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研究指出，中国大陆的审前羁押措施（拘留、逮捕）当前存在许多问题，包括羁押率高、超期羁押、变相羁押、违法羁押等。其中影响层面最广、改革难度最高的，或许要属居高不下的羁押率。

在中国大陆，审前羁押（在判决生效前剥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人身自由）是常态，而非例外。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审前羁押率约达90%。而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自1997年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每年逮捕人数与起诉人数之比约为90%-102%（注1），虽然2008年略有下降，捕诉百分比为83%（注2），但羁押率仍属偏高。如何适度降低羁押率，一直是致力于改革的实务工作者和学者讨论的焦点。

已逝的曹大和怎么都不会想到，他会成为一个名人，揪动着成千上万的民众的心。他的名字出现在《南方周末》、《法治日报》等多家举足轻重的媒体上，甚至漂洋过海被译成洋文让人传阅。只是，这一切都发生在他死后。这个生长在中国最底层、最卑微的农民工的死亡，触动了人们内心深处深藏着的同情和对生命蔑视的愤慨，并引出中国现有法制体制的弊端。

一

未经任何司法程序、仅由警方决定而将公民关押，长达三年甚至四年，这在任何一个现代社会里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在中国却是活生生的现实，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公民曾受此害。这就是劳动教养制度。虽然越来越多的学者、律师和各界人士强烈要求废除劳教制度，国际社会也不断呼吁中国停止劳教、遵守已加入的国际人权公约，但直到今天，劳教仍然被普遍实行。劳教所除了关押轻微违法犯罪者之外，也关押吸毒者、卖淫嫖娼人员、精神病人，而且更多地用来镇压法轮功信仰者、上访者和异议人士。

“权利”（Rights）、“人权”（Human Rights）等概念，在全球化的今日，已普遍进入到各个国家中，甚至成了各地社会行动者最常使用的改革诉求概念。劳动权利、政治权利、环境权利、消费权利等概念，近20年来以全球为范围大行其道，对于中国，同样也是如此。在中国，社会改革团体多半被称为“维权团体”，社会改革律师被称为“维权律师”，可见“权利概念”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

“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拘禁或放逐。”——《世界人权宣言》第九条。

 “人人有权享有人身自由和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或拘禁。除非依照法律所确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九条第一款。

一、人民“不受任意拘禁”之权利

无可否认的，一国政府为了维护公共秩序和国家利益，必须依该国法律才可处罚、拘禁其人民。人民的基本权利自由应当受到法律保护。“不被任意拘禁”之原则为国际惯例所公认之普世标准。该原则清楚地表明，国家行使拘禁人民之权力有其界限，不能逾越，侵害人民基本的人身自由。

国家权力和人民权利之界限何在？一国政府如要剥夺人民的人身自由，必须遵守该国宪法、相关法律确定之依据和程序，不得任意为之，此外也必须遵守国际法之人权标准，例如政府不得因人民和平行使权利自由而拘禁之。换言之，对人民的拘禁，如果没有法律依据、不遵从法律程序、或是违反国际人权法律者，均属国际法所称之“任意拘禁（拘留）”（arbitrary detention），不仅为国际法律所禁止，也违反中国宪法保障人民基本权利自由之规定。

北京著名的NGO组织——“北京公盟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公盟），近日突遭北京市税务部门高达142万元的处罚。与此同时，北京市民政局还将“公盟”创办的法律研究中心以未经登记注册为名予以取缔，并派人查抄了“公盟”的办公室，抄走大批财产和物品。这个公权力向民间组织开刀的经典案例，已经成为当今中国一个特别具有标识性的政治事件。

近年来，世界各国正在发生一种深刻的、而且是极其重要的社会结构性变革，被舆论称之为“全球结社革命”，即国家和市场以外大范围的社会机构风靡全球，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不可替代的社会作用。这些机构被冠以“非营利的”、“自愿性的”、“第三的”或“独立的”部门，包括政党、媒体、维权联盟、利益集团、监督群体等成千上万的环保组织、劳工组织、人权组织、反腐败组织、职业协会等等，这些非营利部门构成了所谓的“公民社会”。正是由于“公民社会”的迅猛发展，使国家的官权与民权冲突得到了有效缓解。

“尽管各国提供了法律保障，许多国际文件也力图维护其独立性，但各地区的律师、法官、检察官和法庭官员都经常受到压力、骚扰和威胁，他们只因为做份内工作，就可能遭到强迫失踪、暗杀或法外处决。”——引自联合国法官和律师独立性问题特别报告员Leandro Despouy，2007年度报告。

今年中国的维权律师面临着比以往更艰巨的挑战，有近20位维权律师因未能通过今年的律师“年度考核”而无法执业。维权律师从今年以来，不断受到更加严重的骚扰、软禁、讯问、绑架、殴打和非法监禁，甚至失踪。维权律师的困境，显示中国的法治环境的恶化。律师是守护法治的前线工作者，当律师都自身难保时，如何能期待他们保护国家法律和人民的司法权利？

虽然中国2007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明令保障律师的人身自由和执业权利，但实际上中国律师对以上非法侵害之行为，难以通过法律捍卫自己的权利。因此，当国内救济途径效果不彰时，国内人士可以考虑诉诸于国际社会，借由普世性的国际人权准则和人权机构，进行申诉，比如陈述中国律师遭受的不法侵害，揭示妨碍法制建设的制度性问题，以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通过国际社会的协助，
推动中国的改变。

这是一起因户外广告引发的连环诉讼案，发生在宁波，源起于政府对民营企业乱收费、乱拆广告牌、乱抓人，在中国大陆被媒体称为“全国首例户外广告行政官司”。

宁波海王星装饰园林广告有限公司是浙江省奉化市的一家民营企业，为了在经营范围内发布户外广告，该公司向当地政府有关部门递交了无数次的申请报告。结果提了5次行政复议，打了13场行政官司，历时4年，至今尚未最终了结。虽政府部门被判行政违法，但问题至今仍未解决，故事还在继续发生，企业面临沉重压力。官员们为捍卫“政府形象”，固守着官官相护、欺上瞒下、与民争利的自我逻辑，采取“顶住”、“拖着”的惯用手段对付企业合理合法的诉求和抗争，疏通层层关系干预法院判决。民营企业为维权百折不挠，勇打行政官司，以维权的实际行动给政府上了多堂“法制教育”课。该公司自2005年与当地政府较上劲后一直诉讼不断，至今已提起18场诉讼和行政复议，被告均为政府部门，其中有5场诉讼海王星已经获胜，政府部门做出赔礼道歉和赔偿，国家赔偿诉讼目前也在执行中。