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墙时代走远了，但记忆如昨。我书写这篇文章，旨在唤起读者对民主墙时代发生在北大校园“学生竞选运动”的历史回望。

1979年7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选举法规定，代表可以依法联名提出代表候选人，并于1980年始实行县级人大代表直接选举和差额选举，地方国家机关领导人实行差额选举。这在当时给了公民一个公开表达政治意愿、进行民主参与的机会。从1980年2月 起，县、区级人民代表直选在一些地方进行试点，陆续有民运人士公开参与，如北京的沙浴光、保定的王屹峰等后来都参选过；而在全国各地的高校，如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学院、湖南师范学院、贵州大学、山东师范学院等，也都先后出现了竞选活动。最著名的便是湖南师范学院以陶森同学为代表组成的民主选举团，因校方打压展开的进京请愿活动。

当时，云南的陈尔晋先生进京不久，打入胡耀邦培植改革力量的团中央与社科院联办的“中国青年研究所”。他刚刚站稳脚跟，便来函约我进京考察高校大学生竞选和了解北京民刊整合。记得我进京后的当天晚上，我们先在一家旅馆约见了正在北京上访请愿的湖南师范学院学生上访团代表陶森，听他介绍了湖南师范学院“学生竞选运动”情况，后来他还多次给我写信介绍他们学校竞选运动的新进展。

我在京期间，全国民刊协会正在酝酿中，北京的几家民刊也在筹组地区协会。当时，我听说北京部分民刊负责人联合确定了所在学校竞选人员名单：李盛平在北京大学一分校，王军涛在北京大学，陈子明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陈子华在北京商学院，姜渔在中国人民大学，韩朝华在北京师范大学，赵国杰在清华大学……

北京高校竞选运动的中心舞台就是北京大学，因此我毫不犹豫地选中了去北大考察。我在京日程安排得相当紧张，除要考察大学生竞选，还要与在京的民运朋友广泛接触与交流。记得当时陈尔晋暂住北京东郊一处生物科学研究所院内——刘迪家中。尔晋邀我与他在此同住。我到北京从第二天开始，每天要往返百余里，途中转三次车，从东郊来到北京大学“三角地”看学生竞选大字报、听演讲，了解竞选学生的各种观点，并到学生宿舍广泛与代表性较强的学生交谈，将他们所关注的问题一一记下。记得当时我曾分别与王军涛、方觉、房志远、费远等以及不少不知名的男女学生交流过。

虽然当时的燕园学子们明知当政者并无诚意推动真正的民主直选，但还是假戏真唱，充分利用了这一难得机遇，以竞选人大代表的实践，推动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从1980年11月初开始，北大先后有经济系的夏申、国政系的房志远、杨百揆、田志立、物理系的王军涛、哲学系的易志刚、杨利川、研究生胡平、中文系的张曼菱、姚利明、刘娟、法律系的袁红冰、研究生会主席薛启亮、物理系的于大海、图书馆系的许欣欣等人宣布参加竞选，并相继发表竞选演说。他们除张贴宣言、大字报外，还组织与选民的见面会、答辩会，举行民意测验，出版《竞选短波》等校内刊物。当时在我的眼中“三角地”就是一块“燕园学子”尽显风流的精神舞台，不仅校内各院系的油印刊物张贴在那里，就连社会上一些较有影响的诗社、文学社和政治文章，也在那里大显身手。因此，说它是燕园里的“民主墙”一点也不为过。记得当时每到学校开饭时间，我都看到不少学生端着饭盆，挤在三角地读各类竞选有关文章与讯息。那时的北大，到处都是竞选台子，发传单的，演讲的，热闹非凡，让人大开眼界。在中国，这样的民主竞选机会是极其罕见的。

当时，经济系的夏申、国际政治系的房志远、技术物理系的王军涛最先贴出竞选宣言，这是第一批站出来的竞选先锋。我一眼就瞄准了房志远，因为他张贴出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民主制》一文与陈尔晋的《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一书极为接近，而他也对各地民运与民刊情况极感兴趣，所以我与他交谈契合，接触较多。经他介绍，我又认识了方觉和费远。而更让我至今不忘的是王军涛张贴出《竞选宣言》中的那句话：“让我们新一代推动中国！——这就是我的竞选口号！”，而11月7日，哲学系研究生胡平贴出《竞选宣言》和长篇大字报《论言论自由》，而且油印成竞选文件广泛流传，以及他的《我的一些政见》，阐述了他对于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系统主张，尤其让人印象深刻。

最初一批介绍竞选人观点的文章中，多涉及了文革评价、四项基本原则、民主墙、魏京生案、是否取消“四大”等一系列政治敏感问题。根据我的记录，当时最具代表性的一些大纸报有王军涛的《论高教制度改革》、《重新估价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系列文章，张炜的《我的社会改革观》，房志远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民主制》、《当前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为争取言论出版自由致全校公民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印刷、发行法（草案）》，夏申的《论整体现代化》组稿 （之一至之五），杨百揆的《文化大革命还是封建大反动》、《什么人适合当代表》等。更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在北京大学的竞选人中，还有几名是女性，如张曼菱、刘娟、许欣欣等。张曼菱在《告选民书》中提出 “女性与社会生活”的观点，其中关于“男性雌化”、“女性雄化”颇有争议。她说：“中国需要一场以人来代替神的斗争。没有健全的女性，就没有健全的男性，也就没有健全的人性。”刘娟则提出了“一切为了人的自由发展”的口号。

