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司法观念的保障看成是软性保障的话，那么体制保障和机制保障则属于硬性保障的范畴，是一种看得见、可以定性定量分析的保障系统，因此相比较而言较受关注。体制保障往往涉及国家权力优化配置的敏感问题，因而应当从中国国情出发、而不是简单地从理论框架、更不是从西方语境出发，来探讨问题、研究方案。

休谟（David Hume）曾言，任何政府的统治都不可能完全建立在强力之上，都不可能无视公共舆论的力量。在通往法治的道路上，每个人都负有责任，每个人都应从自我做起，哪怕只是呼吁，也很重要。

那些被侮辱和被损害的，那些被丑化和被遗弃的，那些被憎恶的和被惩罚的，今夜，谁为你们的苦难而哭泣，谁为你们的恐惧而不安，谁又因为你们是人类的一分子而爱着你们？——谨以此文献给孙志刚，献给他定格在27岁的青春和生命。

本文是滕彪律师于2012年7月24日在美国对华援助协会举行的成立10周年典礼-论坛-颁奖仪式上所作的发言。滕彪荣获该协会颁发的“捍卫中国宗教自由和法治勇气奖”。 

公民批评屡屡引发诽谤罪公诉案件，暴露了批评权利的法律困境。为了保障公民的批评权利，应对有关规定予以严格解释，降低诽谤罪追诉的不确定性；改革司法体制，加强程序制约，防止诽谤罪的滥用。

缺乏有权威和有公信力的司法，不可能实现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用什么办法赋予司法以权威和公信力呢？世界各国普遍的经验是赋予法官以依法律规定独立行使职权的切实制度保障。这不是什么理论问题，而是人类进行社会治理的普遍经验。

那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张晶，一审被判死刑的沈阳小贩夏俊峰的妻子，辗转联络上了北京著名维权律师滕彪。滕彪在了解案情后，决定免费代理此案。于是，我们看到这个在网上流传甚广、被认为必将载入法律史册的“夏俊峰案二审辩护词”。

向法治逻辑的转型需要深刻的意识形态的转变，需要独立的社会和政治力量的崛起，需要更加漫长的文化改造。尽管如此，薄熙来的“重庆模式”的破产还是给了我们一点乐观的启示。毕竟，法治之路已经是这个古老国度走向自由与幸福的不二法门，国民对于一个合理政府的想象已经今非昔比了。

此文不是在立法层面探讨刑事诉讼制度之改良方法，也不是以法律规范为视角，探究规范之优劣。而是刑辩实战之经验总结，以实例和战术来探讨当下司法环境刑事辩护的格斗方法，属于技术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