我们的心情一开始就非常阴冷。

80岁的颜恩统老人住在一间破败阴暗的土墙房子里，同妻子默默无语地“守候”着生命的最后残光。老人受过良好教育，容颜虽苍老，但眉宇间不乏儒雅之气。

我们两个陌生人的突然造访，让他有些意外，但话题转到土改上时，他却马上一五一十地说了起来，那样子好像是原先预约了的。看来，五十多年前的往事，虽然没地方倾吐，却没有一天忘记过。

老人是受过旧式教育的文化人，文化曾经给他带来无尽的苦难，但是也使他具有超脱的精神境界，他说：对付苦难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当人家在侮辱你时，你千万不要把他的话当真；你要当真了就只有去死，有不少人正是这样死去的。你自己清楚自己是什么人，他们怎么说是他们的事，别管他。他们只能伤害你的肉体，而不能改变你的精神。

老人向我们讲述往事时，他苍老的妻子一直默默不语地坐在旁边。那是一个受尽了侮辱与损害的可怜的老太婆，由于多年的折磨，她的神经已经近乎痴呆，双手已经拘挛，每天穿脱衣服都要颜恩统老人代劳。颜恩统老人说，妻子都是为他才受了这么多苦，所以他一定要好好照顾妻子，直到生命的终结。

正文

我今年80岁，是忠县县立中学四班的学生，毕业于1942年。县立中学就是现在的忠州中学。中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那时叫显周乡，当时在乡里我算是文化比较高的，所以老乡们就推选我当了保长，那年我才16岁。要是知道后来会发生那么多可怕的事情，我是绝不会去当这个保长的。其实当保长的时间很短，没多久我就去乡中心学校当老师了。

我一家四口人，父亲颜洪星，母亲王氏，没有名字，我有一个哥哥，抗战时上战场打日本人，去了就没有回来，死在前线了，这样我就成了独子。

我们家田产不多，只有300丈，折合不到3石粮，其中自耕一半多，出租不到一半。为什么出租？哥哥死在前线，我又在教书，家里缺少劳动力，就出租了一部分给人家种。土改时评成分硬是把我们评成地主，活天冤枉啊！按照当时共产党的政策，要25石租才可以评地主，我家就算全部出租也不到3石，怎么是地主呢？但是哪个让你申辩？他们想怎样整就怎样整，说什么就是什么。只要有一个人说你是，没有另外的人反对就行了。我就是这样成了地主。当时工作队是西南工作团——从部队转业的，对政策搞不清楚，反正听群众的。想申辩？你敢！我常常在想，如果真正照共产党的政策办事，我们乡只有韩茂生一个人够地主资格，其余一个也不够，但是我们乡被评为地主的却太多了，枪毙的枪毙，判刑的判刑，管制的管制，连子孙都受尽了迫害。迫害了就迫害了，几十年都过去了，还不是算了。

我除了被评为地主外，由于16岁时当过保长，又被划为历史反革命分子，于1951年2月被逮捕，判刑5年，押送阿坝藏族自治州劳改，刑满后我留场劳动到1962年才回乡。土改时的那些恐怖场面真是不堪回首，提起就难过。

老龙3队王石泉和王万木父子二人同时在鱼箭滩河边被枪毙，我被押去“受教育”，其实就是陪杀场。王石泉的罪名是干恶霸，什么干恶霸，乱栽的。王万木最冤枉，被枪毙时只有19岁，好年轻的一个小伙子哟，他的罪名是反革命。说来太荒唐，他连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反革命都搞不清楚，一个山区的娃娃，哪儿都没去过，知道什么革命反革命？乡里的工作组把他关起来，问他是不是反革命，他以为“反革命”是个很光荣的名字，就满口答应是反革命。哪晓得这就要了他的命，等到他知道问题的严重性时已经没办法了。拔山区的领导对他是不是反革命有些怀疑，派人送信到显周来，叫暂时不要枪毙他，送信的人走了20里山路赶到显周场，有些累了，就在场上歇了一会，烧一杆烟再赶去鱼箭滩刑场，就在慢慢吃完烟走出场口时，听到鱼箭滩上的枪响了，显周到鱼箭滩很近，如果不是那一杆烟，王万木就不会死。

那一次杀了七个人，是何世新主持的，除了王石泉和王万木父子二人还有王在新——乡长、陈俊峰（音）——在县府当过几天兵的，加了个兵痞的罪名。周定芬是解放前乡公所煮饭的炊事员，吴家场人，也杀了。当时枪毙人没有标准，你要喊冤，一句话就把你打回去：“群众还会把你冤枉了。”“群众”太可怕了！你要再不服吊起就打。不犟（不喊冤）还少受点皮肉之苦。