在北京大学竞选人的各次答辩会上，选民的提问相当广泛且敏感，如共产主义是宗教吗？社会主义能不能行得通？“党领导一切”是不是“党主”？“四个坚持”是思想禁锢吗？中国应一党专政还是多党轮流执政？孙中山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适用于中国的判断对吗？如果官方压制自由竞选，你同意用罢课斗争吗？但竞选人对这些敏感问题并不回避，在当时的政治环境里，那些问答具有一种强大的视听冲击力。

然而，正当北京大学的竞选高潮迭起时，北京市委紧急下达了《关于当前选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发出压制学生竞选运动的“三点指示”。为此，北京大学的于大海、王军涛、田志立、刘娟 、刘卫、房志远、杨利川、杨百揆、易志刚、胡平、夏申、袁红冰、张曼菱、张炜、姚礼明、薛启亮等16名竞选人，于11月11日联合发表《告北大同学书》，表达了他们的共同心声：我们竞选的目的是推动人民民主运动的发展；我们认为：人民代表必须代表人民的利益，人民代表的选举必须体现人民的意愿；我们参加竞选，是为了接受人民的挑战；我们的行动是符合人民愿望的，是符合人民利益的，是合法的。

记得那天胡平要在校礼堂发表竞选演讲。我与尔晋一起，早早来到研究生宿舍，看望鼓励胡平。因他即将登台亮相，故很不轻松。那天该校礼堂座无虚席，连走道和窗台上都满是人，主席台上下全都是各种录音设备，在京的许多新闻媒体记者都到达现场。

胡平在校所有竞选人中，属比较温和、稳健的一派。因而他演讲时便遭到一些观点激进者的反对，发问质询的字条纷纷递向讲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费远等学生代表甚至愤然退出会场。但多数学生还是支持胡平的，我也对他感觉不错。

我在临回青岛时，北京国际政治系学生方觉等正在起草《出版法（草案）》，并征询我民刊可不可以代他们在社会上征集公民签名。我认为这是件促进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实事好事，便欣然答应，同时希望方觉他们能及时写出北大学生民主竞选的理论分析与情况综述的文章来，我要在自办的刊物上刊登。这对为今后民主竞选的经 验积累意义重大。为此，后来方觉在1980年12月8日给我的来信中说：“北大的民主选举已接近尾声。第一轮投票今天结束了（预选），结果尚未公布。第二轮投票（最后确定人民代表）将于本月十一日进行。选举结 果，将在今后的信中告诉您。从理论上分析民主选举的文章和对这次北大选举情况的综述，正在考虑之中。由于要读的参考书较多，要搜集的材料亦较多，所以这两篇文章的完稿日期将比过去设想的要迟一些。大约二到三个星期后才能写成定稿。一旦写成定稿，立即给你们寄去。”

我从北京回青岛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在北大学生竞选活动所做的记录，进行整理，并写出详细考察报告，发表在我与朋友们创办的《志友论坛》第二期上。

然而，到了1980年12月16日至25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政策变调，会上作出决定：采取果断措施，实行经济上进一步调整，政治上实现进一步安定的方针。邓小平在会议闭幕时说：“最近一些与非法组织有关的人物特别活跃，他们假借种种名义放肆地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这种危险的信号，应该引起全党、全国人民和全国青年的足够警惕！”“对于这种种活动的严重性，我们有些同志还没有足够的认识，因而打击不力，有时甚至放纵不管。”“因此，必须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坚决打击和分化瓦解上述各种破坏安定团结的势力。”至此，形势急转直下，1981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处理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和有关问题的指示》下达，即所谓 “九号文件”，确定要在全国清查处理“非法组织”和“非法刊物”，其总方针是：“决不允许其以任何方式活动，以任何方式印刷出版发行，达到合法化、公开化；决不允许这些非法组织、非法刊物的成员在单位之间、部门之间、地区之间串连，在组织上、行动上实现任何形式的联合。在处理过程中，要首先取得法律根据，依法取缔。如宣布取缔后仍继续秘密活动，则应对参加人员按照情节轻重，分别依法给予传讯、搜查、警告、罚款、拘留或其他必要的处分，同时通知他们的家庭和所在单位密切合作。对非法刊物、非法组织的处理，不要登报、广播。”

“九号文件”向下传达后，全国各地大批民运骨干被拘审、逮捕。我也在这次当局大镇压中身陷囹圄。也曾是那次竞选运动领军人物之一的陈子明先生，前年在寄给我他的《囹圄文集》大作自序中回忆这段历史时，对学生竞选运动的目的和作用作了很好的归纳：“第一，是支持改革路线。当时，留恋‘文革’路线的凡是派，怀念十七年传统的还原派，以及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的改革派正处于政治僵持状态，高校竞选运动的冲击，使旧的力量均势瓦解，新的政治平衡产生。第二，是锻炼一代政治新秀。当时的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年龄在25岁到40岁之间，是二十年艰难困苦筛选出来的一批先进分子，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又掌握了现代的科学知识，在校期间再受到一次民主政治的洗礼和熏陶，本人受益终身，社会也将受其影响。第三，是提高思想解放档次。在竞选运动中，各种‘固定模式型’的思想方法均受到批判，不论是斯大林主义传统模式，中国古代封建传统模式，西方文化传统模式还是东欧日本改革模式；出现与前十年截然不同的新的思想走向。第四，是推动人大制度建设。竞选运动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改革开创了先河。”

陈子明先生的上述四点总结，可谓是那次运动的一个概括性认识。然而，就是这样一次意义重大、充满希望的高校竞选运动，最终却遭到官方的打压而失败，中国至今也未实现人大代表竞选产生——这个公民普遍期待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