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一九运动”

运动诱因

“五一九运动”是“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第一次改革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苏联随即出现思想文化与政治的“解冻”。几个月后，东德爆发了有上百万人参加的抗议浪潮和罢工运动。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震惊世界。在苏共二十大的影响下，相继发生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苏维埃模式（或曰斯大林模式）的全球吸引力降至谷底，欧美国家的左派纷纷改弦易辙。“五一九”运动的参加者也受到了这股改革浪潮的影响。谢泳指出：“由于特殊的经历（林希翎曾和当时团中央书记胡耀邦的秘书谈恋爱），她有机会读到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这个报告改变了她的许多看法。

1958年，中国当局的民族政策出现了一个大转折。触发这个转折的，是1958年4月发生在十世班禅喇嘛故乡、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藏民和撒拉人暴动，史称“循化事件”。这个事件虽然只是一个地方性冲突，并且是当时诸多“反革命武装叛乱事件”中的一个，但它对后来的民族政策产生了巨大影响。

“火线入党”考

本节小标题来自封从德的文章《陈子明秦城“火线入党”考》。2007年，我曾在一个网络跟帖中写道：我在20岁的时候，对于共产党的历史功过和理论得失，已经有了与少年时截然不同的认识。但我在23岁以前，还想“混入党内”。可惜被人家揭穿，成了“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和“反革命分子”。1975年11月12日，共青团北京化工学院委员会《关于开除陈子明团籍处分的决定》称：“陈在插队期间与徐X（内蒙锡盟师范学员）一起，以交谈和写信方式，交换、散布了大量的反动观点和不满言论，形成了一系列反动谬论。

积极执行北京戒严任务的各级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官，在事后“论功行赏”时都得到了犒赏，用民众的鲜血染红了头上的官帽子。特将多年收集到的相关资料做成一份论功行赏、升官晋级的名单予以公布，留作历史的记录。当然，每个指挥官的情况不尽相同，在拙作《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的相关章节中有所说明。

1989年6月3日，解放军戒严部队奉命向天安门广场及其他戒严执勤目标挺进，对天安门广场实施清场行动。各解放军戒严部队的挺进目标和路线如下：

之所以终于提笔写毕节的李志美收听敌台被枪毙事件，有两个原因。首先，在2007年8月下旬我快要出狱时，贵州省国安厅毕节地区国安处的两个国安来到关押我的毕节地区看守所，威胁我不要与贵阳那帮人、不要与山东那个律师（指为我提供法律援助的李建强）来往，出去后不要再写反动文章，否则如果再进来，就是10年以上徒刑。他们还告诉我对我的案子已经是“仁至义尽”：你知道吗？对你的判决是很轻的，文革时期海子街那个李志美，仅仅是因为收听敌台，就被判处了死刑。我当即回答道：“我知道的，如果是文革期间，不要说4篇文章，即使是文章里的某一句话，我早都被迫害死了。不过，我今天还活着，并非你们的恩典，并非你们不欲置我于死地，而是张志新、遇罗克、林昭，包括李志美等等用鲜血为我争取到的活命。”

从成分上讲，聚集于黄联关接受“疗养”的人，大多数是农民，是因为对抗“大跃进”，反抗饥饿而被关押进来的。有的虽然戴有反革命的帽子，其实他们自己也弄不清楚为何进了牢房。这些质朴的农民，他们不懂得革命的大道理，却能从“穿衣”、“吃饭”的角度来论是非。

我们这200多人中，有一个从乐山来的周老汉，当时年近60，个头矮墩墩的，精力充沛，精神挺好。周老汉是我们这些病号中体质最好的一个。因为他有些重听，说起话来声音宏亮，滔滔不绝，加上他喜欢同人拌嘴，且性格耿直，口快心直，许多年青人常常逗他取乐。有人若想撩拔他，只要大声对他喊一声“老反革命！”，周老汉必睁圆双眼与你辩论一番。

少儿时代，我最反感我们邻县大方县的人说“红军”二字，因为大方人口语里红和黄的发音是颠倒过来的，红说黄，黄说红。因此，我奉若神明的红军在大方人的乌鸦嘴里，就成了臭名昭著的“皇军”；而我恨之入骨的皇军，在他们的臭嘴嘴里却成了“红军”。

2009年8月18日，从韩国首尔传来前总统、韩国民主运动的灵魂人物金大中与世长辞的消息。这一消息在很短的时间内传遍了世界，尤其在亚洲地区民众的内心深处翻起了无尽的思绪。对于我这个当年从媒体上亲眼见证了韩国1980年代民主化转型的人来说，金大中的离世更让我对他本人和那段历史感伤追怀。这位老人一生奋斗勇往直前九死不悔，如今才与这个世界作彻底的告别。我的脑海里浮现出电影《阿飞正传》里头那句反复出现的台词：“这世界上有一种鸟是没有脚的，它只能够一直地飞呀飞呀，飞累了就在风里面睡觉。这种鸟儿一辈子只可以下地一次，那一次就是死亡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