仁和村的颜桂轩土改时已经80高龄了。颜桂轩民国时在县政府当了30多年的科员，一生清正廉洁，没有买过田地，只有祖上传下的几石租，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什么劣迹。他写得一手好书法，经常在县城狮子坝一家裱褙铺帮人写字，人缘很好，人们见到他都友好地给他一支烟。他在城里谋职，家里无人种田，就租给别人种，就这样，土改时也被评为地主。由于他30多年都在城里，家乡实在找不到他什么“罪证”，就说他在城里每天吃人家的烟是严重的贪污，30年算下来就贪污了不少。80岁的老人，身体已经很衰弱了，还是要弄来反复斗。落雪的寒冷天气，把他拉来“坐水盆”——就是脱掉裤子按进冰冷的水盆里受冻受辱。每天没完没了的斗争，他那么大一把年纪的人，好痛苦哦。他妻子比他年龄小一些，还勉强能撑住，看见他每天那么受苦，妻子实在于心不忍，就在一天晚上和他大哭一场后，狠着心把他卡死在床上，好让他得到解脱，不再活受罪。放哨的民兵发现后赶紧堵住他的屁眼（农民认为人死时气往下落，堵住肛门就可以不落气），不要他落气，还想再斗他，但是他已经死了。死了好些，少受活罪，当时都是生不如死。

韩茂生是被枪毙的，他妻子何代群被民兵们在光天化日下脱光衣裤按在地上分开两腿，把一个“包谷球球”（脱粒后粗糙不堪的包谷棒棒）插进她的下身去反复捅反复转动，何代群当场昏死过去。这是人做的事吗？不忍听闻！男人枪毙了，家产没收了，还要做啥子嘛？她没有死，手被吊打整爪（残废）了。周武灿（周爪爪）也是被整爪的，捆的时间长了血脉不通，手怎么不爪呢。

拔山乡五星村是冉泽民主持斗争大会，把地主十多岁的女儿裤子扎紧，再把黄鳝放进下身去乱钻，哪个不怕？又扒光裤子，双腿分开站在两个马凳（木工用具）上，用火烧下身，还美其名曰“烧飞机洞”。惨无人道，简直惨无人道！地主的女儿还没成年，有什么罪要受这种惨无人道的摧残！这是人做的事吗！就是那个冉泽民搞的，他是八德乡人，当时是土改工作队的干部。

我被捕后关在拔山区监狱，和我同一个牢房的有一个叫李光荣的人，他是县中三班学生，比我高一班，任八德乡小学校长。我看见他腋下有一个很大的伤口，已经溃烂化脓，脓血发出的恶臭我都能闻到。他每天疼痛难忍，当脓血流出时，他就拿碗去接，吓人啦，脓血多得用碗接。从来没有人给他哪怕一点点药，他只有听任伤口溃烂。他的罪名也是反革命，这事也非常荒唐。土改高潮时，一个积极分子在他家墙外听见他和妻子商量：“是绑起来杀？还是不绑就杀？”积极分子据此认定他要杀民兵，就把他划定为反革命关了起来。而事实的真相是，他和妻子是在商量杀鸡，他是个知识分子，不会杀鸡，想绑起来再杀可能容易些。事后李光荣百般申辩都毫无用处，那些人对他进行了残酷斗争，李光荣腋下的伤口就是在批斗会上被他们打的。李光荣居然活了下来，现在还健在。

那时给地主喂狗屎、喂尿是常事。张仁强（显周医院退休医生）给我讲过，他的一个亲戚，是黄埔军校毕业的，给他喂狗屎，他规规矩矩地吃了，做什么都忍受了，最后还是把他枪毙了。

我去劳改后，父母没了儿子、妻子没了丈夫，他们在家受尽了折磨！莫提我父亲，不能提，提起我就痛心……父亲一辈子什么坏事都没做过，也没当过保长甲长之类，他一辈子就是种田。因为我的关系，1957年反右运动时，他被活活毒打致死。反右运动是在城市里针对知识分子展开的，我父亲是一个偏僻山区的农民，按理说无论如何也不是斗争的对象，但是，自从解放以来，我家乡历次政治运动都有一个规矩，就是不论怎么总得找几个人来斗争才算有成绩。找什么人呢，当然是地主啰，所以我父亲每次运动不管怎么都难逃劫难，反正说他不老实，“老实”已经没有界限了。

反右那年的八月初三，是令我伤心一辈子的日子，那天我父亲和妻子同时被拉到大河坝去斗争，就在鱼箭滩上面的一个竹林旁。所谓斗争只不过是一个政治术语，其真正的内容就是毒打，每次如此。你问是哪个动手打的？群众啊！是的，“群众”两个字太可怕了。负责主持斗争大会的是村党支部副书记颜光普，我本来是他的恩人，他被拉壮丁，跑到我家来躲，我当时是保长，他们家的人给他送饭，我说：“送啥子饭嘛，和我们一起吃就是。”就这样他才逃脱了拉壮丁。我怎么不是他的恩人呢？要知道，我亲哥哥都是拉壮丁出去死在抗日前线的呀。谁知道“解放”后颜光普翻脸不认人，讲起阶级关系来，把我往死里整。他对打手们放口说：“年轻的还要干活，颜洪星那个老家伙留着也没什么用了。”意思就是要打死我父亲。打手们得到了书记的指示，打起来就毫无顾忌了，木棒柴块一起乱打，又没有任何人说打错了，我父亲被打得满地滚，后来连滚都滚不动了。颜光普看见我父亲已经差不多了，才叫我妻子去挽起来。我妻子挽着父亲往回走，才走出十几步，父亲说要喝水，水还没喝完就一头栽下去，再也没起来。父亲的尸体草草地埋在鱼箭滩河边，没多久就被山水冲得不见踪影。

母亲和我妻子在一起艰难度日，苦不堪言。她们白天劳累，晚上民兵随时都可以来查哨，让你无法睡觉。那时到了秋收好不容易有了点救命的粮食，贫下中农们可以随时冲到我们家来把粮食抢走，就因为我们是地主。真不知那是什么世道。三年大饥荒时，母亲和妻子在家什么野菜都吃，连稻草都磨烂了吃，母亲还是没熬过来，饿死了。

我是1962年从劳改队回来才知道父亲和母亲惨死的经过，我去找父亲的墓地，已经白茫茫一片什么也没有了，我放声痛哭，我对不起父亲，身为独子，却连他的尸骨都找不到了。可是，除了痛哭，我还能做什么？我仍然是一个被管制的地主加历史反革命，人们依然可以随时斗争我。

听到妻子说起我去劳改后家里十多年来的苦难，我真的庆幸我去劳改了，如果我没去劳改，在家不被打死也要被饿死，总之绝对活不出来，我真的万分感谢劳改队，是劳改队救了我。和家中那些地狱般的日子相比，劳改队简直就是天堂。我摸着心窝子说句大实话，在劳改队的10多年，是我解放后最幸福的日子。

附带讲讲劳改队的故事吧。我们先是在重庆北碚劳动，后来远走阿坝州去修成阿公路，我们修的路段在著名的鹧鸪山，海拔4000多米，终年飞雪，自然条件非常恶劣。那条公路可能是五十年代我国修筑的最艰难的公路，其艰苦程度难以形容。但是，我却很高兴，第一是吃得饱，还有牦牛肉吃；第二是每年都要发冬夏衣服，冬天的棉衣很暖和。就这两点，在家里是绝对没有的。更重要的是，只要好好劳动遵规守纪，就没有人来斗争你，这就少了许多恐怖。劳改队的指导员是四川达县人（今达川市），叫张文强（音），那真是个好人。他平常对我们很和气，从来不对我们耍威风，时间长了彼此熟悉了，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有时还大胆说些真心话。他总是很善良地提醒我们：“这些话跟我说没关系，千万不要去对另外的干部说，说了要惹麻烦哟！”他工资不算低，但是却不给家里寄钱，说家里钱多了不好，要穷才光荣。我们缺钱时，他总是主动借钱给我们。我现在都记得，他把手摊开，叫我们自己拿钱，一元两元随便，等有了钱再还他。那时一元钱是很值钱的哟。犯人家里寄钱来都要先由他审查，他从来不趁审查的时候先扣回所借的钱，而是把钱如数交给犯人。犯人去给他还钱时，他却从来不收，一律免了，说：“我不缺钱，你们的钱来得不容易，自己用就是。”这种人要不是我亲眼见了，还真不相信。通过他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论在多么残暴的年代，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依然会在一些人身上表现出来。后来，张文强调走了，他离开时，我们所有的劳改犯都流了泪。劳改犯都是些经历过大悲大痛心如死灰绝不轻易流泪的特殊人群，为什么会一起流泪呢？就是他太令我们感动了，直到现在，我还记着他的恩情。

我老了，身体又不好，我已经预先写好了自己的悼词。我讨厌现在的风气，不论生前做了多少坏事的人，悼词都把他说得很好，从来不说坏。我的悼词把自己的罪过也写了进去，我是有罪的人。我的罪不是别的，就是对不起我的父亲——他生前我没有尽到孝道，他死后我没有保护好他的尸骨。我有罪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